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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另一个层面上来说，张维可谓一个精神界的“寻路者”。“寻路”主题一直是现当代文学作家关注的焦点，由五四时期知识者寻求个性解放的道路，到30、40年代革命者寻求社会解放的革命道路，再到80、90年代物欲横流的现实下有识之士寻求精神发展之路。这一主题的发展不仅显示了历来知识者的心灵轨迹，也暗合了中国人在20世纪的精神发展的轨迹。这类小说的一个共同点即是描写人物的孤独与叛逆。他们都因行为和思想的“异乎常人”而成为众人睥睨的对象，他们几乎有一个命定的结局：发疯或死亡，这样的身份标识使悲剧结局成为“寻路者”的宿命，如鲁迅小说中的狂人亦或魏连殳，茅盾《蚀》三部曲中的诸多知识者。徐兆寿的《非常情爱》在这一点上有所突破，他脱开了已经定型化的叙述模式，而以主人公张维迷途知返的迥异结局拓展论“寻路小说”的领域，结局的转变显示了新时代作家于思维层面的变化。随着科学、物质的发展以及“同一性世界”的构想，时人的眼界更为开阔，思维更为多元化，多维度的意义世界给了人们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也赋予了人们更多的希望，因此 ，死亡或发疯这一道路已不再具有典范性，尼采或海子的精神激励着人们，但其选择也频遭质疑，作家以张维的结局显示了这一质疑，表达了新世纪的另一种声音。
张维虽然是以诗歌成名，然而其真正的精神支撑却是哲学，他是“思索者”，“形而上”构成了他存在的主要方式。然而在物质的社会现实中，张维的尴尬是明显的，他遭遇着各种精神的磨难，对于他而言，人生处处皆战场，烽火之后是硝烟。这尴尬首先表现在情感上。张维与爱情一次次邂逅，然而人们所爱的是其双眸中透露出的忧伤，以及那份孑立的孤傲，他如忧伤的王子吸引着人们的爱与怜惜，但没有人能够读懂他忧伤、深邃目光后的那份神圣与悲悯，没有人懂得他对人类以及生命的敬畏与爱恋。爱情之泉无法浸润张维眼中荒芜的世界，反而以其易变和脆弱蛀蚀着张维的心。吴亚子是他深爱的女子，然而在物质与精神的天平上，她与张维却各执一端，无论怎样努力，张维精神的砝码都无法承载物质的锈蚀。因此，在与吴亚子的情感纠葛中，“拯救爱情”是他唯一的行动，他以种种努力试图引领吴亚子皈依精神，然而这使“她觉得他们是难以再在一起生活了”。吴亚子“是一个注重现实的女人，虽然也时时刻刻有浪漫的念头和幻想，但她越来越觉得自己是被夸张了，被张维篡改了”，她的“固执”把张维的爱情推向了绝望；与此同时，张维的信念也被推向了深渊。当张维以爱情的绝望遮蔽世间的善与美时，“恨”成为他在求索道路上的主导动力。他开始以二元对立项分割这个世界：在其精神大纛指引下前进的人被划为同志，而那些与其背道而驰者则成为敌人。阵营的确立使张维更加孤独，也使其行动与思维也更为绝决和偏执。或许由于张维的精神世界已经为诗歌“纯化”，他拒斥任何物质的世界。然而张维同样面临悖论：做物质的奴隶还是物质的主人，当他为人类树立精神坐标时注定要把自己推向尴尬，纯然的精神境界只能是一种理性，理想毕竟建筑在现实的土壤上，脱离的现实的土壤无异于“拔着头发想要离开地球”，“恨”使人清醒，“恨”也让人盲目。
在与巫丽的恋爱中，张维更深切地洞透了深渊中的黑暗——精神无力拯救爱情，欲望却以弥天的气势吞噬着精神，张维开始以思想与行动的决绝自我拯救。而在穆洁那里，素养的相近使张维的哲学之思有了停靠的港湾，但它同样没有经受住世俗的风浪，哲学曾使他们并肩，也最终使他们走向对立的阵营。因此，对于张维而言，爱情总与其追问生命的哲学有一种暧昧不明的关系，而每一次爱而不得都将张维推向更绝望也更决绝的境地。在此，我们可以发现徐兆寿之所谓缠绕于张维的爱情中叙述思想的原因，作家不过希望以“情爱”的“非常”呼应“思索”的艰难，勾勒张维的精神轨迹。应该说，作家是一个浪漫主义者，他珍视张维“思之勇气”与坚执，使主人公在爱欲中成长。在张维的情感历程中，无论吴亚子还是穆洁，他们都被张维的二元对立观分裂，爱与恨总是对决而激烈的。但作家没有掐灭生命中所有的希望，而卢小月正是诗人于黑夜中摸索时出现的微光。张维与卢小月的情感，可谓纯净，无恨亦无欲，当张维捧着卢小月纯净的脸庞时，他所看到的是“美”与“善”——这是他的世界中不曾出现的辞藻，此时的张维走下了英雄的圣坛，回到人间。世界由此脱开了黑白二色而呈现为五彩缤纷，被遮蔽的现实也逐渐显露出多样的面孔，一切在张维的眼中鲜活起来。当然，张维对“美善”世界的接受并不意味着认同，他的退守意在超越。回到人间，体味人间冷暖，才能真正明了人的本质、世界的本质，不再以虚妄来抗拒虚无，而在精神求索的道路上也才能走得更为踏实，理想才不会渺茫。
作为诗人，张维是受众人瞩目的，然而他两次退学、两次自杀、与校长、导师之间的据理力争等“传奇”经历，将张维推离了现实世界，和他所探讨的灵魂问题一起，成就着世俗的想象，因此，张维现实“光芒”的虚假性遮蔽了他哲学上的求真的“光芒”，因此张维的痛苦除了求而不得之外，更多是不被理解的苦楚。在莫亚所举办的《非诗》讨论会上，曾经并肩的战友如今已陌然，任何狞戾的叫喊也阻挡不住他们纷纷离去的脚步，诗歌在后现代主义的冠冕下，以虚无对抗物质世界，以调侃宣示绝望，但张维的愤然离去折射出他的孤独。“确认了世界的空虚，只是问题的开始。人必须找到的是世界的意义，而非世界的空虚。如果因为世界的本相即虚无就否弃对现世意义的要求，无异于肯定现世的虚妄就是意义，世界之外的价值无法透入到这个世界”。＇2＇后现代主义诗歌正是以意义的放逐来抵制世界的虚无，这与传统诗歌虽则看似背道而驰，然而在本质上他们没有违背“诗性”这一根本，无论俗雅，皆成文章。然而，在精神的战场上，膜拜在哲学脚下的张维不容许诗歌以任何方式退却，即使形式上的退却，也被认为背上叛逃者的罪名。哲学信念的支撑赋予了张维力量，他始终以投枪标示自己不屈的精神界战士的身份，如张维在诗中所言“我，一个执意朝圣的人/向西，向西，再向西/人类命途暂短，而我路途遥遥/我，一个盗火贼/一个众神诅咒的人/今天终于发现/我还是一个众人遗弃的孤儿/不需要支援，只需要战斗/我，一个彻底的敌人/向着我所曾经爱过的人间/投下愤怒的火/我不需要支援/我只要死”，这一精神如西绪弗斯接受的推石惩罚，无论前面是绝望还是虚无，他用双脚所丈量过的土地彰显着意义。
在没有了爱，也没有了诗之后，张维的哲学更为纯净，他试图以绝世之作拯救人类，拯救世界，这份狂傲和披荆斩棘的勇气让人依稀感受到了尼采的气息，他们有着共同的身份：“英雄”。英雄在此是指精神的斗士，具有敢为天下先的气魄和勇力。尼采敢于打破上帝这一偶像，张维敢于为精神导师易敏之的冤屈而与导师、校长进行无畏的斗争。然而不同的是，尼采在打碎了上帝这一偶像之后，他塑造了“超人”，但他并没有寻找到其所追求的意义，意义藏在宇宙的某个角落嘲笑着尼采的“无用功”，因此，尼采疯了。而曾经以尼采自诩的张维在历经了各种精神磨难后，终于体味到了荒谬。他曾把自己看作拯救者，然而滑稽和悖谬的是他的自我救赎无形中成就了拜金主义者任世雄的敛财梦。在虚无中，他恍然置身迷宫所有的记忆、身份、行为重重叠叠，让人难分彼此。在几近疯狂，众叛亲离，精神偶像消陨之后，张维将绝世之作焚毁在导师墓前，这既是对导师的祭奠，也是对自己前半生的祭奠。半梦半醒之间月光的一线微亮，渐清渐亮。尼采在火焰中化为灰烬，余温只能温存张维的回忆。真正走出精神的绝境回到人间时，张维惊奇地发现欲望的无所不在，物欲像鬼魅一样附着在曾经被自己遗忘的影子中，而阳光道出了这一现实。“他多么希望跟他们一样，平常，有简单的物欲，是的，人应该有适当的物欲，过去他可没想到会有一天连自己都承认人应该这样。他在自己学生的身上，常常发现过去的自己。他原谅了，宽容了。”
当一路跌跌撞撞，日暮途穷，没有见到预期的风景，反而有了意外的收获，“尘世中没有什么我想占有/我知道没有人值得我去妒忌/无论遭受了怎样的不幸，我都已忘记/……/我的身体里没有疼痛/直起腰，我看见蓝色的海和白帆”，真可谓满目凄凉处一枝红梅独放，再萧瑟的寒冬都因之而具有了生气，而生气就代表着希望。走出绝望，唤回希望，由“非常”而至“平淡”，或许才是真正的“思者”应走的道路。
注释：
＇1＇。转引自曹文轩。20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358
＇2＇。刘小枫。拯救与逍遥。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51
关于本书拯救灵魂之狂
赵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