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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1931—1939年幸福、自由与责任
新人脸上毫无喜悦之情，背后隐藏着真正的焦虑。空中邮局及其分支——阿根廷空中邮局的业务扩张速度过快，使得公司就在婚礼举行前几天濒临破产边缘，安东是否能保住饭碗还是未知数。公司刚传出危机之后十天，安东与康苏罗正好在尼斯市政厅正式结婚。
航空公司的老板名叫摩里斯·布耶卢－拉丰（Maurice BouillouxLafont），他在南美洲发了一笔大财，但是投资失败的结果使他赔上了事业。接下来几个月里，政治角力、公司内讧以及多拉被乱扣帽子遭到解雇之事，诸多原因造成新航线开拓先锋的美丽光环黯然失色。
圣埃克苏佩里夫妇在希米兹度蜜月，但惬意的生活很快就会结束。空中邮局的丑闻爆发之时，安东正接受飞行任务，准备前往北非卡萨布兰卡艾蒂安港运载邮件。安东告诉母亲，他自愿回到非洲工作，因为康苏罗患有严重气喘，住在干燥地区或许能舒缓她的病情。
1931年圣诞节，安东返回阿盖与家人欢度佳节。这段时间，安东置身事外，不卷入公司的是非，专心搜集《风沙星辰》的新资料。有段故事是：安东的飞机越过沙漠上空时，感觉“摆脱尘世的束缚”。飞机在夜间往北飞越里欧狄欧罗，他的无线电操作员雅克·内里（Jacques Neri）接收到错误讯息，误判了飞机位置。当燃油用尽，两人焦急地等待沙漠基地的指引，但是四周万籁俱寂。好不容易卡萨布兰卡基地才紧急呼叫，一位政府官员表示，安东距离油井太近，回航后将遭到惩戒。
在《风沙星辰》中可以看出，安东极为鄙视迂腐、颟顸的官僚，因为是他们搞垮了空中邮局，迫使公司最终在1933年与其他同行合并，组成法国航空公司。同样在这一年，安东飞行的巴塔哥尼亚航线也已关闭。
安东与内里的历险故事固然引人入胜，但却丝毫不涉及妻子寝食难安、心焦如焚地等待飞机返航的复杂情绪，然而这是《夜航》的主题。主角法比安（Fabien）最后意外身亡，他才结婚六个星期。那一天，他的年轻妻子安排了烛光晚餐，准备迎接丈夫回家。她迫不及待打电话给李维耶，询问法比安是否安全降落。李维耶被问得不耐烦，只回了一句：“飞行员的母亲与妻子不得进入作业区。”作者以这句话来揣摩飞行员家属精神上所受到的折磨。
李维耶以法比安的妻子为敌，因为“她以自我为中心，为自己的小小天地设下种种权利与义务”。但是，李维耶却无法反驳法比安的妻子。他说，法比安妻子所言“句句蕴含真理”。李维耶试着为自己辩解，但是她充耳不闻。“她用力敲打墙壁，双手满是淤伤，整个人几乎倒在他的脚边。”
安东从不在作品中叙述他如何面对康苏罗的焦虑，尤其是在她移居卡萨布兰卡之后。与其他飞行员的妻子一样，她每天总是引颈企盼夫婿返航。卡萨布兰卡航线采用拉泰科埃尔26型飞机，因此安全性提升了不少，更何况此时阿拉伯游击队已较少攻击飞机，但是沙暴、引擎失灵、坠机、俘虏等危机事件仍时有所闻。无线电操作员内里以及另外两位飞行员不久之前在沙漠中迫降，随后立刻被游牧民族俘虏。
女眷们不仅担心飞行员在外的人身安全——因为大部分的飞机都在傍晚起飞，换句话说，飞行员往往在夜间执行长途飞行任务——另外，公司还要求飞行员增加飞行时数、缩短着地加油的时间。飞行员们往往连飞数日才能返家，回家时总是疲惫不堪。对康苏罗而言，等待安东返航是一种折磨，而在摩洛哥待上几个星期一定也不好受。安东觉得卡萨布兰卡的气氛让他窒息；为了安东，康苏罗也放弃了她在巴黎自在、风雅的生活。安东厌恶法国人在卡萨布兰卡营造的虚浮社交生活，然而，安东却时常不在身边，当地的法国圈子于是成了康苏罗惟一的心灵寄托。
路易丝·维尔莫兰当年离开安东的理由，成为康苏罗必须面对的现实：在安东心目中，爱情的地位总是排在飞行的狂热之后。如果住在阿根廷，日子可能比较好过，因为大家都说西班牙语。但是在卡萨布兰卡，康苏罗却是不折不扣的外人——被困于骄傲的法国人与排外的阿拉伯人之间，她只能在夹缝中求生存。
安东不在身边做伴，对于康苏罗也是另一种形态的束缚，这种折磨远超过他在她身边时霸道的作风。康苏罗无时无刻不在想：嫁给飞行员除了吃苦不说，还得担心濒临破产的公司无法付薪水，惟一的心灵慰藉是安东文情并茂的家书。安东奉命前往沙漠基地执行任务时，总会写信给人在卡萨布兰卡或法国的康苏罗。安东写的信件数量庞大，同事们常常拿这一点来开玩笑。有时候航班表必须稍微调整，以确保安东的信不被遗漏。
安东的文笔极佳，使得康苏罗充满希望，以为安东准备退出飞行生涯，全心投入写作事业。12月4日，安东在朱比角降落时突然得到讯息：《夜航》获颁1931年度女性文学大奖“费米纳”文学奖（Prix Fémina），这是由清一色女性评审委员会颁出的大奖，能够获此殊荣的作家都是文坛明星。后来公司特准安东回国领奖，条件是他必须从朱比角运载邮件回图卢兹。
经过20小时的飞行，安东终于抵达法国，他的仪表完全符合“与大自然搏斗的资深飞行员”这个形象：他满脸胡碴、被引擎黑烟熏得灰头土脸，一身装束又脏又破。另外，他裹着一件旧雨衣，腰间系上带子，显得非常不协调。安东赶忙向基地报告飞行状况后，换上皱巴巴的西装，搭火车前往巴黎，下榻吕泰蒂亚旅社（Htel Lutétia）。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只能用飞行术语来比喻：安东的写作生涯正攀向高峰，眼看即将在文坛打响名号，但是他的感情生活却宛如“空中气旋”，将他打入了痛苦深渊。此时，安东心中苦闷的程度可比五年前推销卡车之时事与愿违的无奈心情。出版《夜航》为他的生活带来很大痛苦，使他不再继续写小说。空中邮局的同事对于出书不表支持，让他震惊不已、伤透了心。同事们的反应让安东觉得，撰写同事的英雄事迹仿佛是一种犯罪行为。
尽管安东确实对于批评过分敏感，但是他的震惊是可以理解的。
许多同事对他非常感冒，这时候频频翻旧账，他在朱比角与拉丁美洲的种种作为逐渐浮出台面。由于公司内部出现人事纠葛，员工们分成两派，一派拥护多拉，一派反对多拉。《夜航》问世后，大家都知道安东属于哪个阵营。后来安东、梅尔莫兹和吉约梅公开要求公司让多拉重返工作岗位。
不知是出于妒忌还是对过去耿耿于怀，有些空中邮局的飞行员与地勤人员联合起来指责安东，说他假惺惺、爱作秀，利用别人的经历往自己脸上贴金。但也有同人联袂拥护安东，梅尔莫兹甚至拍发电报，表示他对于安东的才华终于获得肯定感到欣慰，而且他认为安东的未来应该更光明。
吉约梅人在南美洲，安东却无意与他联络，因为他害怕好友的反应令他失望。一直等到吉约梅请假回法国时，安东才提笔写信给他。安东似乎非常焦虑。他告诉吉约梅，他被同生共死的伙伴唾弃，只因他写了一本“不吉利的书”。他拜托吉约梅不要泼他冷水。安东不断自责，表示自己不该写下《夜航》。他恳求吉约梅在巴黎寓所留宿，以便两人能够促膝长谈。
吉约梅是个实事求是的人，没什么想像力。看到安东的信之后，他一定非常纳闷，不知道安东为何小题大做。吉约梅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读过《夜航》的原稿，但他没有发表任何意见。不过他特别说到，法比安之死的结局令妻子诺埃勒伤心落泪。
安东与吉约梅情同手足，吉约梅从未反对安东出版《夜航》。1932年8月，安东第三度奉派西非。随后吉约梅改调卡萨布兰卡服务。至此，两人的感情始终如一。有一回，吉约梅执勤时碰上沙暴，下落不明。安东什么也没告诉诺埃勒，只带她去看电影。安东每隔半个钟头偷溜出来打听最新消息，一直等到吉约梅的飞机安全降落，他才通知诺埃勒。这次意外让安东感受到每位飞行员妻子所承受的巨大心理压力。安东的神经紧张是出了名的，尤其是康苏罗约会迟到时，他很容易胡思乱想。尽管如此，他从未想过放弃飞行事业。
《夜航》成为20世纪最受欢迎的法国文学名著之一。然而在安东身后却出现了不少争议，许多人对他歌颂服从、负责不以为然。多拉也否认他本身就是主角李维耶的化身。《夜航》出版后不久，有些书评家发现李维耶简直是独裁者，甚至活像法西斯分子。
二次大战爆发，盲目服从命令、严格遵守教条等冷酷、不通人情的理念受到了质疑。法国人错将希望寄托在维希政府，维希政府主张人治胜过法治，因此许多人不能接受纪德对于《夜航》中心思想的诠释。纪德说，安东强调的重点是：“自由不能带来幸福，惟有负起责任才是获得幸福的不二法门。”许多法国人受到这种思想的感召，纷纷支持德军。
第二部分 1931—1939年圣摩里斯的末日
安东以绝佳文品获得大奖。一直到1932年2月中，安东才有时间休假，到巴黎、蔚蓝海岸、圣摩里斯等地游览。此时，追求安定未来的美梦已成为泡影。空中邮局接二连三发生危机，财务困难、失去政治靠山等坏消息不断传出。安东在公司里的朋友不少，但树敌也不少。他不得不接受安排，改飞往返马赛与阿尔及尔的航线，有时候甚至屈居副手。
安东在2月中接下这份工作。四个月后，他请假帮母亲搬家，从圣摩里斯搬到坎城。圣摩里斯城堡已经转售给里昂市议会作为寄宿学校，其他土地则由母亲赠予佃农。
在康苏罗的陪伴下，安东回到老家。城堡内的家具全搬到街上准备拍卖，此情此景令人鼻酸。连续两个周日举行拍卖会，中介商与一般买主东挑西捡，安东童年时代的纪念品就这样在喊价声中，一件件落入外人之手。拍卖会告一段落之后，只留下笨重的碗橱、餐桌、餐厅椅子、吊灯，以及走廊上四只用来装玩具的长型木箱。
许多村民终于有机会见到康苏罗。圣摩里斯有许多小酒馆，平时很少有妇女在此出入，除非是来催促流连忘返的先生回家。玛赛勒·勒芬（Marcelle Lefin）曾是玛丽训练的教堂合唱团成员，她记得康苏罗走进她父亲的酒吧时，其他客人吃惊的神情。康苏罗若无其事地走进酒吧，手上拿着香烟。玛赛勒说：“康苏罗一边看报纸，一边点了一份茴香酒，在吧台喝酒，和其他工人没什么两样。”
空中邮局的丑闻满天飞，公司内部的气氛相当诡异。安东不想马上回图卢兹报到，于是故意拖延时间，最后公司命令他在三个星期内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