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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真正意义上志同道合的朋友，即便有这样的想法，恐怕也是高尔基个人的一厢情愿。他们两人对文学创作本质的理解从交往之初就表现得不尽相同，他们甚至从来就没有“志同”过，至于“道合”更是无从谈起，只不过高尔基在安德列耶夫走上文坛的初期曾给予他重大的帮助，可是安德列耶夫骨子里从来就不是高尔基所期望的类型。从这个角度看，他们的交往从开始就注定了以后分手的结局。
其次，高尔基一厢情愿式的培养模式并不适合安德列耶夫。应该说高尔基是十分珍惜人才的，当他最早发现安德列耶夫时，他认为自己发现了一块璞玉，便急切地想把它雕琢成自己喜欢的模样，因而便大力扶植安德列耶夫走向文坛顶峰。不过高尔基忽略了安德列耶夫的主观能动性，他竭力培养的未来新人并没有按照既定的道路和方向发展，相反在
渐渐走向成熟之时，安德列耶夫开始慢慢摆脱高尔基的影响，进而走向独立。这块璞玉最终没有被雕成一件令高尔基可心的玉器，反而转变成为一块“顽劣之石”，表现出独特的个性和风貌。在一定意义上说，安德列耶夫最终没有同高尔基走到一起，恰恰说明了他在创作方面的天才，说明他不是一个平庸之辈，没有受高尔基过多的影响，而是坚持了自己的道路，拓展了自己的才华发展空间。我们如今看到的安德列耶夫是他本应成为的模样，我们完全为此而感到庆幸。
再次，高尔基与安德列耶夫的性格存在明显的差异。高尔基喜动，安德列耶夫喜静；高尔基的社会交往活动丰富，安德列耶夫却对这样的活动十分反感；高尔基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始终体现在自己的作品中，安德列耶夫从来没有从阴郁悲观的人生体验中解脱出来。两位作家不同的性格特征和人生观形成来自于他们不同的个人成长经历：高尔基从小就“在人间”这所“大学”里磨炼，他所经历的一切使得他的世界观更接近现实，丰富的阅历对高尔基来说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安德列耶夫缺少高尔基那样丰富的阅历，过分敏感和内向的性格使得安德列耶夫的神经非常脆弱，任何生活的不幸和挫折对他都不啻为巨大的打击。两人迥异的性格和人生态度决定了两人看问题的角度也不尽相同：高尔基总是关注乐观向上的一面，而安德列耶夫总是发现问题的阴暗面，用悲观的镜片去过滤一切。
最后，也是最不容忽视的一个问题，两人的交往和分歧已经不是他们个人之间的问题，他们的交往或多或少地被时代赋予了一种更为复杂的社会层面的意义。透过现象看本质，两人的争论实质上折射了当时文坛上两个流派之间的分歧，关于这一点，安德列耶夫似乎有更深刻的认识，1912年春，他在给高尔基的信中曾这样写道：“……我们两人分别代表了两股知名的社会力量，我们的友谊或者说敌视关系已经超出了个人好恶的界限……”在这里，安德列耶夫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了他和高尔基之间关系的复杂性，处在两个潮流或者说两个阵营矛盾漩涡的两位友人无法摆脱、也无法做到超然，尽管两人都不愿意把他们之间的个人友谊搀杂进更多的社会内容，然而，他们对这种发展变化无能为力，这也是两人交往的悲剧所在。
其实，我们站在现代人的眼光重新审视他们两人的交往，并且尽可能回避一些敏感的社会意识形态等问题，仅仅从作家的交往和个人恩怨来看这场纷争，似乎更能得出真实的结论。我们很难说他们两人谁对谁错，两人似乎都有自己的理由，似乎都在这场争论中很受伤。其实，姑且不妨换个角度思考，回顾过去，他们两人应该都不会为曾经的友谊和恩怨而悔恨，对他们来说，重要的是经历过了，至于结论不妨就此放过，就让它成为历史也未尝不可。但有一点不能否认，高尔基与安德列耶夫的这段交往丰富了20世纪初俄罗斯文学发展的内容，安德列耶夫跟高尔基一样，也会被列入20世纪俄罗斯经典作家的行列之中。这也许是我们如今所能得出的最客观的结论。
（李建刚：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俄语系讲师，邮政编码：250100）
作家巴别尔的趣事
孙 越
选自Л。斯拉维纳、К。巴乌斯多夫斯基、И。爱伦堡、И。凯赫特、О。萨维奇、Г。蒙布里特、А。纽伦堡、К。廖文、Т。斯塔赫、В。施科罗夫斯基、В。贝尔科夫、С。格罗万尼夫斯基、Т。德斯、А。Н。比洛施科娃等人回忆巴别尔的文章。
巴别尔醉酒
有一次，巴别尔喝醉了。
巴别尔不是酒鬼，但是，一般来说，想灌醉他也不容易。只有俄罗斯著名诗人叶赛宁在自己的婚礼上把巴别尔灌醉了。天色将明，巴别尔才起身回家。但是他随身没带护照，也没有其他证明（直到今天俄罗斯还有这样的法律，行人在路上必须随身携带护照备查）。关于叶赛宁的婚礼，他后来什么都不记得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他说他这辈子也忘不了，那就是：当天晚上，叶赛宁是如何充满激情吟诵自己美妙绝伦的诗歌。于是，俄罗斯文坛开始流传这样一个段子：鬈发碧眼的叶赛宁＋他美妙绝伦的诗歌＋醇厚热烈的伏特加＝惟一可以控制巴别尔的良方。
巴别尔和莫泊桑
巴别尔非常喜欢莫泊桑，用他自己的话说，“莫泊桑”这三个字是对人能力的肯定和最高的褒扬，这三个字无论对作家、演员还是鞋匠都一样。巴别尔的法语讲得非常好，他多次到过巴黎，在那里造访过莫泊桑最后的故居。他喜欢跟人说起那房子里留下的发蜡和咖啡的味道，他说，“那里的太阳暖洋洋的，就像带花边的玫瑰红的灯罩，就像高级交际花的内裤。”他在自己的一篇小说的结尾这样写道：“我们敖德萨不会出自己的基普林格。我们是热爱和平和生活的人。但是我们会出自己的莫泊桑。因为，我们有辽阔的海洋，有太阳和美丽的女人以及可供思考的食物。我向您保证将会出莫泊桑……”
巴别尔遭遇“以貌取人”
巴别尔的外表完全不像作家，这经常引起陌生人的怀疑。他在随笔《开端》中讲道，他第一次到彼得堡的时候（那时他22岁），租了一个工程师的房子住。工程师仔细端详了他一下，吩咐管家锁上从巴别尔房间通向厨房的门，并从客厅里拿走了皮大衣和靴子。20年以后，巴别尔租了巴黎居民区一位法国妇人的房子，房东整夜把他锁在房子里面——生怕他抢劫她。
有一次，巴别尔去法国巴黎，高尔基请他交给著名的歌唱家沙里亚宾一封信，并且让他从沙里亚宾那里带回一只贵重的花瓶。谁知道，他们见面时，沙里亚宾根本不信任巴别尔。他把巴别尔带来的信和高尔基给他写的其他信件对照半天，想证实高尔基的笔迹。最终，沙里亚宾叹了一口气，捧着那件具有感染力的艺术品——花瓶，突然凝视了巴别尔几秒钟，问道：“听着，您该不会是敖德萨人吧？”“是敖德萨人呀，”巴别尔说。“哈哈！”沙里亚宾突然大笑一声说，“您觉得，我会相信您吗？”说完，他小心翼翼地将花瓶藏进柜橱，将巴别尔送出大门。
巴别尔和预付稿酬
由于各种原因，巴别尔在20世纪30年代写得很少，书出版得就更少。他总得做点什么来维持窘迫的生活，可他又没有别的职业。于是，他经常去出版社靠跟编辑们做书稿策划来挣钱，出版社也乐意给他预付一笔可观的稿酬，因为他那时已经是个很有名的作家了。但是，有一次，一家出版社突然反悔了，他们给巴别尔发了一封电报：“请退还拿走的预付稿酬。” 巴别尔则发了一封简洁的电报答复，电文如下：“来信收到，大笑半天，钱我没寄。”
巴别尔和托尔斯泰
一年秋天，一个作家代表团突然光临托尔斯泰的故居雅斯纳亚·波里亚纳。巴别尔等人奉陪。一间古老房子里的几张长桌上面摆满了食物。在客人的背后一些老人在轻轻地走动，他们当中就有当年曾经服侍过托尔斯泰的仆人。一位老人拿着伏特加酒，给巴别尔和文学批评家施科罗夫斯基频繁加酒。施科罗夫斯基用手捂住酒杯，问道：“为什么老给我们加？”“伯爵大人有令。”“哪个伯爵？”老人悄悄地说：“就是托尔斯泰伯爵。” 巴别尔问：“什么命令？”老人说：“伯爵的命令说，倒酒要听声，声音要均匀：什么地方没有人讲话就要去倒酒，什么地方有人讲话就等一等，这样才能听到均匀的声音。”
巴别尔不看卢浮宫
1927年的秋天，巴别尔在巴黎和一个朋友说好去参观卢浮宫。但是，朋友按照约定时间来到卢浮宫乔孔德大厅的时候，没有等到巴别尔。第二天，巴别尔写了一封道歉信：“亲爱的朋友，请原谅我不守约，对议会制无法克制的渴望让我突然间不能自控，我去了乔孔德大厅，直接进了议员馆。我并不后悔这么做。这些能说会道的法国人都是些什么人呀！我们见面的时候再细谈，问候夫人。您的伊·巴别尔。”第二次，他们约好在另外一个大厅见面。巴别尔还是没有去，事后他解释说，在去卢浮宫的路上，他在商店的橱窗里见到了新款的汽车。“论漂亮，”他说，“论色彩和形象设计它们都不比你们的乔孔德和维涅拉·米洛斯卡娅差。真是太美了！然后我又在橱窗里发现了钻石。橱窗里摆着一粒粒太阳碎片！一句话，在这些橱窗里比博物馆里有更多现代色彩的东西。”
巴别尔编造“人妖”
20年代中期，美国舞蹈家邓肯到敖德萨巡回演出。有天晚上，巴别尔和一些俄罗斯作家、画家在伦敦饭店为这个著名的舞蹈家举行了小范围的庆祝活动，一位朋友的妻子也想来参加这个活动，可是邓肯不想让女人参加这样的见面会，说服邓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巴别尔最终还是说服了她。邓肯极富韵律的舞蹈给朋友的妻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事后，她特别想知道，巴别尔用什么理由说服邓肯让她参加见面会。巴别尔说，他告诉邓肯，这个朋友的妻子不是个普通姑娘，而是敖德萨著名的人妖，也是邓肯狂热的崇拜者。
巴别尔惟一喜欢的照片
巴别尔不喜欢照相，但是也有例外：德斯就曾经成功地说服了巴别尔摆姿势照相。巴别尔的这张照片非常引人注目：他微微眯起的眼睛注视着只有他自己才能看到的某一件东西，在丰满的嘴唇的两侧隐约流露出冷笑。整个面孔浮现出调皮的神情，其中却充满了智慧、幽默、嘲讽、不知疲倦的好奇和对生活的浓厚兴趣。据说，巴别尔见到照片后，沉思片刻，然后掏出笔来——是一支黑色的派克笔，在照片背面写道：“我的一生是在和这个人的斗争中度过的。”
巴别尔在家
比洛什科娃是巴别尔的第二任妻子，她一上班就把女儿留给巴别尔，她是莫斯科的一位地铁工程师，而巴别尔是不用上班的。她经常从办公室打电话到家里问：“情况怎么样？”巴别尔就说：“家里一切都好，就是孩子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