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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挝杼ㄉ媳硐值眉钤荆驳铝幸蛞豢家采钍芨叨挠跋欤渭恿松缁崦裰鞯车囊恍┗疃�1905年2月9日，安德列耶夫把自己在莫斯科的寓所提供给社会民主党人开会，他因此也被逮捕入狱。
应该说，1905年前后高尔基与安德列耶夫的交往还是比较和谐的，两人在许多问题上最终能够取得相互理解与信任，这主要得益于安德列耶夫对高尔基的尊敬与服从上，他在许多问题上都对高尔基言听计从，使得他们两人的初期交往相对非常平稳，隐藏的矛盾也被表面的友谊所掩盖。然而，安德列耶夫思想的变化还是反映在他的创作中，他的创作逐渐开始带有更鲜明的颓废色彩，这也引起高尔基的极大不满，两位作家的争吵也日趋频繁。可以说，1905年是安德列耶夫思想发展中重要的转折点，在这之前，他基本上还可以说是靠近高尔基的；1905年以后，他逐渐摆脱高尔基的影响，开始了他在新文学创立道路上的独特探索。
1905年有两件事对安德列耶夫触动很大，首先是革命的失败，其次是日俄战争中俄罗斯的溃败。1905年革命的失败浇灭了安德列耶夫本已脆弱的革命热情，俄罗斯在日俄战争中的溃败更加剧了安德列耶夫悲观思想的发展。从没到过战场的安德列耶夫仅仅凭借着自己的想像和内心感受创作了堪称其代表作的《红笑》。安德列耶夫在创作这部小说时采用了与以往不同的手法，他几乎颠覆了传统小说的叙事模式，用一些片断和碎片拼凑了一个看似无序的整体，其间充斥着主人公梦魇般的心理活动及略带通感色彩的恐怖景象。《红笑》的象征意义十分丰富，这部小说比较贴切地表现了当时俄国知识分子恐慌、麻木的心态，血红色的意象中飘荡着骇人、凄厉的笑声。
高尔基对这部小说的评价基本上还是肯定的，称它是“一部非常重要，印象深刻而及时的作品”。但他还是给安德列耶夫提出了一些修改建议，比如他建议作者删掉第十五个片断，因为它“拿混浊的水冲淡了血液，甚至游离了作品的主调，……给后来的批评家留下话柄”；另外他还建议去掉第七个片断，原因是它“一定会被用来反对日本人，把它作为日本人野兽行为的证据”。当然，高尔基还是表现出不很赞同安德列耶夫的这种小说写作的创新手法，直言不讳地对他说：“可是要想使其更深刻，必须对它进行健康的修改。在此，事实要比你对它的看法更具有说服力，也更有意义。”显然，在高尔基看来，现实主义创作的首要要素就是事实，他甚至建议安德列耶夫直接把第十五个片断替换为从报纸上裁下来的报道，认为那样会更使人信服。安德列耶夫在给高尔基的回信中开门见山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这一次我完全，甚至彻头彻尾地不同意你的意见。”接下来，他一项项地反驳了高尔基对小说的看法，特别是提到了对文章进行“健康的修改”问题，认为那样一来就“破坏了小说的主旨”。至于其他的意见，他提出了一个总的原则：“我小说的主题是疯狂与恐惧。……我的看法，还有事实同样是很重要的。”
安德列耶夫在对《红笑》的修改上同高尔基的分歧与抗争不是单纯的一次创作分歧，而是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之前的安德列耶夫对高尔基的建议每每言听计从，但这一次安德列耶夫不仅拒绝了高尔基的建议，而且表现得非常强硬和决绝，这次简单的抗争可以视为安德列耶夫对高尔基疏离的一次尝试，更是一次试图摆脱高尔基的影响而独立创作的斗争。看得出，高尔基与安德列耶夫在创作上的分歧从此开始公开化了，《红笑》是安德列耶夫创作的分水岭，从此以后，安德列耶夫继续沿着他新开垦的道路前进。
交往后期——从分歧走向分手
1905年革命失败后，高尔基与安德列耶夫都流亡到了国外，高尔基先去美国，计划依靠自己在世界文坛上的影响力为革命募集资金，结果未能如愿，后来，高尔基移居意大利的卡普里亚岛，并在那里生活了多年。安德列耶夫则去了芬兰，后来辗转到德国。导致安德列耶夫彻底陷入悲观主义泥潭不能自拔的事件是他个人生活方面的不幸。1906年12月，安德列耶夫的第一任妻子维利格尔斯卡娅·安德列耶娃在德国死于产后热，爱妻的不幸去世对安德列耶夫是个巨大的打击，以至于他很久都无法从痛苦中解脱出来。当时高尔基正在意大利的卡普里亚岛疗养，他便建议安德列耶夫前去他那里散散心。安德列耶夫在他那里呆了近半年，并没有从朋友那里得到什么安慰。深陷丧妻之痛的安德列耶夫很需要来自好友的普通人的同情和精神慰藉，但是在表达情感方面一直很矜持的高尔基不善辞令，也不会开导安德列耶夫，只是一味地同他探讨文学方面的问题，完全忽略了安德列耶夫的感受，这令安德列耶夫很受伤害。他的苦闷愁绪得不到释放，那颗受伤的心灵也得不到安慰，半年之后，他失望地离开了卡普里亚岛。
失望的安德列耶夫在卡普里亚岛并非一无所获，他在那里听到了一个很好的故事素材，后来以此创作了小说《黑暗》，这部小说后来被高尔基认定为两人关系破裂的导火索。客观地评价，安德列耶夫的《黑暗》延续的是他一贯的创作风格，是作家创作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假如还是要经过高尔基的审核并提出修改建议之后再发表，我们今天也许就没有机会看到一个特立独行的作家安德列耶夫了。
1907年《黑暗》的发表仅仅是两人关系破裂的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其实，导致两人关系破裂的根本原因是他们两人不同的人生观、价值观，是他们两人对文学的基本任务、文学的作用和在建立什么样的现实主义文学等方面都存在的巨大差异和分歧。其实，这种差异在他们交往的初期就存在着，只不过两人都被纯真的友谊和相互的敬佩之情蒙蔽了双眼，没有意识到这样的分歧。高尔基作为当时文坛上赫赫有名的人物，对安德列耶夫的创作才华十分欣赏和佩服，他天真地认为安德列耶夫跟他自己走的是同一条道路，并对其大力提携和扶持；安德列耶夫在两人交往的初期对高尔基似乎有些个人崇拜，面对这样一位文坛巨擘对自己的青睐，安德列耶夫对高尔基的意见和建议每每言听计从、虚心接受。实事求是地讲，高尔基对安德列耶夫早期的创作施加了很大的影响，安德列耶夫几乎每篇小说完成后都要首先寄给高尔基征求修改意见，然后才决定发表。在当时的一幅漫画里，安德列耶夫就是被刻画成一个高尔基影子的形象出现的。不过，随着两人在文学创作中产生的分歧逐渐扩大，安德列耶夫试图摆脱高尔基的影响而独立创作。
安德列耶夫离开《知识》文集转而投向《野蔷薇》这件事对进一步了解两人对创作和文学的任务等方面的分歧很有代表性。1907年初，高尔基与《知识》出版社的另一领导人皮亚特尼茨基决定把《知识》文集的主编工作交给安德列耶夫主持。安德列耶夫接到任命后踌躇满志，准备大干一场。然而，他们两人在选取作家的问题上发生了严重分歧，高尔基不同意把勃洛克、索洛古勃等吸收进来。安德列耶夫的计划无法实施，于是他推掉了《知识》文集的编辑工作，转而投奔了《野蔷薇》杂志，并很快在那里发表了他的《黑暗》、《七个绞刑犯》等一系列作品。
投身到《野蔷薇》后的安德列耶夫同高尔基保持了一段时间的书信交往。当年，高尔基对安德列耶夫离开《知识》出版社的行为表现得相当宽容，他在给博格留波夫的信中，曾有这样的评价：“列昂尼德去了《野蔷薇》？是的，这可以理解，毕竟他已经长大了，足以到了独立表演的时候了。就让他去闯闯吧，我只是担心，他会被人愚弄的……”不过，两人的通信日渐减少，慢慢就中断了，他们之间的友谊也逐渐降温，走到了冰点。
几年之后，安德列耶夫跟高尔基回顾了两人关系破裂的历史。他们书信往来，相互解释自己的理由，谁都不肯让一步。1911年8月，在经过长时间的沉默之后，安德列耶夫给高尔基写了一封长信，他首先肯定了自己对高尔基“一如既往的友情与敬重”，诉说了自己的苦恼，然后流露出了想和解的愿望，并且希望消除分歧，团结一致地干些事业。高尔基在给他的回信中开诚布公地把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批评了安德列耶夫在《黑暗》和《我的札记》中所犯的错误。高尔基在信中没有对安德列耶夫流露出丝毫原谅的意思，这令安德列耶夫十分难过。此后两人断断续续的通信把事情再一次搞复杂了，尽管后来达成共识，需要面谈解决分歧，但是他们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
如果说1911—1912年间两人的争吵仅限于通信中，那么从1913年开始他们的敌对状态彻底公开了。高尔基批评安德列耶夫的无政府主义和悲观主义颓废思想，安德列耶夫则指责高尔基作品中过多的政论性。1916年安德列耶夫谋得《俄罗斯意志》报文学戏剧专栏编辑的职务，把它作为阵地，同高尔基及其周围的民主派作家展开论战。
两人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916年。在高尔基的《回忆安德列耶夫》一文的最后，曾提到两人最后一次见面的情况，他回顾了两人十几年的交往历史，其间也夹杂着高尔基对安德列耶夫总体的评价：
“1916年，当列昂尼德给我送来他的小说集时，我们两个重新深深认识到，我们经历了那么多，我们又是多么难得的一对老同志啊。我们没有争论，可是只能谈一些过去的事，现实在我们中间竖起了一堵无法调和的矛盾高墙。
“实事求是地讲，如果这堵墙对我来说是透明的话，那么透过它我会看到墙对面是一个高大的、与众不同的人，一个我十几年里非常亲近、在文学圈子里惟一的朋友。
“意见分歧不应该影响我对他的好感：在同人交往的过程中，我从来没有把理论和思想看作是决定性的因素。
“可列·尼·安德列耶夫的感觉却不同。不过我并没有把这看作是他的错，毕竟他是一个想到就能做到的人，一个在追求真理过程中非常罕见的、具有绝顶才华和足够勇气的人。”
十月革命后的安德列耶夫不能理解革命，于是流亡到国外。1919年9月12日安德列耶夫客死芬兰。消息传到俄罗斯国内，高尔基自然心痛不已，他决定亲自为这位曾经的挚友组织一次追思会，并召集许多同道好友为追思会准备材料。他这篇感人至深的《回忆安德列耶夫》即是在那次追思会上的发言。无论如何，高尔基对他们两人之间的那段友好交往都深怀诚挚之情，珍惜那份曾经的友谊，也为他们后来关系的破裂而唏嘘。
高尔基与安德列耶夫
交往的客观评述
纵观高尔基与安德列耶夫近20年的交往，两人由最初的志同道合到后期的分道扬镳，这一过程的发展变化并不是偶然的。首先，他们两人从交往起始就不是真正意义上志同道合的朋友，即便有这样的想法，恐怕也是高尔基个人的一厢情愿。他们两人对文学创作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