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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
我发现他老人家搞错了，赶紧说：“唐伯伯，我问的不是银马街，是饮马街，饮水的饮。”说着我做了个喝水的动作。
唐伯伯跟着做了个同样的动作——不是假动作，而是真的端起搪瓷茶缸喝了一口，然后戏弄地看着唐二娃：“你说嘛，饮马街在哪儿？你不是啥子都晓得哇？咋个哑巴了喃？”
唐二娃眼睛一翻：“我看你也不晓得。”
“哪个说老子不晓得？”唐伯伯把茶缸一顿，突然提高声音：“就在你们脚底下！”唐二娃莫名其妙地看看脚下，于是他爸更加神气了：“我们这条街解放以前就叫饮马街！”
我心里一跳：“唐伯伯，你晓不晓得饮马街186号在哪儿？”
“就是你们家嘛！”唐伯伯朝我一指。二娃马上报复性地笑了：“爸你才是乱说，他们家是11号。”
“砍脑壳的你晓得啥子？”唐伯伯不是一般的激动，“11号是现在。现在是现在，以前是以前。老子说的是以前，以前饮马街的门牌是从张家茶馆那头排过来的，排到我们家是185号，隔壁袁家就是186号……”
“袁家？”我有点失望，“186号那时候住的人姓袁？”
“不是。”唐伯伯立即换上笑眯眯的表情，以示对我的客气，“你们家住的是房客，房客不姓袁，房子的主人家姓袁。姓袁的是个国民党的大官，我也不晓得他住啥子地方，只听说他名下的房子多得很，解放后统统遭政府没收啰，归房管局啰。后来你们就搬来啰，你爸爸是房管局的嘛……”
我忙把话题拉回来：“唐伯伯，那个房客究竟姓啥子？”
“姓这个……这个……”唐伯伯“这个”了半天，还是没想起来，就很洒脱地放弃了：“不管姓啥子，反正是个眼镜，还找我做过衣服……”
我从胸前口袋掏出一张发黄的照片：“是不是这个人？”
唐伯伯把照片拿到尽可能远的地方，眯起眼睛费劲地看了半天，看得我的一颗心越跳越厉害，几乎要从胸中跳出来。最后他终于点了下头：“就是这个先生，就是这个戴眼镜的先生。这个先生的衣服就是我做的……”
唐二娃哈哈大笑：“我的爸吔，你老人家看清楚没有喔？人家穿的是西装，你根本没得那个技术！”
“哪个说老子没得技术？老子给他做过一件棉背心，穿在西装里头的……”
父子二人就缝纫技术问题激昂地辩论起来。我抚摸着起伏跳荡的胸口，长长地吐了一口气。一个多年的难解之谜就这样突然解开了，解开之后才发现谜底原来就在身边……
但愿今天在嘉华大学也能碰到同样的好运气！
第二部（21）
寒假里的嘉华大学冷冷清清。我一连问了几个人，都说不知道徐先达。我想这可能是他们太年轻的缘故，便去问一个戴红袖章的老头。老头说声“跟我来”，就带我走进一座办公楼，来到一扇贴着白纸的房门跟前。老头敲门的时候，我看清了那白纸上写的是“嘉华大学保卫处寒假值班室”，正在纳闷老头把我带到这里来干什么，老头已经将门推开了。
进门以后的情景，后来我回忆过许多次，所以我可以百分之百地肯定下面写的对话内容是完全准确的。
烟雾腾腾的办公室里，两张办公桌头碰头并在一起，左边坐着一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手里夹着一根烟卷，屋里的烟雾显然就是他制造的。他对面是个烫发的少妇，正在一面打毛衣一面磕瓜子。
小伙子一见我们进来，立即皱起眉头向老头发问：“他怎么回事？”
我抢在老头前面说：“同志，我是来找人的。请问你知不知道历史系的徐先达？”
“徐先达？”小伙子将披在肩上的军大衣往上拉了一下，询问地看了看对面的少妇，“张姐，你知不知道这个人？”
少妇嘴巴一张，却只吐出了一个瓜子壳。于是小伙子朝我很不耐烦地摆手：“没有，没有，我们嘉华大学根本没有这个人！”
这时张姐突然说话了：“徐先达早就死了……”
“是的是的，”我说，“我知道他死了，我要找的是他的侄子……”
“那你应该直接说嘛，为啥子要绕那么大个弯弯？”张姐笑起来原来挺和气的。
“我不知道他的名字……”
“徐先达的侄子叫徐伯明，是制革教研室的主任，就住在我家楼下……”然后她将徐伯明的住址以及走法很详细地告诉了我。
两个小时以后，我从徐伯明家出来，心绪矛盾而复杂，灰暗之中又夹杂着一种隐隐的兴奋。我拿不准这种兴奋有没有道理，因为它的依据不是事实，而是一个早已作古之人的“心理作用”，而徐伯明今天谈到的事实，却是十分令人沮丧的。
见到徐伯明的第一眼，我心中就涌起一股强烈的失望——这个人并不是我见过的那个“老徐”。但在他开口问起方丽华母女的情况时，我察觉到他的江苏口音很明显，又生出一丝幻想：也许方丽华要找的那个“江浙口音”就是他，只是把他的相貌记错了？不过这个幻想很快就破灭了，因为他根本不知道方丽华母亲在什么单位工作，自然也不可能在北京对方丽华说那番话。
更大的失望发生在谈话进入实质性阶段以后。这时徐伯明将爱人和孩子支出去买年货，然后小心翼翼地将门和窗户都关起来，压低声音谈起了他对方步岳的“个人印象”。我认为他根本没有必要搞得这样诡秘，因为他的话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内容，说来说去都是一个意思：方步岳的学问人品，他与他叔叔向来都是很敬佩的，万万没有想到方步岳竟然是个特嫌分子。最后我直截了当地问他，你觉得方步岳真的是那种人吗？他说当然是啊，不然他怎么会跟特务头子一起坐飞机跑到台湾去呢！
这倒是个前所未闻的“新情况”，所以我追问了一句：“他是跟特务一起离开学校的？”
“千真万确，我叔叔亲眼看见的。那天是1949年12月4日，我叔叔和一些同事在校门口聊天，亲眼看见方步岳和那个特务头子坐着一辆小汽车，开出校门走了。当时大家也不知道他们是到哪儿去，过了几天，嘉平解放了，才听说他们那天乘车去了飞机场，从那里直飞台湾了。”
完了！我绝望地想，一边呆呆地望着他硕大的鼻子。他的鼻子与他叔叔一样呈鹰钩形，两旁光溜溜的，并没有什么瘤子。但是，他有没有瘤子，他是不是“老徐”……这些事情现在还有意义吗？既然谜底已经水落石出板上钉钉，再费心思去考虑诸如此类的问题就毫无必要了……
我的心冷到冰点，几乎连跳动都停止了。然而徐伯明下意识地摸摸鼻子，又说出一番话来：“这件事情许多人都看见了，可以说是有目共睹，铁证如山，可是我叔叔却死也不肯相信方步岳是特嫌……”
“为什么？”我觉得心脏又开始跳了。
徐伯明不以为然地摇着头，把他叔叔的想法告诉了我：当时军管会认为方步岳是特嫌，唯一的依据就是他叔叔亲眼看见的那一幕。然而当时曾有这样一个细节：汽车从他们身边一闪而过时，方步岳在车里朝他叔叔挥着手喊了一声，由于隔着玻璃，听不见喊的是什么。他这个动作在场的人都看见了，可是理解各有不同：其他人都认为方步岳是在挥手告别，唯有叔叔觉得方步岳是在呼救，所以他当天回来就对徐伯明说，他怀疑方步岳是被教务长绑架了！
“教务长？”
“就是那个特务。这个人我几乎没打过交道，因为当时我还是个学生，不过学校里的教师都认识他。据我叔叔说，解放前一般人并不知道他是中统，只知道他是个炙手可热的人物，很多人都去巴结。但是方步岳对这个人特别反感，说这个人和沃尔夫狼狈为奸……”
“沃尔夫是谁？”
“沃尔夫是个洋教士。嘉华大学最初是教会办的，学校里还有个小教堂，”里面住的牧师就是沃尔夫，不过他在解放前几个月就回国去了，跟方步岳这件事没有什么关系。方步岳怕的主要是教务长，尤其是在逃往台湾之前那一段时间，方步岳不知为什么，总是躲着这个人，有一次还悄悄对我叔叔说，他有种预感，觉得自己要遭这个人的毒手。所以我叔叔一看见方步岳坐在这个人的汽车里，就认为他是被绑架了。我叔叔曾经向一位军代表谈过他的看法，军代表说，特务的活动往往是隐蔽的，你只看到了方步岳在你面前表现出来的东西，可是你并不知道他跟那个教务长私下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到目前为止，他们的真实关系看来谁都不清楚。这以后我叔叔就再也没对人提过这件事。但是他临死之前还对我说，他觉得方步岳并没有去台湾，而是早已在特务手中遇害了……”徐伯明顿了一顿，突然长叹一声，“如果真是这样，我认为反而好一些，至少比他是特嫌要好嘛，对吧？可是，方步岳既不是共产党，也没有参加地下党的外围组织，特务干什么要绑架他杀害他呢？这一点，连我叔叔自己也无法自圆其说。所以我看这都是他老人家的心理作用，当不得真的，你说是吧？”
我沮丧地点着头，觉得这确实是他老人家的心理作用，同时觉得再谈下去已经没有意义了。只是，为了能够将方步岳的情况完整地带回去，我还需要了解一个小问题：跟他一起走的那人叫什么名字。我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徐伯明马上说出一个姓名。我听了一愣，顺手拿过一张纸，将他说的名字写下来。徐伯明看了点点头：不错，就是这三个字。
我莫名的兴奋就是在这一刻产生的。我望着徐伯明苦笑的面孔，突然觉得事情并不是他说的这么简单，只是我一时说不出道理罢了。
这个道理，我在回家的路上终于理出了一个头绪：我之所以能够将那个名字准确地写出来，是因为我当年摘抄方步岳那本日记时，曾把它写过好几遍。摘抄的内容，现在已是一片模糊，但是有个印象是不会错的——方步岳在日记里每次提到这个名字，都带着一种深恶痛绝的语气。这本日记是方步岳的私密，写的当然是真心话，所以这就是他和那个教务长的“真实关系”。所以徐先达的“心理作用”就未必当不得真！何况还有另外一个姓徐的人也是这种说的：“方先生根本没有去台湾当特务。”这个人看来比徐先达更了解内情，否则他不可能说得这样肯定。
于是我决定晚上去黎明家，向他打听这个人的线索。黎明的家就是刘思秀在十六中的宿舍，卓娅芳家的对面。不过去以前需要认真准备一下，不但要带上“老徐”的照片，还要对我找“老徐”的理由编出一套可信的说法，才能打消黎明的顾虑，否则他恐怕还是不肯说实话……
“舒雁，想什么呢？撞到人身上都不知道！”一声呼喊将我惊醒。我发现自己已经走到北门大桥，面前站着唐亚辉，一手抱着足球，另一只手拍着一个大个子的肩头：“你看这是谁！”
我定睛一看，不由得惊喜地叫起来：“罗大脚！”
“你怎么还叫罗大脚？应该叫解放军叔叔！”唐亚辉说。罗大脚马上擂他一拳：“乱弹琴！”然后笑着向我伸出手来：“舒雁，你好。”
我高兴地拉着他的手，感到他的确有股子“解放军叔叔”的味道：壮实的身躯端端正正的，一双大手温暖而有力，笑的时候露出一口雪白的牙齿，显得很友善很谦和，比我们这些学生娃娃成熟多了。再叫他罗大脚显然是不合适的，但我又不知道他的名字，呐呐地不知说什么好。他察觉到我的困窘，宽容地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