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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方丽华和我都不甘心就此放弃。我们背着所有的人，像两个密谋者那样悄悄地策划这次行动。这种密谋不能在晚自习时间进行，因为阶梯教室里总是坐着那对戴眼镜的情侣，有时还有其他人。于是我们将下午的文体活动时间利用起来，碰头的地点也移到了学校背后一片僻静的白杨树林里面。文体活动时间一到，我们就各自走出校门，绕过围墙径直来到白杨树林。碰头时的感觉有点像搞地下工作，只是没有对暗号而已。
我们对这次行动的结果作了种种估计，包括最不利的情况。方丽华说，即使“徐老师”不是她见过的那个人，也不知道父亲的下落，我去找他谈一谈也会有收获的。她仔细研究了父亲提及此人的那封信，从中感到他与父亲关系很密切，因而他一定能够提供一些父亲当时的真实情况，而她根据这些描述，就可以感觉到父亲究竟是怎样一个人，从而在心里对父亲是否与特务有牵连的问题下个判断。不管这个判断是肯定还是否定，不管这个判断对其他人有没有说服力，只要能说服她自己，她的一颗心就可以得到安宁了。
为了实现这个目的，我们花了很多时间来设计我应该向“徐老师”提出哪些问题。但是，设计得越多，越细，我们越是感到棘手：这些事情他怎么可能对我这个陌生人谈呢？我连一封“介绍信”都没有，他凭什么相信我？这样，策划的重点就转到了怎样获得“徐老师”的信任。方丽华用自己和母亲的名义写了一封信，说明舒雁同学系受她们母女之托特来了解情况，恳请徐老师理解和支持云云。写好以后讨论了一下，觉得光凭这封信恐怕不一定能使徐老师理解和支持舒雁同学，于是，放寒假的前一天，方丽华又从家里拿来两件东西交给我。她说徐老师看了这两件东西，一定会相信我的。然后她温存地叮嘱我，回去以后别再想这些事情，明天你要在火车上熬夜，今天晚上一定要睡好……
然而那天晚上我却睡得很不好。
“呼——”，一列火车凄厉地鸣着汽笛攀登山峰愈爬愈高愈爬愈尖锐刺耳……爬到峰顶忽然降调：“噗——”，火车化作一道瀑布飞流而下一泻千里渐渐变成缓慢的流淌……慢到极点又突然平地起惊雷重新鸣起汽笛扶摇直上：“呼——呜——呜呼……”
那不是鸣笛的火车，也不是奔泻的瀑布，那是林先生的鼾声。林先生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每次听了我都会暗暗称奇，不明白他那瘦弱的身躯里，何来如此巨大的能量？
林先生的鼾声并不是总能听到，因为他一般是在深夜发力，那时众人早已睡得死猪一样。今天也是如此，他打他的呼噜，别人做别人的梦，双方各安其睡，相得益彰，只有我一个人在床上辗转反侧，心里梗着一个东西，仿佛不经意间错过了一件什么事情，却又想不起来……所以，不能怪林先生噪声扰民，只能怨我自己，谁叫我赶上了呢？
火车和瀑布无休无止地交替转换，使我痛苦地体验到越想睡越睡不着乃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便决定索性费点力气，把那个梗在心里的东西找出来。以前也有过这种情况：心里莫名其妙地不舒坦，最后想清楚是什么原因，就没事了。于是我闭着眼睛，把白天的事情按照时间顺序回忆了一遍。
首先想到的是唐亚辉。上午唐亚辉把我和卓娅芳的火车票买好送来了，三人的座号是连在一起的——这当然不会有什么不舒坦。然后听说了期末考试的成绩，就更舒坦了，甚至有点得意，记得中午吃饭的时候，还提醒过自己不要表露出来……那时心里肯定没有这种异样的感觉。
午饭以后呢？午饭以后就去和方丽华会面了。今天我们第一次手拉手，在林间的雪地上走了好久，最后我把她送到汽车站，被两个不认识的男生看见了。两个小伙子直勾勾地望着我们，满眼掩饰不住的艳羡，看得我们很不好意思。然后方丽华就回家了。分手的时候有些依依不舍，但是心里没有任何阴影，只是感到缠绵，不是缠绵悱恻，是那种很甜蜜很温柔的缠绵……
回学校以后也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晚上我独自去了一个没人的阶梯教室，把她给我的两件东西看了一遍，回到寝室已是熄灯时分，上床以后就一直无法入眠。难道，我的心神不安是与这两件东西有关？
可是，这两件东西并没有什么异常的地方嘛！一件是张发黄的照片。那是她父亲与徐先达的合影，两人都是三十来岁，西装领带一丝不苟，解放前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她父亲戴副很大的玳瑁框眼镜，清秀而又儒雅，与我的想象相当吻合。徐先达则长着一个鹰钩鼻子，这使他的微笑显得有点阴鹜……但是，我总不至于因为一个鹰钩鼻子而耿耿于怀吧？
那么，是另一件东西？
林先生安静下来了——如此猛烈而持久的呼啸大概消耗了他不少体力，所以需要稍事休息……室内笼罩着风暴之后的宁静，使我得以对另一件东西作安静的思考。这件东西是方丽华父亲写的一封信，就是提及徐先达叔侄的那封信。方丽华说，这封信一定会唤起“徐老师”对往事的回忆。这封信确实多处谈到徐先达及其侄子，但也没有什么很特别的内容，只是满纸的书卷气，使人感到很“迂”，要是用唐亚辉的话来说，就是很“方”。比如他前面说：“瓶梅你瞩我与人勿谈国事，以防因言贾祸，我自当谨记斯言，使你放心。”然而他后面就把“斯言”忘了，说他“日日与先达叔侄结伴，或作临江之游，或作长夜之谈。畅论时事，臧否人物，淋漓尽致，不亦快哉！先达深邃，洞幽烛微，鞭辟入里，常有惊人之言，闻之感慨丛生。其侄弱冠之年，谈锋甚健，快人快语，亦庄亦谐，每每令我解颐大笑，乐而忘返……”
“呜呼”一声，林正礼忽然雷霆万钧起来。还变换着声调：时而像山呼，时而像海啸，像万马奔腾，像狂风怒号，大河奔流，波浪汹涌，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苏东坡一出现，意识便渐渐模糊起来……总而言之——我迷迷糊糊地想——文如其人，文如其姓，这位历史教授整个儿是一个“方”的形象：为人处世方而不圆，说出来的话是方的，就连写的字也是方方正正的宋体，一行一行整整齐齐地竖着排下来，就跟书上印的一样…
就跟书上印的一样？——这话好像是妈妈说的嘛。妈妈把眼镜推倒额头上，说：“这个人的字体很特别，我还从来没有见过有人这样写字，就跟书上印的一样……”妈妈说这话的时候，眯起眼睛注视着一本……咖啡色的日记！
我悚然一惊，霎时明白异样的感觉是怎么来的了：字体！没错——我错过的东西就是他的字体！这封信上的字体与那本日记一模一样！
难道日记是他写的？可是住址不对呀！他的住址在信封上写得清清楚楚：嘉平市饮马街186号，而我家所在的那条街当时叫友好北路。附近几条街道也都是这种名字嘛：西边的叫友好西路，南边的叫友好南路，友好南路上有个中苏友好协会，这些“友好”的街名大概就是这么来的……且慢！
我心里咯噔一声，眼睛倏地睁开了。银色的雪光从窗户散漫地映进来，屋子里面一片冷冰冰的亮堂，使我在被窝里打了一个寒战。该死！这个问题我怎么早没想到：中苏友好协会是解放后才有的，因此友好北路这个街名也是解放后的，解放前应该是另外一个名字！会不会就是饮马街呢？要是这样的话，事情可就太巧了……
于是我对林先生充满感激，因为他促使我给自己增添了一项“寒假作业”——搞清楚友好北路以前叫什么名字。要是没有林先生今夜的鼾声，我恐怕就会将这项重要的任务遗漏了！
第二部（20）
到家那天晚上，我便问起这件事情。妈妈和奶奶的说法是一致的：饮马街？没听说过！这条街以前就叫友好北路，没有别的名字，我们搬来的时候人家就是这样说的，那时你上二年级了，应该记得嘛！
当时的情况我的确有点印象：这个房间就像从来没住过人似的——地板上的灰尘老厚老厚，脚一踩下去就飞起来呛人鼻孔；墙角层层叠叠地布满蜘蛛网，顶棚垂着一缕一缕棉絮状的黑东西，在半空中颤巍巍地摇摇摆摆，仿佛随时都会掉到头上来，所以我总是拼命地缩脖子……这些回忆影响了我食欲的发挥，搞得两位亲人很不甘心，再三叫我多吃一点。
第二天早晨，阳光在天井中映出一个明亮的方块，预示着今天是个大晴天。因此我出发去拜访徐先达的侄子时，心中一片喜气洋洋。
刚出门便听见长长的一声：“噗——”这声音是唐伯伯也就是唐亚辉他爸发出的。跟所有的裁缝一样，唐伯伯最常做的动作之一，就是嘴里含上一大口水，缓慢而均衡地从唇间喷出来，形成一片细蒙蒙的水雾撒到布料上，这时他就会发出此种独特的声音。我美好的童年就是在这种声音中度过的，以至于进了大学后，老师一讲到“喷雾除尘”，我就会想起他老人家鼓起两腮抿紧嘴唇的模样，认为工业用的喷嘴大可借鉴此种造型。
唐伯伯一看见我就想说话。他在任何人面前都要产生说话的冲动。以前有一次，他进行“喷雾作业”时有个人向他问路，他一冲动就把嘴里的水吞下去了，呛得眼泪都流了出来。因此我赶紧站下来，示意他不要着急，把嘴里的水喷完再说。
唐伯伯还是有点着急，喷出的水雾就成了水柱，将布料洇湿了一大块。然后他开始亲热地问长问短。我有限的寒暄话很快消耗殆尽，唐伯伯却方兴未艾。我只好没话找话，问唐亚辉在不在家。“这个砍脑壳的！”唐伯伯对儿子的称呼跟多年前一模一样，毫无改革创新，“这个砍脑壳的一爬起来就跑出去耍啰，也不陪老子说一会儿话！”
于是我只好继续陪他“说一会儿话”，实际上是恭听他的独白。听着听着，我忽然想起他是这条街的老住户，便问：“唐伯伯，你听没听说过饮马街？”
唐伯伯顿时眉开眼笑，一副正中下怀的神气，就像爱因斯坦听到有人问起了有关相对论的高深问题。却不立即答话，而是先喝了一口茶润润喉咙，看样子打算长篇大论。但他这么一耽搁，就有人跳出来越俎代庖了。
“我听说过！”里屋突然响起一个声音，接着门帘一掀，露出一颗浑圆的脑袋，这是唐亚辉的弟弟唐二娃，现在长得比他爸还高了。“舒雁哥哥，你说的这条街我晓得！”
“讨厌！”唐伯伯愤慨地横了他一眼，“老子一说话你就来多嘴，生怕人家把你当哑巴卖了唆？人家问的是我，又没有问你，你闹啥子闹？”
“我就是晓得嘛！”唐二娃抢着说，使我感到饶舌这种爱好也是可以随着血统遗传的，“这条街在西门那边，金丝街拐弯就是。”
“乱说！”唐伯伯立刻痛加驳斥，“金丝街拐弯是金马街！你连金银铜铁都搞不清楚了嗦？枉自还是高中生，人家问的是银马街，你给人家说金马街……”
我发现他老人家搞错了，赶紧说：“唐伯伯，我问的不是银马街，是饮马街，饮水的饮。”说着我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