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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专员俞飞鹏大为恼火。5月1日，俞致电蒋介石云：“查中行从前借与
吴佩孚五百万，张宗昌数百万，现当我军饷糈万急之际，如此刁难，居心殊
不可问，恳请总座定严厉对付之法。”3日，再电蒋介石，提出步骤三项，
准备置中国银行于死地：1。由蒋介石出面电令宋汉章预购国库券1000万元；
2。如不履行，即通缉宋汉章；3。如仍无效，即没收各地中国银行，改为中央
银行。对此，蒋介石当然言听计从，当日即致电宋汉章，限两天内预购国库
券1000万元，转解南京。电报威胁说：“闻贵行上年以大款接济军阀，反抗
本军，至今尚有助逆之谋。久闻先生素明大义，当不使贵行再助桀虐”。电
报并称，已派张静江、俞飞鹏二人到沪提解。张静江认为一时还不具备没收
中国银行的条件，因此出面转圜，要求中国银行垫借400万。
当时，中国银行的决策人是在上海的副总裁张嘉璈。这是个长袖善舞、
神通广大的人物。他很快得知蒋介石将对中国银行下毒手，决定接受张静江
的要求。5月5日，张嘉璈访问张静江，表示“兹事总须解决”，“但四百
万之数恐难如期”。张静江则称：“因对于武汉、长江拟一鼓扑灭，同时对
于江北亦须解决，故亟须此数。”当晚，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会议，决定
要中国银行先行筹垫200万，余200万，15日以前交清。张嘉璈无奈，只好
先交付200万，余款要求延期，由南京、浙江分行共同垫借。蒋介石仍不满
意，力谋进一步逼榨。19日，以“该行毫无诚意”为理由，命令中国银行于
两天内缴足400万元，如仅补缴200万，不予收受。这样，中国银行的垫款
总数就增加到了600万。20日，蒋介石再电俞飞鹏，认为“此等商人毫无信
义可言，何必客气”，命令中国银行补足1000万元，限5月23日以前缴清。
这种不断增长的粗暴逼榨连俞飞鹏也感到为难。21日，俞致函江苏兼上海财
政委员会主任陈光甫，表示“深恐枝节横生，愈难收拾”，要求他“立定具
体办法”，于本日5时以前复知，必须转报蒋介石。陈光甫不敢怠慢，即约
集财政委员顾馨一、秦润卿二人共同对宋汉章施加压力，宋担心蒋介石会提
出更加难以应付的要求，不得不表示，愿意“合作到底”，除前缴200万外，
再垫缴200万，其余600万，声称将代为劝销国库券，短期内如数缴清，宋
并恳求说：“中行目下已极疲惫”，以后对于垫款等事，请蒋介石“鉴原”。
陈光甫对宋汉章的态度表示满意，于24日致电蒋介石报告。
至此，中国银行已经为蒋介石垫付了400万元军费。这个数字本不算很
小，但仍然难以填平蒋介石的欲壑。因为武汉国民政府在4月份以命令提用
了中国银行汉口分行的几百万现金，蒋介石便于5月25日致电陈光甫、俞飞
鹏、张静江等人，指责中国银行支持武汉国民政府。电称：“至今汉口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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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概不通用，而且尚能支持者，全赖中国行币；而我政府竭蹶如是，乃反吝
惜至斯。虽其心可谅，如照法律而言，而谓其阻碍革命，有意附逆亦可，请
诸公从严交涉，万勿以私忘公。限本月内收足一千万元，千祈勿徇私情为祷。”
蒋介石惯于使用政治帽子压人，“阻碍革命，有意附逆”八个字完全可以作
为没收中国银行的理由。在此情况下，张嘉璈不得不央请钱新之、黄郛等人
出面调停，张表示：“若能有一彻底合作办法，虽多垫若干未为不可。”黄
郛当即亲赴前线，劝蒋介石“不可逼中行太甚”。30日，张嘉璈又致函张群，
请他在蒋介石面前疏通。与此同时，陈光甫也致函蒋介石，劝他不要“操之
过急”。函称：“一旦金融界发生问题，势必筹垫无门，险象环生，于军事
前途影响极大。”又称：“处置中行于其本身上所受之损失固大，惟于社会
金融及政府前途上影响尤巨。”随后，他又致电蒋介石，要求辞职。
蒋介石是靠江浙金融资产阶级的支持，才得以发动“四·一二”政变的，
今后，他也仍将依靠江浙金融资产阶级的支持，因此，陈光甫的话不能不考
虑。6月7日，蒋介石复函陈光甫，对他的辞职表示挽留，关于中国银行事，
则声称：当不使吾兄独为其难”。但蒋介石要钱心切，只作了一个小小的让
步：期限可以延长，数字不能减少，目前先交200万元，7月10日、8月10
日左右，分别再交200万元。张静江并称，这是“最后办法”。6月9日，
张嘉璈通知俞飞鹏等人，决定接受张静江的“最后办法”。10日，中国银行
按“办法”支付200万元，作为第一期垫款。当日，张嘉璈在日记中痛苦地
写道：“轰轰烈烈，闹得全行天翻地覆，各方左右为难。实则库券总是要销，
军需总是要付，以堂堂当局，何必与中行闹意气耶？原因由于军人不明财政，
而处处干涉，政治前途悲观在此。”“四·一二”政变前，江浙金融资产阶
级出于对共产党人和武汉国民政府的恐惧，因此，慷慨解囊，支持蒋介石，
他们当然想不到，换来的却是这样一个局面。
中国银行接受了“最后办法”，总计已垫款600万元，余下的400万元
蒋介石只要坐等就可以了。然而并不。7月4日，蒋介石因上海特别市政府
成立之机到沪，要求提前支用余款。张嘉璈虽然满肚子不高兴，也只得照付。
至此，历时两个月的逼榨中国银行事件才算是告一段落。
张嘉璈在这一年6月14日丧父，7月7日，蒋介石以吊唁为名来到张嘉
璈宅，“略谈数十分钟”，算是表示了一点“殷勤”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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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再逼中国银行
1927年，蒋介石逼勒中国银行，获得了一笔巨款。1928年，故伎重演，
再次发生逼勒中国银行事件。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每月收入不足300万元，而支出却需1100万至
1600万元左右，因此，不得不靠发行国库券过日子。1927年5月，发行第一
次二五附税国库券3000万元。7月，发行盐余国库券6000万元。10月，发
行第二次二五附税国库券2400万元。1928年1月，宋子文继孙科之后出任
财政部长。上任前一天，在上海张嘉璈宅宴请陈其采、李铭、贝祖诒等银行
家，计议发行第三次二五附税国库券1600万元。11日，有关条例出笼。但
是，推销工作并不理想。为此，财政部劝募委员会硬性规定：1。国民政府各
机关及省政府、市政府、县政府所属职员，一律以薪俸一个月应募；2。营业
行号、店铺及工厂所有职员，均以薪水一个月应募，由各行号、店铺、工厂
代为缴纳。这些规定使推销工作略有起色，但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因此，
蒋介石仍然将主要希望寄托在江浙金融资产阶级身上。
2月25日，蒋介石致电上海总商会、银行公会等团体，声称“中正受命
于最短期间完成北伐，大宗饷源全在推行二五库券”，“无论如何为难，希
务办到，以应急需”。在此前后，蒋介石又两次致电张嘉璈，要他偕中国、
交通两行行长前往南京，商量推销国库券一事。张嘉璈知道此事的难度，不
愿轻易介入，便复电蒋介石，要求派财政部次长张寿镛到沪接洽，并要蒋“电
示意见”。区区一个银行家居然如此抗命，蒋介石生气了。28日，蒋致电在
上海的宋子文，以无限上纲的办法痛斥张嘉璈拒不到宁即是“阻挠北伐”，
其中并有“平日把持金融”等语，限张一星期内承销1000万元。宋子文接电
后，以“私人”资格邀张谈话，透露电报内容。张嘉璈意识到蒋介石故态复
萌，又把去年的老办法拿出来了，但他这次却出奇地强硬，回答宋子文说：
此等电文，余无法承受。若转与余，只好复电决裂。试问：国民军自粤而湘而赣而浙而宁，
中行帮助逾千万；去年第一次库券；中行允八九百万；第二次库券，中行允六百余万；龙潭之
役，孙军过江时，中行帮助几何？此次上台，中行助力几何？去年过年，中行又借几何？此谓
把持何？北伐失败之罪，系于何人？非严重诘问不可。否则如此无信无义之人，何能当我辈首
领！我辈牺牲为行，一生穷困，至于今日，所望事业有成，国家有裨，若并此二者而绝望，则
既无兴趣，随时可抛弃地位。
宋子文见张言词激烈，动了肝火，便劝张商量办法，对蒋电可暂不答复。张
称：办法只有从增加关税，巩固国库券信用两方面着想。29日，张嘉璈接到
蒋介石限于星期六以前征募库券 1000万元的电报，认为军人“不知金融艰
难”，宋子文又不敢“直言规劝”，长此以往，不可收拾，便决定以“感触
太深，精神不济”为理由宣布“暂时休息”。次日，即隐居不出。
张嘉璈这位财神爷一撂挑子，宋子文便慌了手脚，他要当时的中国银行
上海分行行长贝祖诒找到张嘉璈，表示“无论如何必须见面”，张嘉璈则称：
无法见面，实因感触太深。一则现在朋友均是买卖性质，有利则合，无利则分；二则以首
领而不知财政之艰难，不知金融之重要，动以威权相逼，此后财政金融有何希望；三则在余四
面应付，百孔千疮，在人以为把持，精神上十分苦痛，不愿再事周旋矣。
为了催逼上海银行家认购国库券，蒋介石于3月4日亲自到沪召开会议。
蒋称：张嘉璈“阻挠北伐”，“勾通桂系、奉派”，又称：“中行库中尚有
数千万，何以不能帮助政府？张静江甚至提出“不如接管中行”。陈其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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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郛等为张嘉璈解说，但蒋声称：“北伐费必须筹足，每月千万始可进行。”
会议商定增发国库券1400万，下午又决定增发纸烟捐库券1400万。当场通
令中国银行月垫五六百万，或中国、交通两银行合垫700万。参加会议的贝
祖诒坚持不允，成为僵局。
张嘉璈此次态度虽然强硬，但终究不能对蒋介石的要求置之不理。3月6
日，张嘉璈召集中国银行在沪董、监事讨论应付方针，一致认为：“一旦决
裂，金融风潮即起，如在可能范围内，仍以避免决裂为上”。会后，张嘉璈
与宋汉章等人商量，决定垫款600万，分三个月交清。9日，蒋介石致函张
嘉璈，表示“融洽谅解”，第二次逼勒中国银行事件仍以蒋介石的胜利而告
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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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共”会议上的
于右任与彭泽民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召开国民党中常会第二十次扩大会议，
决定和共产党“分家”，孙中山亲自决定的“容共”政策彻底破坏，轰轰烈
烈的国民革命也由此结束。关于这次会议，曾有一份油印记录保存下来。台
湾的蒋永敬教授在 《北伐时期政治史料》一书中公布了大部分，有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