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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党部搬到湖北来。11月，广东国民政府决定接受蒋介石的全部要求。当
月16日，国民政府顾问鲍罗廷偕司法部长徐谦、财政部长宋子文、交通部长
孙科、外交部长陈友仁等与先期到达武汉的孙科、徐谦、蒋作宾、柏文蔚、
吴玉章、宋庆龄、陈友仁、王法勤等人举行谈话会，决定接受鲍罗廷建议，
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未迁到武昌之前，由部分中央执行委员和
国民政府委员组成临时联席会议，执行最高职权，以徐谦为主席。
至此，迁都工作似乎一切顺利。但是当第二批出发的张静江、谭延辏У取�
人到达南昌，即将赴鄂之际，情况却突然发生变化。1927年1月3日，蒋介
石召集所谓中央政治会议第六次临时会议，声称为军事与政治发展顺利起
见，决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暂驻南昌，待3月1日在南昌召开二届三中全
会，决定驻在地后再行迁移。7日，又在中央政治会议第七次临时会议上决
定，成立政治会议武汉分会，以宋庆龄、徐谦等13人为分会委员。这样，就
在实际上取消了临时联席会议“执行最高职权”的地位。当时，正值武汉各
界人民占领英租界之后，对英交涉处于紧张阶段，武汉的左派们认为：“因
人民对政府之信用，时局日趋稳定，外交、军事，财政均有希望。最近占领
英租界之举，内顺民心，外崇威信，尤须坚持到底。”就在当天，陈友仁、
宋庆龄、蒋作宾联合致电蒋介石，告以武汉形势，认为“苟非有军事之急变，
不宜变更决议，坐失时机”。这样，迁都之争就发生了。
宋子文是1月3日中央政治会议第六次临时会议的参加者。会上，他从
便于“筹款”的财政角度力主迁都武汉。不料会议没有经过充分讨论就通过
了蒋介石的意见。会下，他对陈公博说：“如果国民政府不搬汉口，我再不
给钱，看他们有什么办法！”后来，当迁都之争愈演愈烈，蒋介石固执己见
的时候，宋子文果真“不给钱”了。当时，蒋介石手下掌握着几十万军队，
每月约需费用1300万元，没有钱，闹饷、哗变，什么样的事都可能发生。蒋
介石无奈，只好派他的理财干将徐桴赴武汉催领。1月29日，徐桴到达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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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日密电蒋介石云：
桴因在浔待船，至今早始抵汉，当见宋部长，商以后领款办法。不料宋部长谓，现已辞职，
不能负责。桴谓：军费前经说定，每月现洋一千万，库券三百万，辞职如何，非桴所知，在未
准以前，须照此发款。如有错误，军心立涣，大局可危。彼又谓无论如何不能负责，只可收入
若干，发给若干，不能照前定负责。经过再三面恳，彼又谓湖北财富之区，筹款本易，现政府
在南昌，一人办事不动。
本电具体地汇报了和宋子文的交涉过程，其中“湖北财富之区，筹款本易”
等话，显然是宋子文有意说给蒋介石听的。“现政府在南昌，一人办事不动”
云云，更是暗示蒋介石，要解决军费问题，必须迁都武汉。
2月3日，徐桴第二次会见宋子文，宋子文仍然不肯发款。当日，徐桴
再次密电蒋介石，电称：
宋部长不发款显系赌气，故意刁难。然我军命脉操在宋手。请总座迅电慰勉之，先救目前
之急，再图良法，万不可操之过急，致生重大影响。
所谓“赌气”，即系赌迁都之争的气。看来，这封电报触动了蒋介石。当时，
蒋介石还没有其他财源，军费不能不要，因此，不得不和武汉左派妥协。同
日，蒋介石有一电致徐桴。4日，宋子文启程赴赣。8日，蒋介石在南昌召开
中央政治会议第五十八次会议，决定将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迁至武昌。9日，
宋子文致电武汉左派，告以谭延辏У热巳漳诩纯奢岸酢＝庑┦录怠�
起来考察，不难断定，在解决迁都之争的过程中，宋子文这位财政部长是起
了重大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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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汪蒋上海会谈辨析
1927年4月初，汪精卫自欧洲回到上海。当时，蒋介石正在积极策划清
党反共，汪精卫和蒋介石、李济深、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吴稚晖、李
石曾、蔡元培、古应芬等人之间，有过两次会谈，一次在4月3日，一次在
4月5日。在此前后，彼此间还有过多次接触。关于这些会谈和接触中汪精
卫的态度，史学界有两种看法，一种意见认为，汪蒋之间相互勾结，目标一
致，已经达成了反共协议，只是在进行时间上有分歧；另一种意见认为，汪
蒋之间并未达成共同反共协议，汪的离沪赴汉，就意味着他仍然企图凭借国
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的力量，与蒋抗衡。两种看法截然相反。那末，历史的
真相到底如何呢？
由于会谈没有留下记录，双方在事后的追述又不尽相同；即使是汪精卫
本人，由于政治立场变幻，不同时期内的说法也存在着差异。凡此种种，都
增加了人们在探讨这一问题时的困难。但是，我以为，如果审慎地鉴别并使
用有关材料，历史的真相还是可以揭示的。在这些材料中，最重要的当为汪
精卫的 《致李石曾书》。此函写于4月6日，距4月5日的会谈仅隔一天，
李石曾又是会谈的参加者，应该说，汪精卫绝无在此函中说假话的可能。该
函说：
5日谈话会散后，痛苦万分。弟深信弟之意见，决不能得吴先生等之赞同，而吴先生之意
见，弟亦决不能赞同。终日谈话讨论，戕贼感情外毫无其他结果，故不如决然舍去也。
吴先生，指吴稚晖，“吴先生之意见”，实指蒋介石的“分共”与“驱逐鲍
罗廷”等主张。这里，汪精卫明确地表示，他“决不能赞同”。信中，汪精
卫并将他连日来在会谈中的意见概括为两点：“第一，民国十三年来改组之
国民党，其精神与方策决不可牺牲。第二，如以党为不必要则已，如以党为
必要，则党之纪律不可不守，否则党必为之破碎糜烂。”对于国民党改组的
“精神与方策”，汪精卫明确地解释为联俄与容共。他说：“改组之政策，
是总理所手定，弟以为不可轻言更改。如必欲更改，除全国代表大会外，谁
能有此权力？全国代表大会期间，除中央执行委员会外，谁能有此权力？”
因此，他建议，在南京召开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全体会议，“解决一切问题”。
与《致李石曾书》同时，汪精卫还有一封《致蒋介石书》，也写于4月
6日。该函全文至今尚未公布，但吴稚晖曾引用过两段。其一：“改组之精
神及其方策，实总理苦心孤诣所独创，而吾弟实左右之，铭不过追随之一人。”
汪精卫后来解释他写这一段话的用意是企图感动蒋介石：“苟对于总理犹有
丝毫纪念，或能悔而中止。”这应是事实。其二，“以铭之愚，一线生机，
惟在开第四次全体会议于南京。”此点与 《致李石曾书》相同。此外，汪精
卫还有一封《致张静江书》，说明“不得不往武汉一行，期得多数同志之同
意”，“开第四次会议于南京以解决纠纷”。
通过对以上三函的分析，不难看出，汪蒋上海会谈期间，汪精卫仍然以
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及其联俄、容共政策的继承人和党纪捍卫者的面目出现，
并未同意蒋介石的“分共”和“驱逐鲍罗廷”的主张。此点亦可从吴稚晖说：
“汪先生去国一年，他只知道还是那么一个共产党！他疾病坎坷，久在欧西，
三十天内经过了木司科，接晤了一群久慕大名的大革命家。半个月的俄国火
车、俄国轮船伴送了回来。又一向有深刻的总理联俄容共历史，影在脑中，
如何能在上海听了几个老朽朋友的一席话，就马上突然变换了一个大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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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应该承认，吴稚晖的这些分析是符合情理的。
但是，也有相反的证据。4月4日，李济深、甘乃光、陈孚木曾致电广
州当局，通报4月3日会谈情况，提到汪精卫主张，在中央全会未开会之前，
可以采取“暂时应急之法”三条：1。共同负责通告共产党首领陈独秀，立即
制止国民政府统治下之各地共产党员，应于开会讨论之前，暂时停止一切活
动，听候开会解决；2。对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迁鄂后，其命令如有妨碍党国
前途者，于开会之前不必执行；3。各省党部、各机关如有捣乱分子在内阴谋
破坏者，在汪主席所拟召集之会未能解决以前，应由各最高级长官饬属暂时
制裁。（见《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4月9日）这三条，证以《邵元冲日
记》，当是事实，根据邵氏所记，汪精卫声称：
（一）若此时同人认为共产党破坏国民党之情形急迫，且亟谋破毁租界，则彼可负责告独
秀，使其制止；
（二）武汉此时如有关于摇动军政之命令，可以不受；
（三）各地共产党及工人纠察队如有反动情形，可以随时以非常手段处置之云云。
邵元冲的这一部分日记为事后追记，所以连开会日期都误记为4月4日了。
但是，他是会谈的参加者，基本事实是不会错的。
汪精卫既主张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精神与方策决不可牺牲”，同时又
提出“暂时应急之法”，是否不可理解呢？并不。这可以从两方面来加以分
析，第一，汪精卫一回到上海，就处于蒋介石、吴稚晖等人的包围中，他们
在汪面前说了许多共产党的“坏话”，制造了不少诸如“共产党破坏国民党”、
“亟谋破毁租界”一类的谣言。第二，汪当时虽是著名的左派，但他对共产
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都并不满意。他曾对吴稚晖说：“共产党实以本党
为利用品。本人亦不赞成共产党之阶级革命及劳农专政。且据本人观察，国
民党与共产党亦不易继续相安；但本人希望暂能维持合作，自己愿负调和之
责。”这就是汪精卫在上海会谈中持矛盾态度的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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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逼勒中国银行
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蒋介石为了进攻武汉国民政府，对付退守
长江北岸的军阀孙传芳，急需大量军费，因此，于4月底决定发行国库券3000
万元，以江海关所收二·五附加税作抵，要求上海各银行先行垫借。其中，
有一段逼勒中国银行的经过，颇为曲折生动。
中国银行是旧中国的四大银行之一，总行设于北京，上海等地设有分行，
以资金雄厚著称。蒋介石搜罗军费，自然首先注目于该行。4月30日，蒋介
石的御用机构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要求中国及交通两行先行垫款100万，
于当日运往南京，并派代表坐索。中国银行上海分行行长宋汉章只答应垫借
30万，与财政委员会委员钱新之言语冲突。这使蒋介石的表亲、派到上海的
财政专员俞飞鹏大为恼火。5月1日，俞致电蒋介石云：“查中行从前借与
吴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