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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的国民革命也由此结束。关于这次会议，曾有一份油印记录保存下来。台
湾的蒋永敬教授在 《北伐时期政治史料》一书中公布了大部分，有小部分，
例如于右任与彭泽民的发言被略去了。这被略去的部分，在笔者看来，却相
当重要。
“四·一二”政变后，武汉国民政府的处境岌岌可危。为了挽救中国革
命，共产国际曾经打了一个电报给在中国工作的鲍罗廷与罗易，其内容为：
实行土地革命，从下面夺取土地；吸收更多的新的农工领袖参加国民党中央
委员会；改变国民党现在的构造；动员两万左右共产党员以及湖南、湖北的
革命工农，组成可靠的新军队；组织以有声望的国民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
庭，惩办反动军官等。电报到达中国后，鲍罗廷认为它“荒唐可笑”，给莫
斯科回电说：“命令收到，一旦可行，立刻照办。”罗易认为电报来得太迟
了，但仍想进行最后的努力。他邀汪精卫谈话，对汪说：“这里有一份斯大
林拍给鲍罗廷和我的电报”，“鲍罗廷不愿给你看这份电报，它是莫斯科的
一项秘密决议，相反，我却认为让你知道它的内容是最明智的，因为我深信
你会赞成这份电报的。”随即，罗易将俄文原稿和中文译本交给汪精卫，汪
精卫即蓄意以此作为和共产党分家的口实，并于7月15日召开“分共”会议。
当日会议的参加者为汪精卫、孙科、程潜、于右任、王法勤、陈公博、
谢晋、经亨颐、詹大悲、潘云超、朱霁青、宋子文、何香凝、彭泽民、顾孟
余、谭延辏А⒌隧蓿�17人，由谭延辏沃飨；嵋槭子赏艟辣ǜ妫�
借共产国际的指示大作文章，危言耸听地说：“综合这五条而论，随便实行
哪一条，国民党就完了。”“现在不是容共的问题，乃是将国民党变成共产
党的问题。”他提出：“对于本党内的C。P。同志，应有处置的方法。”对此，
何香凝、谢晋等人沉默不语，孙科、顾孟余等人则附和汪精卫的发言。顾孟
余并称：“一个党的成立，有三个要素，主义、政策同组织，这三个要素如
果有一个不存在，党即灭亡。”又说：“本党的主义、政策、组织三个要素，
差不多都受了容共的影响，我们承认共产党有革命势力，但不能任他们破坏
本党存在的三个要素。因此，不能不对共产党加以相当的制裁。”在此情况
下，于右任、彭泽民先后发言。于右任说：
政治委员会主席团所提出来的意见，本席很赞成。但当日为什么要容共呢？因为总理看见
国民党的党员太不努力，差不多山穷水尽已无路，所以才有这一着。所谓标语有来源，固是不
错，但我们检查自己的工作，何曾有一点成绩可观！一方面共产党的同志违背了当时的原意，
当然是要加以制裁，一方面我们自己也要努力，才配当一个忠实的国民党党员。现在张作霖、
张宗昌、蒋介石、冯玉样、阎锡山都有他们自己的三民主义，我们再不能随随便便的混了。要
晓得共产党不能亡我们，我们自己不努力，那才是真正的亡了。
处于当时的条件下，于右任的这一段话有顺着汪精卫的意思说的成分，但明
显地不同意顾孟余的观点。它正确地说明了孙中山当日“容共”的历史环境，
说明共产党并不是危害国民党的力量，使国民党灭亡的因素在于“自己不努
力”；当时有各种牌号的三民主义，对此应该有所鉴别。这些看法都是有见
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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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泽民的发言较于右任更为明确。他说：
刚才听到汪主席报告第三国际的来电，多数人认为不该如此。但是，第三国际领袖在中国
者为数不多，犹有鲁易其人 （即罗易——笔者），宁受该党处分而效忠吾党，即本党中共产分
子为本党努力工作者，更不乏人，如果不分良歹，一概拒绝，未免有些失当。此层似宜考虑。
况且汪同志刚说尚要本党派员赴俄，切实商量联合办法，可见本党与苏俄合作未能一时断绝。
对于制裁共产分子，似宜留些余地，不可过火。
彭泽民的这段话也有顺着汪精卫的意思说的成分，但其主旨则在于肯定“容
共”政策，说明“共产分子为本党努力工作者”不乏其人，不应该拒之于国
民党之外。这自然是在继续维护国共合作，和汪精卫等唱的是反调。
人生在世，随波逐流易，独立不迁难。在一片“分共”喧嚷中，于、彭
二人敢于发表上述见解，并非易事。史家们在叙述1927年国共两党的离合史
时，这一笔是不可或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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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庆龄冷对新王朝
1926年11月，为了适应北伐战争迅速发展的形势，在广州的国民政府
决定迁都武汉。1927年2月，迁都完成，国民政府在武汉正式办公。同年4
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政变。18日，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这两个政
权互相对立。前者在一段时期内继续和共产党人合作，后者则反共清党。双
方都力图把自己说成是孙中山事业的真正继承者。然而，使得蒋介石们烦恼
的是，宋庆龄却站在武汉国民政府方面。4月21日，她和邓演达、何香凝、
陈友仁以及董必武、吴玉章、林伯渠、毛泽东等40人联名发表通电，指责蒋
介石自立中央，号召民众及武装同志挽救革命，“去此总理之叛徒，中央之
败类，民众之蟊贼”。宋庆龄的这种鲜明态度自然对新建立的蒋记王朝大为
不利。于是，蒋介石千方百计想把宋庆龄拉到南京国民政府这方面来。
首先出场的是杨虎、陈群、潘宜之。5月1日，三人联名致电宋庆龄，
声称：
武汉为贼窃据，夫人以未亡人之身，有何顾虑？应请拼死脱离贼巢，速赴南京，拥护本党，
继续总理遗志，完成国民革命，不然将何面目见先生于地下？痛哭陈词，敬希垂纳。
杨、陈、潘三人本是“四·一二”政变中的武斗能手。杨，时任特务处长；
陈，时任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潘，时任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秘
书主任。他们的拿手好戏是打、砸、抢、抓、杀。大概是为了向主子邀功心
切，这回居然搞起文斗来了。这封电报不仅打给了宋庆龄，同时，还打给了
南京中央党部、国民政府、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以及各军、各级党部、
各团体、各报馆。不料，蒋介石却不满意他们的这种做法，立即致电杨、陈
等申斥。6月，杨、陈回电蒋介石，诚惶诚恐地表示：“此后谨遵钧命，不
再发表。”
蒋介石申斥杨、陈等人，并非是他不希望宋庆龄站到自己方面来，而是
因为他觉得，这种大肆张扬、粗暴无礼的电报攻势太愚蠢，会激怒宋庆龄，
引起适得其反的效果。他自以为有更聪明的办法，这就是请孔祥熙出面斡旋。
5月21日，孔祥熙致电蒋介石云：
现又连去电函，请孙夫人速来，并拟再派委员，设法劝驾，希勿念。
孔祥熙要蒋介石“勿念”，正说明了蒋介石的惶急不安。孔祥熙表示，要“再
派委员”前去“劝驾”，但蒋介石还觉得规格不够高，他要孔祥熙亲自出马。
于是，孔祥熙带着蒋介石的亲笔信件秘密前往武汉游说。然而，这一切都不
能丝毫动摇宋庆龄维护孙中山事业和政策的决心。武汉国民政府曾盛赞宋庆
龄“赞助总理革命事业，于三民主义知之最审，行之尤力，秉正嫉邪，遂为
反动派所深忌，其始则用种种反间计，欲使孙夫人离开武汉，孙夫人烛知其
隐，屹不为动。”7月上旬，蒋介石再致宋庆龄一函，中云：
中正等望夫人来沪，如望云霓。务请与子文、庸之兄（即孔祥熙——笔者）即日回沪，所
有党务纠纷，必以夫人之来有解决办法也。
这封信同样遭到了宋庆龄的严正拒绝。
但是，这一时期，宋庆龄也不能再在武汉住下去了。7月14日，汪精卫
悍然举行“分共”会议。为此，宋庆龄不得不退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她在 《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中说：“本党若干执行
委员对孙中山的原则和政策所作的解释，在我看来是违背了孙中山的意思和
理想的。因此，对于本党新政策的执行，我将不再参加。”同月中旬，宋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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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离开汉口，前往上海。当她到达上海之后，蒋介石又派何应钦前去游说，
企图引诱宋庆龄到南京来。26日，何应钦致蒋介石电云：
职本日申刻抵沪，即经谒孙夫人，经二小时之交涉，始晤见。职将总座慰问及欢迎其到宁
之意陈述，其略表谢意。职询以武汉情形，渠均以不知对。其言词中多偏袒武汉，如言我方残
杀同志及不俺（？）分散革命力量，并派兵安庆之类。因其先后成见及破坏本党之阴谋及事实，
渠亦不变其论调。职此行可谓毫无结果，准明晨回宁，谨闻。
由于译报或抄写上的原因，本电有严重脱误。但仍然可以看出，何应钦碰了
一鼻子灰：开始是宋庆龄不见，左磨右泡了两小时，才见到了。何应钦想打
听武汉国民政府的情况，宋庆龄答以“不知”；何应钦大发谬论，诬蔑共产
党“破坏本党”，但宋庆龄仍然“不变其论调”，并且指责蒋介石“残杀同
志”。最后，何应钦只能悻悻而去，“此行可谓毫无结果”。
在何应钦去后4天，宋庆龄会见了合众社记者，明确宣布：
近日谣传余将在宁政府活动，全属无稽之谈。余此次所以必须来沪者，因余家宅在沪。此
后余之行止，将如余前在汉口所发之宣言，在国民党现行政策不改变之前，余决不参与任何活
动；于革命事业不纳入中山主义轨道内时，余决不担任任何党务。余非叛徒，亦非骑墙，且与
南京政府毫无关系也。
8月下旬，宋庆龄离开中国，前往莫斯科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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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要求开除叶剑英
近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记录，发现蒋介石要求开除叶剑英国民
党党籍的一份呈文摘要，内容如下：
前新编第二师代理师长叶剑英，率师驻次吉安，勾结共产分子，阴 〈谋〉叛党，竟于五月
十三日鼓动该师教导队学生及师部监护队，勾结当地农民自卫军，将该师忠实部队逼令缴械，
并将忠实官佐逮捕监禁。该师长叶剑英及跨党分子张克等倒行逆施，谋叛党国，除通令各军一
体严缉惩办外，拟请准将该逆等一体开除党籍。
此呈写于 1927年，反映出叶剑英在中国革命的一个重要年代里的抉择和表
现。
叶剑英很早就追随孙中山进行革命斗争。他于1920年从云南陆军讲武堂
毕业，随即投入“援闽粤军”，任炮兵连连长。192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