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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住在布达佩斯干什么”我问道。
“怎么了，”他说，“你每天晚上都要坐在包厢里看我演戏，你还要学会和我对话，帮助我练功呀。”
他给我背了一段马克·安东尼的台词。现在，他的一切热情和兴趣都集中在了这个罗马平民身上，而我，他的朱丽叶，已不再是他关注的焦点了。
有一天，我们在乡下漫步了很长时间后，在一个干草垛旁坐了下来，他问我是不是觉得我们两人各自去追求自己的事业会好一些？当然，他的原话要婉转些，可意思是这样的。现在我依然还记得那个草垛，我们面前大片的田野，以及当时我内心的战栗。当天下午，我就和亚历山大·格罗斯签了去维也纳、柏林及德国其他所有城市演出的合同。
我观看了“罗密欧”扮演安东尼的首场演出，给我留下的最后印象是剧院里观众的狂热之情，而与此同时，我正坐在包厢里吞着泪水，感觉就好像吃了几箱碎玻璃似的。第二天我就到维也纳去了，“罗密欧”消失了，我跟“马克·安东尼”道了别。他看上去面色严峻，似乎很有心事。我从布达佩斯到维也纳的这段路，是我所经历的最痛苦、最忧伤的一次旅程。所有的欢乐好像从这个世界上突然消失了。在维也纳我病倒了，格罗斯把我送进了一家医院。
一连几个星期，我都处在极度虚弱的状态，痛苦不堪。“罗密欧”从布达佩斯赶来了，他甚至在我屋里支了张床。他对我非常温柔和体贴。可是一天早晨醒来，我看到那位护士——一个天主教修女的脸，她围着黑色的面纱，站在那里，正好把我和睡在小床上的“罗密欧”隔开，我听到了爱情的丧钟。
我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完全康复，因此格罗斯就带我到弗朗曾巴德去疗养。我的情绪很低落，整天无精打采，乡村的美景和好心的朋友都不能让我提起精神。格罗斯的太太特地赶来了，她悉心地照料我，有时甚至彻夜不眠。幸运的是，在我银行里的存款被医生和护士们的昂贵费用花光了时，格罗斯为我安排了去弗朗曾巴德、马里安温泉和卡尔斯巴德演出。因此，一天我打开了行李箱，取出了我的舞衣。记得当时我一边泪如雨下地吻着那件我穿着跳了所有的革命舞蹈的红色舞衣，一边发誓再也不因爱情而抛弃艺术了。当时，我的名字在那个国家简直有了魔力，记得有一天晚上我正同经理和他的太太吃饭，饭店玻璃外面聚集了很多人，人群竟然把一大块玻璃都挤破了，弄得饭店经理束手无策。
我把烦恼、痛苦和爱情的幻灭都融进我的艺术中，根据希腊神话中伊菲格涅亚在祭坛上告别生命的故事创编了一段舞蹈。最后，亚历山大·格罗斯安排我去慕尼黑演出，在那里我又同母亲和伊丽莎白会合了。她们看到我又是独自一人了，感到很高兴，尽管发现我变得很忧伤。
第四章爱情的晕眩（3）
在去慕尼黑表演前，我和伊丽莎白到了阿巴沙，乘车在街上寻找供应食宿的旅馆。我们没有找到合适的旅馆，却在这个平静的小镇上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费迪南德大公路过这里时看到了我们，他很感兴趣，很亲切地同我们打招呼，并邀请我们住到斯蒂芬妮宾馆花园他的别墅里。这件事本来是一个很纯洁的插曲，但是却在贵族圈里变成了一桩丑闻。那些贵族阔太太们不久就开始拜访我们了，不过与我那时天真的想法完全不同的是，她们并不是对我的艺术感兴趣，只是想弄清楚我们在大公别墅里的真正身份究竟是什么。就是这些贵妇人，每天晚上都在宾馆餐厅大公的桌前深深地行屈膝礼。我也依俗而行，而且屈膝更深。
就在那个时候，我发明了一种新型的泳衣，后来非常流行。那是用一种质地精良的中国丝绸做的浅蓝色的衣服，大开胸，细肩带，裙摆刚到膝盖上面，光腿赤脚。在那个时代，女士们下水游泳时一般是穿一身从头包到脚的黑色泳衣，黑裙摆要到膝盖和脚踝之间，还要穿黑色长袜、黑色泳鞋。你完全可以想象得出我当时该引起多大的轰动。费迪南德大公经常在跳水桥旁散步，常用看戏时用的小望远镜看我，还用别人都听得见的声音嘀咕：“啊，邓肯小姐多么漂亮呀啊，多么好看呀就是春天也没有这样美呀”
不久后，当我在维也纳的卡尔剧院跳舞时，大公每天晚上都带着一群年轻英俊的护从和副官到特别包厢里来看我演出，这自然引起了流言蜚语。可是大公对我的兴趣完全是出于对美和艺术的欣赏。实际上，他似乎在有意躲避与女性的交往，总是与他那群年轻漂亮的随从们在一起。几年之后，听说奥地利法庭发布命令，把费迪南德大公囚禁在了萨尔茨堡一座阴暗的城堡里，我很是同情他。也许他与其他人是有些不同，但是哪一位真正富有同情心的人与常人一样呢
在阿巴沙的别墅，我们的窗前有一棵棕榈树。这是我第一次看到长在温带的棕榈树。我常观察它的叶子在晨风中颤动的姿态，后来我就据此创作了胳膊、手和手指轻颤的舞蹈动作。后来，这种动作被我的模仿者们用滥了，因为他们不知道追根溯源，去观察和思考棕榈树在风中的颤动，忘记了必须先在内心有所感悟，才能给予很好的外部表达。当我久久凝视这棵棕榈树时，我常常忘记了艺术的思考，脑海中只有海涅动人的诗句：
南方有一棵寂寞的棕榈树……
我和伊丽莎白从阿巴沙来到了慕尼黑。那时慕尼黑的整个生活都以“艺术家之家”为中心，一些著名的艺术大师，如卡尔巴赫、伦巴赫、斯塔克等著名画家，每天晚上都聚集在这里，喝着上好的慕尼黑啤酒，畅谈哲学和艺术。格罗斯希望能把我的慕尼黑首演安排在这里，伦巴赫和卡尔巴赫表示赞同，只是斯塔克坚持认为舞蹈不适合在“艺术家之家”这样的艺术殿堂里演出。于是在一天上午，我去登门拜访斯塔克，想说服他相信我的艺术的价值。我在他的工作室里脱下衣服，换上了图尼克给他跳舞，然后不停地给他讲我的神圣使命和舞蹈作为一种艺术的可能性，一口气讲了三四个小时。后来，他常常对他的朋友们说，他一生中从没有感到这样震惊，他说他觉得好像是奥林匹亚山上的林中仙女突然从另一个世界来到了他的面前。他自然是同意了，而我在慕尼黑“艺术家之家”的首演也成为这个城市许多年以来最为轰动的艺术盛事。
后来，我在卡恩学院表演舞蹈，那些学生们简直如痴如狂。一夜又一夜，他们卸下我马车上的马，由他们拉着我穿街过巷，在我的敞篷马车两边唱着学生歌曲，举着火炬又蹦又跳。他们经常一连几个小时在我住的旅馆的窗下歌唱，直到我把鲜花和手绢从窗子里扔给他们，他们就争抢这些东西，然后每人分一点戴在帽子上。
有一天晚上，他们把我簇拥到他们的学生咖啡厅，然后抬着我在一张张桌子上跳舞。他们整个晚上不停地歌唱，不断重复着：“伊莎多拉，伊莎多拉，啊，生活多么美好”那天晚上的事情第二天见了报，城里的规矩人很是惊讶。其实当时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是非常纯洁无邪的“淘气”行为，虽然他们在早晨将我送回家的路上，把我的衣服和披肩都撕成碎片抢去戴在了帽子里。
当时的慕尼黑的确是一个艺术和学术中心，大街上到处都是大学生，每个女孩的腋下都夹书本或乐谱。每个商店的橱窗里都陈列着珍贵的古代书籍和画作，以及新近出版的各种图书。除此之外，还有众多博物馆里的珍藏，从阳光照耀的大山里吹来的阵阵秋风，造访满头银发的伦巴赫大师的工作室，结识卡维尔霍恩这样的哲学大师，等等，这所有的一切都激励我回到那中断已久的理智和精神生活中去。我开始学习德语，阅读叔本华和康德的原著，不久我就能够与每晚来“艺术家之家”聚会的艺术家、哲学家和音乐家长时间地交谈了，我从中受益匪浅。我也学会了喝慕尼黑啤酒，近来在感情上所受的打击也渐渐地淡化了。
一天晚上，在“艺术家之家”举行的一个表演各种节目的特别晚会上，坐在前排鼓掌的一个男人的容貌引起了我的极大关注。他使我想起了一位我刚刚第一次接触其作品的音乐大师，他的额头也是那样凸出，鼻梁高高的，只是嘴巴柔和些，显得没那么有力。表演结束后我才知道他就是著名作曲家理查德·瓦格纳的儿子西格弗里德·瓦格纳。他加入了我们的圈子。初次见面便结识了这位仰慕已久的朋友，我感到非常荣幸，他以后成了我最亲密的朋友之一。他谈吐不凡，不时回忆起他那伟大的父亲的往事，就像环绕在他头上的神圣光环。那时，我也是第一次读叔本华的著作，他对音乐和意志力的关系进行了哲学意义上的阐述，使我深为倾倒拜服。
我所遇到的这些超凡绝伦的知识界的精灵，或者如德国人所说的思想的神圣，让我感到就像被领进了一个至高无上的、神一般的思想家的世界，他们的思想比我在漫长的行程中所遇到的任何人的思想都博大和神圣得多。在这里，哲学的思考确实被当成了人类最高级的需求，只有更为神圣的音乐世界才能与之媲美。在慕尼黑的博物馆里，来自意大利的辉煌作品也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启迪。既然知道离意大利边境很近，为满足不可抑制的冲动，母亲、伊丽莎白和我便坐上火车去了佛罗伦萨。
第五章爱上斯坦尼斯拉夫斯基（1）
当你拿起早晨的报纸，看到有二十个人死于火车事故（前一天他们还从来没有想到过会死），或者是整个城镇都毁于海啸或洪水，这时你可能不会相信冥冥之中有一个上帝或命运之神控制着人们。既然这样，为什么又要愚蠢而自私地想象有一个上帝会来引领我们这些小小的自我呢
然而，在我的生活中的确发生过许多很奇怪的事情，让我有时不得不相信命运。例如，开往圣彼得堡的那列火车没有按时在下午四点钟到达，由于风雪阻挡，整整晚点十二个小时，直到第二天凌晨四点才到站。火车站上没有一个人迎接我。当我从火车上下来时，气温在零下十度。我从没感到这么冷过。穿着厚厚棉衣的马车夫不停地用戴着手套的拳头敲打着自己的胳膊，好让血管里的血液流通。
我留下女仆照看行李，然后雇了一辆单驾马车，让车夫拉到欧罗巴宾馆。在俄国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候，我一个人坐在驶向宾馆的车上，在途中突然看见了不亚于爱伦·坡①作品中描述的那种可怕的景象。
我看到远处有一长列黑压压的队伍走过来，队伍中充满了悲惨凄凉的气氛。男人们抬着一口口棺材，一个个弯腰驼背缓缓而行。马车夫让马慢了下来，他低下头在胸前划着十字。在朦胧的晨曦中看着这一切，我的内心充满了恐惧。我问车夫这是怎么回事。虽然我听不懂俄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