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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上海的物价如何呢？几乎每月都在涨价。
1946年夏季大米涨到每石４．２７万元（法币），合每市斤267元；黄豆每市斤２百多元，豆油每市斤８百多元，菜油每市斤７百元；猪肉每市斤１千３百元，白糖每市斤１千１百元，酱油每市斤３６２元，食盐每市斤１６０元；豆腐每（４块）７１元；白酒每市斤８百元，黄酒每市斤４百多元；士林布匹每市尺１千１百元，龙头细布每市尺７百多元；
因此１９４６年夏季法币２百元约合今日人民币１元。
但是在一年之内，物价飞涨的速度令人瞠目结舌。
１９４７年夏季大米涨价到每石３６．９万元（法币），合每市斤２千３百元；黄豆也是每市斤２千３百元， 豆油每市斤９千多元，菜油每市斤８千元；猪肉每市斤９千５百元，白糖每市斤６千３百元，酱油每市斤２千８百元，食盐每市斤１千３百元；豆腐每（４块）６千元；白酒每市斤７千９百元，黄酒每市斤４千元；士林布每尺９千９百元，龙头细布每尺６千６百元；都飞涨到前一年夏季的９－１０倍。
因此１９４７年夏季法币１千８百－２千元的购买力，约合今日人民币１元。
1947年２月８日《观察》周刊第１卷第２４期售价１千元；表面上比半年前的创刊号涨价一倍；而同一期间日用品涨价到３倍多；所以实际售价反而降低了，利润更为菲薄。
这时储安平在《中国的政局》一文中列举了国民党２０年以来的统治给自由知识阶级造成三个影响：
首先是政治限制，政府拒绝保障人身自由和出版、言论、集会自由等基本权利；
第二是经济限制，知识阶层陷入了普遍的贫困状态，“政治活动必须有充裕的时间和财力，八年抗战，把教育界文化界人士弄得个个生活不安，精神和智慧完全消耗在柴米油盐这些琐事上，以至大大削弱他们在政治方面所能发挥的积极力量”，缺乏参与社会政治活动的经济后盾；
第三是思想限制，国民党政权顽固地对于教育界横加干涉，不仅未能从年轻一代中培养出“三民主义”的忠实追随者，相反，“２０年来党化教育的结果，使青年都未能得到合理的教育…国民党自己不争气，越搞越不象样，弄到青年大都厌恶国民党。厌恶国民党不要紧，党化教育给青年的并不是一种理性教育，青年在理性方面未能得到应有的教化，于是感情的部分因不满现实而日益泛滥。自由思想是重理性的，必须在理性上有修养，始能接受自由主义的熏陶。情感泛滥的结果是趋于极点，不是极点的右就是极点的左。……党化教育的做法是收罗奴才、放任浪才、杀害人才。”接着，储安平笔锋一转——
自由思想分子虽然受着上述种种限制，而客观地说：这批力量目前正在日益滋长之中……实系由于时代使然。若从道德及思想的角度看……绝大多数的人都希望国共之外能产生一种新的力量，以稳定今日中国的政局。今日中国这批自由思想分子，大都在苦闷地忧虑着国家的前途，但他们实不该止于消极的焦愁忧虑。自由思想分子可以起来、应该起来，这不是他们高兴不高兴、愿意不愿意的问题，而是他们的一个历史上的责任问题。
经过一年坚持不懈的努力，《观察》周刊已经成为当时中国知识阶级起来发表自由思想、履行历史使命的民主论坛。
到１９４７年３月１日《观察》第２卷第１期出版时，售价不得不提高到１千５百元；８月９日第２卷２４期出版，售价又提高到３千元；而实际上还是降低了价格（只合今人民币１元５角左右），依靠扩大发行份数而收回成本。但物价仍在飞涨，刊物的前途不仅受到反动政权的专制压迫、新闻审查的刁难钳制，而且愈来愈受到经济危机的严重威胁。
关于财务，按照《观察》周刊社“征股简约”第四条：“出版满一年时，主持人应向出资人提出财政报告”。
储安平在第一卷第２４期为刊物诞生半年所作的报告《辛勤·忍耐·向前》一文中说：“本社的资金是（法币）１千万元，但是现在的帐面上，本社的资金已超过２千万元。我们愿意向股东说明，我们在筹备时期，从未开支过一文车钱，也从未开支过一文交际费。第一次租屋及最近的迁移，我们都没有用什么钱。甚至在开办的时候，我们也几乎可以说，没有用过什么开办费，一切家具都是借用旧的，借以节省支出。而且我们可以说，我们是绝对干净的。一切比较大的支出，如买纸、付印刷费等，都由我亲自经手办理，在良心及人格上，我们可说绝无弊端。”
在风雨飘摇中，《观察》周刊不但没有被压垮，反而有所赢余，股东每年分红，还赠送股份给一些对周刊贡献较大的作者和职工。
储安平有一段话曾经感动了百万读者，他倾诉：“这是我们第一次在社会上主持独立的事业，我们认为我们的信用及前途较之金钱远为珍贵。至于刊物本身，可以自给。”（引自《储安平文集·下》第87页，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
忍辱负重，义无反顾
《观察》周刊基本上以半年为一卷，每卷为２４期；从1946年９月创刊，次年２月出满一卷以后，用两周时间稍事修整、总结；然后出下一卷，到８月再出满２４期。这样一直坚持将近３年，出到第５卷１８期，受国民党政府查封而被迫停刊为止；虽然政局非常动荡，经济危机愈演愈烈，然而《观察》周刊３年中的发行量直线上升，在全国范围的信誉和影响不断扩大，读者不限于知识分子和学生，而迅速分布到工、商、政、军、律师、医生等各界，成为最有威望的严肃刊物之一。在读者的地区分布方面，储安平自豪地说：
“发行上，本刊最大的一个特色是分布普遍，关于这一点，今日国内恐怕没有一个刊物甚至一个报纸可以和本刊比拟。平津出版的刊物大都局促于华北东北一隅，上海一般刊物的发行，亦多以京（指南京）沪（上海）、东南一带为主要市场。我们很难相信兰州、成都、贵阳、昆明的读者能看到上海的《申报》《新闻报》。至于《大公报》有上海、天津、重庆三版，三版若合为一体，其分布之广，便约与本刊相似；但若三版各自分开，我们便很难相信台湾的读者能看到重庆《大公报》、昆明的读者能看到天津《大公报》、西安的读者能看到上海《大公报》。本刊虽在上海发行，但其分布并不限于东南一隅；以京沪杭（南京上海杭州）为中心的东南一带，在本刊的发行额中仅占三分之一，其余三分之二都是分布在华北、华中、华南及西南、西北各地的。这是本刊在中国出版界中最特殊的一个情形。”（原载《观察》第２卷第２４期《艰难·风险·沉着——本刊第二卷报告书》，1947年８月）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 第六部分全面内战时期文化人的生活 （3）
作为中国新型知识阶层的一个代表，自由民主论坛的一个主持人，他更自豪地宣布：
“本刊是一个纯粹民营的刊物，既无政治集团在后指使、亦无经济集团在后支持，平时用纸都是向市上纸商零购的……”
这种不仅在思想政治上独立思考、而且在经济生活上自力更生的精神，一不靠官、二不靠商，超越官场的威势、摆脱商界的羁绊，坚守人格自由的精神，跟五四运动、跟《新青年》、跟鲁迅、跟北大清华、跟西南联大的革命传统是一脉相承的。这种传统，用一句简单的话说来就是“反专制”。民主、科学、自由就是不仅反对政体的专制，而且反对思想的专制和经济的专制。《观察》的号召力，实际上也可以归纳为一句话：“一切反对专制的人们，团结起来！”
这就是它在全国范围内广大读者中取得巨大成功的魅力所在。
《观察》周刊的经济命脉遇到四方面的威胁——
一、各种开支，首先是白报纸和印刷装订的费用不断上涨；
二、全国各地邮费不断上涨；
三、应付稿酬和同人薪金不断上涨；
四、读者群体不断贫困化，实际收入不断下降。
1947年中，储安平先是在上海文化界多方活动，夏天又专程出差乘坐火车到达北平。在各大学访问调查的结果，使他“第一次开始了解，今天一般学生是生活在何等贫穷之中。各方面都说学生没有钱订阅刊物。那时我们的订阅还只先收２万元（法币）。２万元在当时充其量只合到战前的一块钱。我们很难相信，在战前，大学的学生竟会拿不出一块钱。然而现在，大学生拿不出２万元却是一个普遍的事实。这事实也深深影响了我，使我在５月学潮中对于学生抱有同情。这次我到北方来，我和学生接触的结果，使我相信，要他们拿出几万元来订一份刊物，已近乎一种奢望……”（引自《储安平文集·下》第１５６页）
压迫着《观察》编辑部几乎透不过气来的，首先是成本飞涨，而白报纸成为最大一笔支出，第２卷每期成本中占40 ％左右。在1947年２月第１卷结束时，白报纸价格尚未超过５万元１令；但是半月后第２卷第１期付印时，纸价竟然狂涨到３倍以上，每令15万元。２卷１期以后，白报纸价格继续飞涨，自15万到20万、30万。到８月１日储安平写《第二卷报告书》的时候，白报纸价格为每令32万元，是第一卷结束时的８倍。
其后６个月内，白报纸价格又飞涨到40万、60万……200多万，是第二卷结束时的７倍；《观察》第三卷每期的成本中，白报纸占到55 ％ 左右。
与此相应的，排印工及装订工也一再涨价，其涨幅不在纸价之下。
储安平叹息：“这对于本刊实为一种难于忍受的打击。”
再说全国各地的邮费。《观察》周刊从第一卷第１８期以后“增加售价的重要原因是邮资的涨价，每份的航空邮费，自1946年９月的122元涨到1947年１月的310元。”涨价到2。5倍，（《观察》第１卷第２４期半年总结）到1948年初涨势更猛，“远地寄刊，势须航寄。定户航寄，航平每份就要４千多元，航挂号每份就要７千多元，……本刊在发行上最大一个特点就是真正的全国性，发行总额的50 ％ 以上都散布在大后方各大小城市乡镇之间以及边远地区，因此邮资的加价对于本刊业务上所生的影响，大于仅仅以京沪杭（南京上海杭州）三角地带为发行中心的其他刊物。”（参看《观察》周刊第３卷第２４期报告书《风浪·熬炼·撑住》一文）
再说《观察》付给作者的稿酬，也必须跟着物价浮动上涨。1947年２月第２卷１期为千字１万至１万２千元法币，第２卷的最后１期提高到千字３万至４万元；第３卷第１期为千字５万至６万元，到1948年２月最后一期提高到千字15－20万元，也就是说每半年提高３倍多，每年提高10倍左右。当时许多出版社支付稿酬以每千字１－２斗米价计算的。
《观察》周刊社员工的薪金开支，也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