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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午6月18日，朱自清在《抗议美国扶日政策并拒绝领取美援面粉宣言》上签名。当时在报刊上发表的宣言全文是：
张奚若等百十师长严正声明 （1948年6月）
为反对美国政府的扶日政策，为抗议上海美国总领事卡宝德和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对中国人民的诬蔑和侮辱，为表示中国人民的尊严和气节，我们断然拒绝美国具有收买灵魂性质的一切施舍物资，无论是购买的或给予的。下列同人拒绝购买美援平价面粉，一致退还配购证，特此声明。
签名者：张奚若 金岳霖 唐钺 Robert Winter（温德） 邓以蛰 吴晗
朱自清 陈梦家 沈元 李广田 孟庆基 …… 等一百十名教授
吴晗在《关于朱自清不领美国“救济粮”》一文中回忆：“这时候，他的胃病已经很沉重了，只能吃很少的东西，多一点就要吐。面庞消瘦，说话声音低沉。他有大大小小七个孩子，日子比谁过得都困难。但是他一看了稿子，毫不迟疑，立刻签了名。他向来写字是规规矩矩的，这次，他还是用颤动的手，一笔不苟地签上他的名字。”（原载《人民日报》，1960年11月20日）
拒绝购买每月两袋美援平价面粉，意味着全家收入每月要减少五分之二，朱自清反复思考这事的分量。当天，他在日记中写道：“这意味着每月使家中损失六万元法币，对全家生活影响颇大；但下午认真思索的结果，坚信我的签名之举是正确的。因为我们既然反对美国扶植日本的政策，就应采取直接的行动，就不应逃避个人的责任。”（引自《朱自清全集》第10卷，第511页）
朱自清是当时学术水平最高的教授之一，但那个月的全部薪水也只能买三袋多（约150斤）面粉。家庭人口又多，全家精打细算过日子，每天吃两顿粗粮，还得他带着一身重病，拼着命多写文章，才能够勉强维持下去。而他的胃病已经发展到极其严重的地步，签名的前几天，体重减轻到38。8公斤，迫切需要营养和治疗。他虽然穷到不能治病，终于在贫病交加中死去，还是毅然决然地在宣言上签了名，并在几天后把配购证退了回去，拒绝了这种“收买灵魂性质”的施舍。直到弥留之际，朱自清还谆谆嘱咐夫人说：
“有件事要记住：我是在拒绝美援面粉的宣言上签过名的，以后，不要去买国民党配给的美国面粉！”
当时，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结束还不到三年，而这场战争使中国人民死伤达3500万人，其中死亡的就有2000万人，财产损失达5000亿美元。特别是当中国人民起来反美扶日时，美国驻华大使和驻上海总领事又发表了侮辱我中华民族的谈话。如说中国人连日常生活所需的粮食也仰赖美国的慷慨施舍，中国学生得到教育也是受美国“恩惠”，反对美国的政策是“受奸人挑拨”，是“忘恩负义”等等。因此，朱自清等大学教授当时用拒绝美援面粉的实际行动来抗议，表现了中华民族的气节。
1948年8月6日，朱自清先生的胃病终于发展到胃穿孔。12日与世长辞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 第六部分全面内战时期文化人的生活 （1）
（十七）全面内战时期文化人的生活
《观察》周刊的经济状况
抗日战争胜利后整整一年，1946年９月１日，在上海创办了一个新型的知识阶级同人杂志，它在全国造成了深远的影响，以至于随着历史的流逝，它的价值愈来愈在昏暗的背景下凸现出来。这个同人杂志就是《观察》周刊。
《观察》为16开本，分量并不厚重，周刊每期只有32页即两个印张，篇幅６万字。它并不算是“大型”刊物，生存期还不到３年。但在20世纪中国大陆，具有全国影响的同人刊物很多，其中最早一名当然是《新青年》，而最后一名则要数《观察》。
过了整整40年以后，费孝通回忆说：“《观察》及时提供了论坛，一时风行全国。现在（指８０年代中期）五六十岁的知识分子很少不曾是《观察》的读者。”（引自1985年《新观察》３５周年纪念册）
９０年代美国学者 Suzanne Pepper 在专著《中国的内战》（Civil War in China）一书中大量引用了《观察》周刊的第一手资料。1996年作者在该书中译本的自序中指出，有些历史见证人在回溯４０年代末中国内战进程时说：
“许多人当时都阅读上海出版的一本叫做《观察》的杂志，并且实际上将它看作了解政局发展和战争进程的惟一可靠的消息来源。他建议我也这样做。后来这成了对我最有用的忠告，因为它使我越出美国国内争论和外国观察家报告的范围，接触到我最需要的信息，即当时的中国人对４０年代中国所发生的一切的看法。”（引自《中国的内战》中译本，中国青年出版社１９９７年）
可见储安平主编《观察》周刊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
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
1945年10－11月，储安平和几个朋友曾经在重庆编过一个周刊《客观》，共出17期，它在精神上就是《观察》的前身。那是一个八开本16页（两个印张）的杂志，每逢星期六出版，除了广告，每期发文６万余字。当时在西南、西北地区吸引了很多读者，受到好评。
但是《客观》的主办权受制于人、言不由己，储安平就一心筹办独立自主的同人刊物。他说：“当时的客观只由我们主编，并非我们主办。我们看到其事之难有前途，所以戛然放手了。”（《观察》第１卷２４期第３页）
1946年１月６日储安平在重庆召集《观察》发起人会议，认为：
（一）时代需要一个全国性的自由知识阶级论坛
“国内拥有极广大的一群自由思想学人，他们可以说话、需要说话、应当说话。当时国内还缺少一个带有全国性的中心刊物（在抗战中，昆明重庆等地都有水准很高的刊物，但因战时邮递困难、环境限制，都未能布及全国）。假如我们自己确实不偏不倚、秉公论政，取稿严格、做事认真，则各方面的前辈及朋友，无论识与不识，一定乐于支持我们，为本刊写稿。”……抗战胜利以后正是时机，有条件办起这样一个全国性的论坛。
（二）自由思想的论坛必然拥有广大读者
“中国的知识阶级绝大部分都是自由思想份子，超然于党争之外的，只要我们刊物的确是无党无派，说话公平，水准优高，内容充实，则本刊当可获得众多的读者。”（引自《储安平文集·下》第７８页）
可见，他们对于《观察》周刊的思想价值、市场价值、社会价值都是满怀信心的。
当时邀请了七十位撰稿人，其中三分之二在第一卷２４期里写过文章。包括：张东逊、马寅初、费孝通、萧乾、雷海宗、曾昭抡、傅雷、钱端升、潘光旦、高觉敷、吴世昌、吴恩裕、许德珩、伍启元等等。
但是开始筹备事务很艰难。首先是经费问题，只有以股分制的方式，筹集必要的资金。
这年年初储安平尚在重庆，他根据上海方面的报告，估计每期的成本是法币５０万元，如有６百万经费即可着手（其中２百万元为开办费、４百万元为８期的周转金）。这数目并不算大，但筹措时非常困难。储安平当时就说：“我们这批朋友，多是以教书为生的。读者一定充分明了，在抗战的８年中，教育界人员是如何地在饥饿线上挣扎。所以到真正收款时，常常止于口惠。其间还遇到使人极其难堪的事情。”
最难堪的事情就是全国性的经济危机：法币通货膨胀和物价飞腾。
抗战胜利后，法币一百元的购买力大约合今日人民币一元。
１９４６年２月２０日国民党控制的报纸《前线日报》（总编辑为宦乡）发表了一篇报道，根据社会调查的结果，认为当时上海等城市一个五口之家最低生活费为法币１５万６千元 （购买力大约合抗战前法币５０元，或者今日人民币１千５百元）。
当时计算出这个“最低生活费１５万６千元”的根据是： 大米１石２斗价２万元，煤球４担２万元，柴１担３千元，油１０市斤５千元，蔬菜和副食品每天１千５百元、每月４万５千元，车力（交通费）每月３万３千元，共计法币１５万６千元。
但是就在１９４６年初，内地如重庆等布匹价格首先浮升，春季大米价格上涨到每石２．４万元（法币），合每市斤１５０元。而公共汽车票由法币１５０元涨到２５０元，报刊售价涨到两倍，印刷费涨到３．７倍。……就在全国性的又一轮物价飞涨爆发时，储安平在１９４６年３月中旬，由重庆飞抵上海。这时社会经济形势险恶，通货膨胀严重，要办刊物的总费用金额，看来必须增加到两倍不可了。夏天，通货膨胀继续贬值的结果，法币２百元的购买力才相等于今日人民币１元。
但是储安平具有坚韧不拔的意志和灵活机动的办法，经过种种努力，终于在７月底股金基本就绪，达到法币１千万元（合今人民币５万元），勉强可以启动。《观察》是股份制的同人刊物，有些作者和职工也是股东。储安平预定的股额是二百股，５万元一股（相当于２斗大米，或今人民币２５０元左右）。许多知识分子从自己菲薄的薪金中节约出５万或１０万法币认股，而他们的平均月薪只能买２－４石大米。这一股就占用了他们月薪的十分之一左右。他们支持《观察》的精神真是令人感动。
《文化人的经济生活》 第六部分全面内战时期文化人的生活 （2）
事务方面的第二件大困难，是“房子”。当时在上海，房子就是金条。因为法币不断贬值，在金融市场上已经丧失信誉，大笔交易通常采用“黄白绿”即金条、银洋、美钞（黄的是金、白的是银、绿色的是美元）。一根金条为十两，一两黄金相当于大约一百银元；也就是说，一根金条的价值大约合今人民币３万元。俗话说“没有金条弄房子难于上青天”，后来储安平幸得朋友们的帮助，租到一间小房子作为编辑部，月租金法币２０万元（合今人民币１千元），以半年为期。
冯英子写道：“《观察》已经在上海出版了，而且很快受到了读者的欢迎，特别是在知识分子中有较大的影响。应当说，从《观察》的出版到后来的被迫停刊，这个刊物一直是办得比较成功的。”
风云变幻中初战告捷
1946年９月１日《观察》第１卷第１期创刊，售价法币５百元（合今人民币２元５角）；储安平说：“第一期究竟应该印多少份，事前无法得到科学的根据。一部分朋友甚至怀疑我们这样一个硬性的高级刊物是否可以销过３千份。我们第一期决定印５千份。”实际上很快加印两版，共７千５百份。第５－１２期都印９千份，自第１３期以后增印到１万份。
当时上海的物价如何呢？几乎每月都在涨价。
1946年夏季大米涨到每石４．２７万元（法币），合每市斤267元；黄豆每市斤２百多元，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