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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巴黎之前，在我退隐前的那个冬季里，我有过一件遂了心愿的快事，我品尝到了它的全部纯美的意味。南锡科学院院士帕利索因写了几个剧而出了名，此时正为波兰国王而在吕内维尔演出其中的一个剧。他在剧中竟让一个人斗胆地握笔与国王较量，以为这样显然就可以取悦国王。斯塔尼斯拉为人豪爽，不喜欢讽刺，看到有人竟敢在他面前放肆地妄评时人，不觉勃然大怒。特莱桑伯爵先生奉这位国王之命，写信给我和达朗贝尔，告诉我陛下有意将帕利索先生逐出他的科学院。我回信殷切恳请特莱桑先生代为向波兰国王求情，饶过帕利索这一次。国王倒是恩准了，但特莱桑在传达国王的旨意时向我补充说道，此事将记录在科学院的档案里。我回复道，这不是开恩，倒是给了一个永久性的惩罚。最后，经我一再坚持，总算没在档案上作任何记载，而且不给这件事留下任何公开痕迹。在这件事上，无论是国王还是特莱桑先生，都对我表示出尊重和景仰，我感到十分欣慰。就这件事我感觉到，所有本身很受人尊敬的人，对他的尊重会在心灵之中产生一种比虚荣心更加温馨、更加高尚的情感。我把特莱桑先生的信以及我的复函都辑录下来了，大家可以在信函集A中的第九、第十、第十一号中找到原件。
我深切感到，一旦我的回忆录能够公诸于世，我自己却在此竟永远录下了我本想抹去的对一件事的回忆。可是，我不得已而要传之于世的事情还有很多。我始终不忘的写忏悔录的伟大目标以及和盘托出一切的不可推卸的责任，使我无法因小事而瞻前顾后，违背初衷。在我身处的离奇、独特的环境中，我必须面对真理，无法顾及任何人。为了很好地了解自我，我必须从各个方面，无论好坏，去认识我自己。我的忏悔势必与许多人的忏悔紧密相连。凡是与我有关的事，我在谈到自己或别人时，都是同样地坦诚，我不认为应该对别人宽容，而对自己苛刻，不过，我还是想对别人更加照顾一些。我要始终公正、真实，尽我的可能去叙述别人的好处，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之下，才去谈论只与自己有关的他人的不对的地方。我被他们弄到这步田地，还有谁有权对我提出更多的要求？我的忏悔录根本不是写来在我生前发表的，也不是想在与之有关的人还活着的时候出版的。如果我能主宰自己的命运以及该书的命运的话，那这本书将在我和他们死后很久才会面世。但是，我的那些强大的压迫者因为害怕真理而无所不用其极，以便抹去真理的痕迹，这就迫使我为了保留下这些痕迹而采取最正确的权利和最严格的公理所容许我采取的一切措施。如果我的忏悔录将随我一同消失的话，那我宁可不连累任何人，毫无怨言地忍受一种不公平的、暂时的耻辱。但是，既然我的名字终将留下，我就该尽力使对拥有这个名字的不幸之人的回忆与这个名字一道流传下来，按他的真实面目，而不是一些不公正的敌人居心叵测地描绘的那样流传下来。
第四部分；离开了退隐庐那种种动人的美
我迫不及待住进退隐庐，等不及美丽的春天的到来。新屋一收拾好，我便赶紧往里面搬，引起奥尔巴什一伙的讥讽嘲笑，硬说我熬不过三个月的寂寞，很快便会恬不知耻地溜回来，同他们一样地在巴黎生活。可我，15年来，一直背离自己生活之所，今日得以返朴归真，我哪儿还会去理会他们的耻笑。自从我不由自主地被抛进社交场中以来，我一直都在缅怀我那可爱的沙尔麦特以及我在那儿的恬静生活。我觉得自己生来就适合退隐和蛰居乡野。在别处生活我不可能幸福。在威尼斯，公务繁忙，荣任类似外交使节的职位，满怀着加官晋爵的骄傲，在巴黎，置身于上流社会的漩涡之中，享受着美味佳肴，观赏着戏剧的辉煌，沉浸于虚荣的幻海之中，但我始终在回忆往日的丛林、清溪、悠然的漫步，这使我意乱情迷，勾起我的嗟叹，引起我的憧憬。我之所以能屈从于所有的工作，屈从于强打起的精神来搞的种种野心勃勃的计划，统统是为了一个目的：有朝一日，过上我此刻正庆幸将要接触到的那种幸福恬静的乡间生活。我原以为只有相当富足之后才能过上这种生活，可我现在并未富有，竟也能不必富有，通过截然相反的道路达到同样的目的。我没有一分钱的年金，但我有点名气，有点才气，又很俭朴，而且摒除了所有为堵他人的嘴所必需的一切花销。此外，虽然我很懒惰，但我只要愿意，还是很勤奋的。我之所以懒惰，并非想无所用心，而是一个独立的人所有的那种懒散，只是想干就干，不想干就歇。我那抄乐谱的活儿既出不了名，又无多大油水，但却很有保障。社交场上的人很满意我有勇气选择这一行。我不愁没有活儿干，而且，只要我好好干，就能活得下去。由《乡村占卜者》和其他作品的收入剩下来的那两千法郎，使我不致捉襟见肘，而且，还有好几本我正在写的书也使我无需敲诈书商，足以贴补生活，使我不必疲于奔命，可以从容不迫地干活，甚至还有空闲时间去散散步。我那三口之家，人人有事干，花销也不大。总之，我的收入与我的需求和欲望相比，足可以对付，使我可以按照自己的志趣所选择的方式像模像样地过上一种幸福美满的生活。
我本可以完全投向最有进项的工作，用我的笔，不是去抄乐谱，而是去写作，按照我已有的、并自觉有能力维持下去的那种势头，会让我过上一种富裕、甚至奢华的生活，只要我稍许愿意把作家的手腕同出好书的努力结合起来就行。但我感到，为了吃饭而写作，很快就会窒息我的天赋，扼杀我的才气。我的才气不在笔端而在心间，完全是由一种高瞻而豪迈的思维方式产生的，也只有这种思维方式才能使我的才气永不枯竭。从一支惟利是图的笔下是产生不出任何伟大有力的东西来的。需求、贪婪也许会使我写得快，但却不会使我写得好。如果成功的需求没有把我投进阴谋集团的话，也会让我千方百计地去叙述一些哗众取宠的事，而不是去叙述一些有益的和真实的事情，那么一来，我就成不了我可能成为的一位优秀的作家，而只会成为一个蹩脚的作者。不，不，我一向认为，作家这个身份只有在，也只能是在它不是一种营生时才会是卓绝的，是可尊敬的。当一个人只是为了活下去而在思考时，那他的思想就很难高尚了。为了能够和敢于说出伟大的真理，就绝不能只想着自己的成名。我把我的书奉献到公众面前时，深信自己是为公众利益说了话，而没有考虑任何其他东西。如果我的书被人摒弃，那就该着那些不愿从中得益的人倒霉。而我是用不着靠别人的赞同来生活的。如果我的书卖不出去，我的行当本身也能养活我，而惟其如此，我的书倒是能卖得出去的。
我是1756年4月9日离开都市，再也不在都市里居住的。后来，我虽在巴黎、伦敦或者别的一些城市作过逗留，但那都是或路过，或不得已而停留，我并没把它们算作居住。埃皮奈夫人坐着她的马车前来接我们一家三口。她的佃户负责搬运我的那一点点行囊，我当天便住下了。我发现我那小小的退隐之所虽说是布置和陈设都很简单，但却干净利索，颇为雅致。精心布置它的那只玉手使得它在我眼里变得无法估量地可贵，我觉得成为我的女友的客人、住在我自己选定的、又是她专门为我建造的屋子里，心里真是美极了。
虽然天气很冷，甚至还有残雪，但大地却已开始复苏。紫堇和迎春花已经开了，树木绽开了叶芽，而且，到的那天夜晚，几乎就在我的窗前，我听到了黄莺在毗邻屋子的一片林子里歌唱。我迷迷糊糊地睡了一觉醒来，忘了自己已经搬家，还以为仍在格勒内尔街住着。突然，一阵鸟雀啁啾，我猛地一颤，激动不已地嚷道：“我的所有心愿终于都满足了！”我第一件事就是去看看我周围的乡间景物。自第二天起，我没有去整理新居，而是踏勘了住所四周的每一条小道、每一片矮树林、每一处灌木丛、每一个角落。我越是仔细查看这美丽的退隐之所，我就越是感到它是专门为我建造的。这个幽静而不荒凉之所是我恍如遁迹的天涯海角。它有着都市里见不到的那种种动人的美。当你突然置身其中，你永远不会想到自己离巴黎仅仅只有四法里。
沉浸于乡间情趣之中数日后，我才想到整理一下我的故纸堆，安排一下自己的活计。我像从前一贯做的那样，上午抄乐谱，午后带上本子和铅笔去散步，因为我一向只有在露天里才能写，才能想，所以我不打算改变习惯，我打算从今往后，把几乎就在我门前的那座蒙莫朗西森林当作我的书房。我开始动手写了好几部作品，我又重新把它们审阅了一遍。我脑子里有不少的写作计划。但是，由于城市的喧嚣，在这之前一直进展不大。我原打算分心的事少点的时候，多努力一下的。我想，这一回我可以满足夙愿了。对于一个像我这样病魔缠身的人，又常往舍弗莱特、埃皮奈、奥博纳、蒙莫朗西城堡跑，而在自己家中又经常为一些无所事事的好奇者所死死纠缠着，而且还总要用半天的时间去抄乐谱，如果大家帮我算一算，我在退隐庐或蒙莫朗西的那六年中所写的东西，我敢保证，他们就能发现，如果我在这一期间浪费了时光的话，那至少不是浪费在无所事事上的。
第四部分；离开了退隐庐遭到湮没的那场风暴
在我已经动笔的那些作品中，我构思得更久的、更加兴趣盎然地在写的、我打算倾注我毕生精力的、而且是我觉得能让我名声大震的作品，就是那部《政治制度论》。我开始想到要写它那是十多年前的事了。当时，我在威尼斯，我有机会注意到那个被吹得天花乱坠的政府的种种弊端。从那时起，我的视野因对伦理学的历史性研究而大大地拓宽了。我看到，一切都是从根本上与政治相关联的，而一国人民不管怎么做，都将只是其政府性质使之成为的那个样子。因此，“什么是最美好的政府”这样的一个大的问题，在我看来便缩小成为这样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