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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各种片约接踵而来，全是女特务、女流氓、交际花、轻浮女人一类的角色，在好多人眼里，我在生活中就是这一类的人了。接着我又拍了一部影片《神秘的大佛》，批评文章一篇接着一篇，群众中对我的谣言四起：盗卖黄金、卖奖杯、自杀、他杀、被判刑、被毁容、生活作风不正派等等，流言蜚语遍布全国，我仿佛已被“盖棺论定”了。
这对我无疑是重重的一击。当我去拍《瞧这一家子》的时候，我曾估计到了种种业务上的困难，也估计到了自己家里的困难。可是，万万没有考虑和估计到这样的困难，而且后果这样严重，附加物是这样的多，这真是一场毁灭性的灾难。
我怎么办？还要不要继续走探索创作不同形象的道路？还是干脆全部演温良恭俭让的正面角色，以扭转大家对我的看法？我没有当过“明星”，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场合，我简直被打懵了。我失去了自信，我不停地为自己辩诬，说得口干舌燥；我四处申诉我的表演“理论”，希望人家理解，力求证明我并不像别人认为的那样浅薄、那样疯疯癫癫。没有人理我这一套，一切全是徒劳。我感觉自己已成了一只黑乌鸦，并且注定了这样的颜色，再也洗不白了，我感到孤立无援，万念俱灰。
我承认自己在艺术上的幼稚、不成熟。我没有进过任何表演学校，也没有进行过任何系统的表演学习，第一次真正的演戏，就是《南海长城》开始，每一部影片都在进行学习、摸索，每一部影片都是我的一张新的答卷。我好比是婴孩儿刚刚学走路，正处在最需要扶持的时期。我多么需要帮助、鼓励和支持啊！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应该成为一个电影大国，应该拥有世界上最多、最好的电影。而我自己，虽然能力微薄，却愿意贡献出我的全部力量。从不会到会，从幼稚到成熟，应该有一个较长的过程，因为工作需要，我不能有这一个过程，我只有尽量在实践中学习，在干中弥补、完善自己。可是这些幼稚和不成熟的痕迹不以我的意志为转移，那样多的出现在我的银幕作品中。我需要的是具体的帮助和具体的指点，需要有人告诉我究竟应该怎么做才是对、才是好，可是……
我想起拍《神秘的大佛》的情景。由于种种原因，我们拍得不好、不理想，离一部好影片的水准相去甚远。可它是我从影以来最困难、最艰苦的一部影片。我不知道怎么才能写出我拍这部影片时的甘苦。我临时抱佛脚，每天摸爬滚打，回宿舍时都成了泥人。我曾碰伤了左脸，肿得老高的，半边脸全成了紫黑色。当摄影机对着我，我要从三米高的墙上往下跳时，我不知道有什么后果，我只知道我一定要跳下去，还要跳得好。当摄影机启动，我飞跃在空中的时候，我清晰地闪过一个念头：“完了！”而当我从晕眩中睁开眼睛，知道我安然无恙的时候，我是多么庆幸啊！
第四部分第34节：明星的困扰（2）
有一个镜头需要连续在地上摔好几次，且不谈平日千百次摔打的练习，在实拍的时候，需要在亮铮铮的青石板上摔。开始试了一遍，起来时手、腿都肿了。实拍了，由于疼痛产生了怯懦心理，动作完成得不好，拍得不理想。这个时候，当我从地上爬起来时，已十分费力。导演、摄影师都停下来，大家都望着我。摄影师梁子勇说：“别拍了，太惨了。”我忍住眼泪，想起平日含辛茹苦的练习，“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到关键时刻我如此不争气，我将会为此遗恨终生！一定要再拍，直到拍好为止，哪怕摔得粉身碎骨我也认了。我要求再拍一次，导演、摄影师交流了一下目光，各自来到自己的位置，开拍了，我含着眼泪往石板上摔……机器停了。大家都忙着拍下一个镜头，我趴在那里，站不起来。腿、手、身上小血管破裂，紫黑了好大的一片，全身动一动都疼。好多观众围过来，一位老大爷真挚地说：“你辛苦了。”而我，却因为没有留下遗憾而感到幸福。
银幕上的一举一动都凝聚着我们制作人员的心血，我们怎么能对我们参加的影片没有感情？
我个人认为，观众需要思想性、艺术性都强的好影片，同时也需要一些娱乐性较强的好影片。《神秘的大佛》虽然有不真实、故弄玄虚的地方，但不是一部最次的影片，起码不是反动的影片。况且，国内影片大多都有不真实的痕迹。表现善恶之间的斗争，主题很好，何
以遭到这样多的非议？连我给一本杂志写的一篇文章谈到拍《神秘的大佛》时的辛苦，也给删得一干二净。别人批评说它是商业电影，可我们全体人员既无所图也无所得。再说，拍一部电影没有人看，那叫什么电影？何况，又有哪一部影片我们把它拍完是为了赔钱的呢？
我意识到正处在重要的十字路口。我深深地思索着。我真的错了吗？我想不通，我只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要坚强起来，保持自己独立的个性，不要人云亦云。
我又开始埋头看书。我细细总结我的表演，我要在纷扰的生活中求得平衡，只有自己帮助自己。我绝不随波逐流，那不是我的性格，引起争议是一件好事，说明我走的道路大有可为。大家争议的，除了那些别有用心的以外，说明了我的不足。我要用实际行动证实我的想法和道路。“走自己的路，让人家去说吧！”
当我参加《原野》拍摄的时候，我已冷静、成熟多了。我对《原野》有着这样深厚的感情，以至于现在看见这两个字时我都备感亲切。一看完《原野》的剧本，我就感到一种遏制不住的创作冲动，花金子活灵活现，一闭上眼睛就仿佛看见她站在面前。可是现在的我，毕竟不是两年前的我了。除了考虑角色与剧本之外，还得考虑好多其他的问题。我演花金子，难处是很多的。一是由于中国新闻社拍摄有可能不在国内发行，再者鉴于当时社会上对我的名誉的非议，花金子会给我带来更大的“莫须有”的罪名。最使我担心的是，不管我和谁搭档，不管是谁演仇虎，那么都会让人七嘴八舌说个不停，在舆论中，当时我自己已经内外交困，各方面的障碍重重。我的家庭已出现严重的危机，我还经不经得起打击呢？考虑来、考虑去，艺术总归还是占了上风，和所有的女演员一样，我渴望演一个真正的女人，我迫切需要一部影片来证实我的道路，我要尽最大的努力证明我并不如大家想的那样没文化、疯疯癫癫以及那样的浅薄，我恨不得立即开机拍摄。当然，一个最重要的危险是随时存在的。如果成了，我会成为当时年轻的一代演员中第一个涉猎名著、第一个演好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有深度角色的演员；如果砸了，那我将很难东山再起，“表演没有深度”的罪名我将会背到底了。
我们拍摄《原野》的外景地，是在东北的山河屯一个十分偏僻的地区。我们称它为“夹皮沟”。刚开始拍摄，各方面的障碍重重。在我去山河屯的头一天，屯上唯一的一所小学校的老师就郑重地在课堂上宣布：“明天，我们这里要发生一件事，刘晓庆要来了。”每天，都有很多人在我的窗下仰望。我每次去吃饭犹如过街老鼠，大家跟着我跑，卷起一大股灰尘。由于希望有安静的创作环境，加之心情不好，我十分烦躁，对他们的态度很不友好，为此大家对我进行过多次的批评。我听得耳朵快出茧子。一次，我开玩笑地喊：“你们看，我改了！”我做戏似地满面笑容，握了握身旁一位小姑娘的手，当我走几步回头看时，她的眼眶里充满了泪水。这件事给我以深深的震动，我受到了深深的谴责。她使我想起了四年前在农村的我。我想，如果没有这些机遇，这么多的人的帮助，我也许现在还在农村。而我下放的农村，是一个比这里还要小的地方。假如当时白杨、张瑞芳来到我的大队里，我相信我也会像那位小姑娘一样，崇敬地眺望着她们，像眺望星星。我也会以同她们握过手而备感荣耀。我突然醒悟到我现在的地位、环境、条件跟过去已是天渊之别，更感到了现在的来之不易及珍贵。我感到惭愧。我的现在同过去已大不相同，还为自己的得失那样地苦恼。我太患得患失、鼠目寸光，这将会导致我一事无成。最主要的是，我在拍电影，在从事我热爱的工作，那就足够足够了。我要为我的过去、为千千万万没有得到发挥的有才华的青年，努力工作。
第四部分第35节：明星的困扰（3）
我们演员组只有六个人，在拍摄《原野》的合作中我们建立了深深的友情。整个摄制组是一个十分友好的创作集体，我们的友谊一直持续到今天。
我第一次见到扮演仇虎的杨在葆的时候，就感到仇虎仿佛是为他写的。第一次见面他就说：“你是个不成熟的演员，我可以做你的老师。”我当时风华正茂，并不以为然，说：“是呀。”停了一会儿，憋不住，我说：“我也可以做你的老师！”在讨论剧本时大家都表决心，我觉得只有这样说才能表达我的心情，我说：“要是演不好金子，我就，我就从楼上跳下去！”在进行拍摄前的排练的时候，我抑扬顿挫地念出我的台词，正在得意之时，杨在葆突然喊：“停！”他当着全组人的面说：“你表演有毛病，你不要拿腔拿调的，你看着我感受多少就表现多少，不要硬去演，你现在是在做戏。”我满脸通红，同时我又感觉到他说得对。
我们就是这样一个集体，大家帮助我，我也帮助他们。演焦母的胡世淼，过去演过金子，她时常演给我看。我们也时常为戏争执不休，吵到深夜一、两点钟。
那个时候，我和丈夫的感情已到崩溃边缘。我既不能没有家，又不能没有电影，十分痛苦，常常半夜惊醒哭泣。胡世淼时常起来给我盖被子，像妈妈一样轻轻地拍我入睡……在这里，我认识了中国新闻社的副摄影师老伊，这是一个年纪同我父亲相仿佛的非常善良的人。后来他成了我的挚友，像父辈一样地关心我、爱护我，帮助我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
在山河屯的岁月是令人难忘的，有许多有趣的事。有一天，我拿起两个月前的报纸，惊
讶地问道：“哎，渤海二号是怎么回事？”一次我们在拍摄现场等太阳，演常五的唐远之考我：“里根是谁？”我想了半天：“李根儿？我们剧团好像有一个李根儿。”大家笑得前仰后合，我莫名其妙。后来大家一直拿这件事同我开心。我不服，去问杨在葆，杨在葆说：“什么是李根？”我以为他也逗我：“你是真不知道，假不知道？里根是新当选的美国总统呀。”他居然问：“美国又选总统了？”比我还要孤陋寡闻。我们的注意力太集中了，为了拍好《原野》，早出晚归，一切都无暇顾及。
如果说，我在表演上真正地开了窍，那就是在《原野》。到影片摄制后期，我对金子的掌握已到了自由王国。我已感觉到我的成功，焦急地盼望着影片在全国上映时刻的到来。
曹禺看了影片，证明了我感觉的正确。他对我说：“很好，很动人，你演的比我写的还要好！”我十分得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