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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克，”他上来就说，“你一定是这个国家唯一一个工作像我一样卖力的家伙。”
他是在路上的某个地方打来的。他听说了我们的行动，想跟我讨论一下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其实我跟他根本就不怎么熟。在来到华盛顿之前，我的最后一个正式职位是高盛的CEO，当时我曾在高盛在芝加哥举行的一个会议上邀请奥巴马来给我们的合伙人演讲。那次大会的另一个重要的演讲嘉宾就是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CEO沃伦·巴菲特。
事实上，我是在接下来的秋季中开始了解奥巴马的。那段时间，我经常与他讨论那场危机，有时候一天讨论数次。我对他印象深刻，他永远是那么博闻强识，头脑清晰，信心十足。他可以以一种充满智慧的方式讨论我正在处理的那些问题。
那天晚上，他想了解我们所做的所有事情，我们是怎么做的，又为什么那样做。我给参议员详细解释了我们的想法和策略。他很快就明白了为什么“两房”对稳定市场、保持低成本抵押贷款融资的可用性是那样的关键。他也对我保护纳税人的想法表示了赞赏。
“这样的救助行动会很不受欢迎。”他指出。
我回答说，从任何意义上说，这都不是一种救助。普通股和优先股股东的利益都会被清除，我们会把CEO也换掉。
“这听来像是一剂猛药。”奥巴马说。他很高兴我们会换掉CEO，还问我两家公司是否有任何“金色降落伞”（goldenparachutes）金色降落伞，指公司给被解雇的高层管理人员的大笔补偿金。——编者注条款。
我告诉他我们会注意这一点，然后他就把话题转向了有关资本市场和整个经济的一些更广泛的问题。关于我们怎么会到今天这个地步，问题又究竟有多严重，他想听听我的看法。
“问题很严重，”我说，“而且会越来越严重。”
那天晚上，我们在电话里聊了大概有30分钟。亚利桑那州参议员约翰·麦凯恩选择萨拉·佩林为他的竞选伙伴已经令共和党阵营群情激昂，而麦凯恩在民意调查中又风头正劲，但至少从表面上看，奥巴马与我的接触不像带有什么“政治性”或鬼心眼。纵观整个危机始末，他始终堂堂正正。他看起来真的是想做正确的事情。他不希望他的任何公开或私下的言行破坏我们稳定金融市场和经济全局的努力。
当然，政治总是存在的：就在大选结束之后的那一天，奥巴马突然中止了与我的交流。
当我在次日清晨醒来，我们要接管房利美和房地美的计划已经成了各大报纸的头条消息。来到办公室后，我跟同事们讲了我跟奥巴马的谈话，他们有点惶恐。由于我被某些共和党人看成是一个“秘密民主党人”，财政部的人总是害怕我的任何举动会被理解为对奥巴马的支持。所以我们决定，我最好还是给麦凯恩也打一个电话，这事就算扯平了。
当天上午稍晚些时候，我给这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打了一个电话。我跟约翰关系不错，但谈不上特别亲密，也从未讨论过经济问题——到那时为止，我俩之间最深刻的谈话是有关气候变化的。但那一天，麦凯恩热情洋溢，非常友好。佩林的加入显然让他重新焕发了活力，他一开始就说要把我介绍给他的竞选伙伴。接下来，他让佩林也加入了我们的谈话。
当我解释我们所采取的行动和原因时，麦凯恩并没有说太多，但佩林州长立即就让我感受到了她的存在。她张口就称呼我汉克。现在，每个人都叫我汉克。我的助理叫我汉克，我的团队上上下下都叫我汉克。我喜欢这个称呼。但不知是什么原因，她在电话中称呼我汉克的那种方式让我略感不快。
我也不知道她是否真正理解了我所描述的整个形势——或者说是她的某些评论让我怀疑这一点。但她对政治因素的把握却相当快。
“汉克，”她问，“它们的高管里是否有人有金色降落伞？你会不会炒掉所有你需要炒掉的人？汉克，我们能把他们的薪酬收回一部分吗？”
打完这个电话，我去与房地美的董事会开了一个长约1小时的午间会议。下午3点左右，轮到了房利美。为了避免曝光，我们把会议地点从联邦住房金融局的总部改到了离拉菲叶广场几个街区远的联邦住房金融委员会（FederalHousingFinanceBoard）一楼的一间会议室。
洛克哈特、伯南克和我重演了前一天下午的剧本：首先由吉姆宣布我们的接管决定，历数资本不足的问题和他们的种种违规之处，然后由我提出我们的条件，最后由本来描述任事态发展下去将引发的灾难。
一直到周末，我们的团体始终有点战战兢兢，担心这两大政府资助企业（GSE）会奋起抵抗，特别是房利美。但以我在高盛的多年经验，我了解董事会，我感觉他们一定会听从我们的安排。他们对他们的股东负有信托责任，所以他们也希望我们能拿出最好的办法。我们强调，如果政府不把两家公司置于接管程序下，它们就会面临破产，它们的股东损失会更大。我也知道，这些话直接出自它们的主管部门、财政部长和美联储主席之口，对他们来说会有相当的分量。
第一章 接管“两房” 接管“两房”（5）
就像前一天的两个会议一样，与房地美董事会的会议比房利美要容易得多。房利美的董事们就像它的那帮高管一样，总想把他们的公司与房地美区分开来。但我们说得很明白，我们不会这么做。
我在周六和周日给国会领袖和金融界要人们打了很多电话，解释我们的行动和稳定“两房”的重要性。几乎每一个人都表示支持，甚至是祝贺，但我也记得，当我在星期天第二次致电克里斯·多德时，他有一些不快。
“你的火箭筒到底是怎么了，汉克？”他问。
我解释说，我从没想到我真的会用到国会7月份给我的紧急授权，但在那样的形势下，我已经别无选择。尽管如此，我知道我还是需要做做克里斯的工作，好让他感觉舒服一点。
在房地美的董事会结束之后，我接到了一个早在我意料之中的电话。由于我与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佩林通过话的消息已经传了出去，我一直在想，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乔·拜登也一定会打电话给我。果不其然，他的电话来了。这让我觉得好笑，但拜登对形势有着很清醒的认识。他理解我们所面临的问题的性质，对我们的强硬手段表示支持。
星期天上午11点，吉姆·洛克哈特和我正式向媒体发表声明，公布了拯救房利美和房地美的计划。我介绍了整个计划的四个关键步骤：首先由联邦住房金融局将房利美和房地美置于接管程序下，然后由政府向两家公司各提供1000亿美元，填补它们的资本缺口，最后由财政部为房利美和房地美建立一个新的担保信贷实体，并启动一个临时性的计划来购买两家公司所担保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以此来刺激房市。
我想略去所有复杂的财务细节，直指这一计划的核心以及它对美国人民和他们的家庭的意义。这两家政府资助企业太过庞大，与整个金融系统有太多盘根错节的联系，任何一个的破产都会引发世界范围的灾难。
“这种混乱，”我说，“将会直接对居民的财富产生不利影响：从家庭预算，到房屋的价值，再到子女教育储蓄和退休储蓄，都会受到影响。它们的失败将会影响美国人获得房贷、车贷、其他消费信贷以及商业融资的能力。它们的失败将损害经济增长和就业机会。”
这也会对国际金融市场产生重大的连带影响。在我当天所联系的诸多金融界领袖中，有我的两位中国老朋友，一位是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还有主管中国金融和经济事务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把美国的局势及时通知中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们持有巨额的美国证券，包括“两房”所发行的上千亿美元的债券。他们相信我们的承诺，在一个摇摇欲坠的市场中，在这个至关重要的时刻，他们坚持持有这些债券。幸运的是，我与他们二人很熟，在整个危机前后，我们都可以坦诚交流。
“我一直在说我们会承担我们的义务，”我提醒王岐山，“我们很重视这些义务。”
“你做了你能做到的一切。”王岐山说，他表示中国会继续持有这些债券。他对我们的行动表示祝贺，但也给我提了一个醒：“我知道你认为这可能会解决你们所有的问题，但这一切也许还没有结束。”
话虽如此，当我在那个星期天的下午坐在办公室里连线全球各地的金融领袖们，我还是不禁感受到了一丝轻松。我们刚刚完成了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金融大救援。房利美和房地美没能阻止我们，国会支持我们，而市场似乎也欣然接受了我们的行动。
我独自一人待在办公室，透过南边正对国家广场的那些巨大的窗户向外望去。我并不天真。我知道金融系统和整个经济中依然荆棘密布，但当我遥望华盛顿纪念碑时，我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我来到华盛顿是为了有所作为，而我认为，我们刚刚把这个国家和整个世界拯救于危难之中。
第二天，雷曼兄弟开始崩溃。
第二章 高盛岁月 高盛岁月（1）
■2006年5月28日，星期天
我的血脉继承自一个又一个的女强人——聪明、独立、直率的女强人。当我母亲听说布什总统打算提名我为财政部长，而且我已经同意接受这份工作时，她并没有跟我客气。
“你一开始跟的是尼克松，最后却要为布什工作？”她抱怨说，“你怎么能这样？”
那是2006年，阵亡将士纪念日的那个周末，星期天。我在伊利诺伊州的巴灵顿，在儿时的那间老房子里与母亲在厨房里聊天。我和妻子温迪在旁边也有一栋房子，与这里共享一条私家车道。我们刚刚飞来巴灵顿度周末，为了把事情想想清楚——也为了把这个消息告诉母亲。
总统将要在星期二宣布提名我为财政部长。我准备在当天稍晚些时候返回纽约与高盛董事会沟通，然后在阵亡将士纪念日那一天会见接任我出任高盛CEO的劳埃德·布兰克芬。那天早上我犯了一个错误：我在教堂里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的一个好朋友，却忘了告诉她我母亲还不知道这件事。等到我来到母亲的住处时，她已经是老泪纵横。
“你只管去做你想做的事，”她说，“但我希望你还没有下定决心。”
那时候正午刚过，母亲坐在餐桌旁的一把木椅子上，透过窗户凝视着洒满阳光的庭院中的一棵美丽的白橡树。我已经不记得前一次见她哭是什么时候，我也是第一次听到她如此严厉的批评，平常她一直是一个忠诚、慈爱的母亲，对我的决定从来都是毫无保留地支持。
母亲与十几年前的时候已经大为不同，她的这种情绪就是一个标志。她和父亲都曾是坚定的共和党人——当我从商学院毕业之后加入五角大楼，当我后来追随理查德·尼克松进入白宫，他们都欣喜若狂。但是在水门事件之后，母亲变了。随着年龄的增长，特别是在父亲于1995年去世之后，她的思想变得更加倾向于自由主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