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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麻烦的是，联邦住房金融局最近刚刚表示两家公司状况良好，就因为它们符合那些宽松的法定资本要求。洛克哈特担心，如果我们试图控制房利美和房地美，迫使它们诉诸法庭，结果证明联邦住房金融局曾经说过它们没什么问题，那么这无异于自杀。财政部的首席法律顾问鲍勃·霍伊特也有这样的担心。
我们苦口婆心地试图说服联邦住房金融局以一种更加现实的眼光看待资本金问题，而且还派去了联储和货币监理署的稽查队伍帮助他们理解问题之所在，把问题细化到每一个美元。联储和货币监理署在房利美和房地美的身上看到了巨大的资本缺口，我们要让联邦住房金融局的稽查员们也看到这个缺口。
洛克哈特已经很富技巧地让他的稽查员们拿出了一个他们能够接受的方案。但直到星期四，他们依然没有把资本问题搞得足够清楚。我们只得派去更多的帮手。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董事长希拉·贝尔也答应派她最好的人来帮我们。
最后，洛克哈特终于让他的稽查员们得出了我们想要的结果。要么是这些人已经被吉姆累坏了，要么就是他们已经认识到，要想化解这种危局并保护他们的声誉不受损害，立即接管“两房”是最好的方式。
星期四晚，吉姆给房利美和房地美的CEO打电话，召集他们于周五下午到联邦住房金融局在G大街（GStreet）的总部开会，伯南克和我也会参加。（吉姆直到星期五的早晨才与马德直面沟通这件事。）我们特意将会议安排在接近下午4点的时候开始，这样一来，会议结束的时候市场已经收盘了。我们决定从房利美入手，因为我们认为它更有可能持对抗态度。
两家公司明显意识到有事将要发生，而我没过多久就开始感受到了抵触情绪。丹·马德在星期五早上给我电话，直奔主题。
“汉克，”他问，“怎么回事？我们已经做了你所要求的一切。我们很合作。这是怎么回事？”
“丹，”我说，“如果我可以告诉你，我就不会召集这个会议了。”
我们已经秘密操作了几个星期，没有泄露一丝消息，这或许创了华盛顿的一个纪录。为了避免曝光，我们在那天下午玩了一点儿小策略。我和我的立法事务助理部长凯文·弗罗默和幕僚长吉姆·威尔金森驾车前往联邦住房金融局，为了不被发现，我们没有在路边下车，而是直接进了大楼的停车场。不幸的是，本·伯南克是从正门进去的，结果《华尔街日报》的一名记者发现了他，随后在报纸的网站上发出了这个消息。
第一章 接管“两房” 接管“两房”（3）
我们在四楼与队伍的其他人员会合。相比雄伟、宽敞、铺满大理石、墙上挂着一排排名画的美联储和财政部大楼来说，联邦住房金融局的办公室截然不同。这里单调而又局促，地板上只是铺着一层薄薄的地毯。
遵照计划，我们早到了几分钟，我一看到洛克哈特就把他拉到一边，给他打了打气。他已经作好了准备，但还是有点摇摆。对他来说，这是极其重要的一步。
我们首先在吉姆办公室旁边的一个会议室里与房利美开了第一个会。我们已经要求两个CEO都把他们的主要董事带来。房利美的董事长斯蒂芬·阿什利（StephenAshley）和首席法律顾问贝斯·威尔金森（BethWilkinson）陪同马德前来。马德还带来了公司的外部法律顾问H·罗德金·科恩，他是苏利文…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的董事长和知名银行律师，刚刚从纽约急匆匆地飞来。
财政部的人、美联储的人、洛克哈特的人再加上房利美的高管，这间由玻璃墙围成的会议室里至少聚集了十多个人，有的围坐在主会议桌旁，有的沿墙而坐。
洛克哈特首先发言。他给房利美作了一个长长的、详细的演示，指出了他们一个又一个的违规之处。说实话，这些违规大多数都算不了什么，在整个故事中，它们就像是违章停车罚单那么小儿科。他有一点儿紧张和犹豫，但他的讲话最终指向了要害：他的稽查员们已经判定房利美的资本金不足，这家公司正以一种不安全也不合理的方式经营着，联邦住房金融局已经决定将房利美置于接管程序下。他说我们都希望他们能够自愿接受，如果他们不接受，我们会强行掌握控制权。我们已经选定了新的CEO，新的团队也已准备就绪。
在洛克哈特讲话的过程中，我观察着房利美的人。他们怒火中烧。马德一会儿皱眉，一会儿冷笑，有一次还双手抱头，摇晃不止。事实上，我对他也油然而生了一丝同情。他也很不容易。房利美或许有些傲慢，甚至有些浮夸，但马德是在一宗肮脏的财务丑闻之后接任CEO之职的，而且在他尽力清理烂摊子的过程中，他一直是比较合作的。
我在洛克哈特之后发言，尽可能简单地表明了我的观点。我说，吉姆已经阐明了房利美严重的资本短缺，我同意他的分析，但我还要补充一点，我不打算给现在这样的房利美注资一分钱，尽管国会已经授权我这么做。我告诉他们，我认为房利美做的比房地美要好，他们在该年早些时候已经融资74亿美元，而房地美却延误了战机，导致了更大的资本缺口。但是，两家公司现在都已无力获得私募资金。市场对房利美和房地美根本就不加以区分。我们也同样如此。我建议采取接管程序，马德必须离开。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才会注资。
“如果你们同意，”我最后说，“我会对所有人说我并不责怪管理层。你们的商业模式并不是你们发明的，而它是有先天缺陷的。监管模式也不是你们发明的，它同样是有缺陷的。”
至于在他们不同意的情况下我会对公众怎么说，我并没有明言。
本·伯南克第三个出场，他的讲话掷地有声。他说他对我们的提议非常支持。由于资本的不足，房利美的安全性和稳定性面临威胁，而这又威胁到了整个金融系统的稳定性。这是最符合国家利益的做法，他最后说。
尽管处于惊愕和愤怒之中，房利美的团队很快就提出了他们的问题。马德显然认为房利美遭受了不公正的待遇。他和他的团队急于把他们的公司和房地美划清界限，他们的表现确实也好于房地美。但我回答说，对投资者们来说，这种区别并不算什么区别——两家公司的投资者看重的都是它们的国会授权和美国政府的隐形担保。在市场眼中，两者毫无区别。这就是问题所在。房利美的高管们问我们打算注入多少资金，整个结构怎么设计。我没有回答，我们根本不急于公布太多细节，因为我们不想在媒体上读到这些细节。
“丹这个人太客气了，不会提这样的问题，”贝斯·威尔金森说，“但我想说，我们是一个完整的团队。凭什么他是唯一一个被炒掉的人，你们为什么要换掉他？”
“我不认为你可以做这么激烈的一件事而又不换掉CEO，”我回答说，“除此之外，坦率地说，我会尽可能地保留原有的管理团队。”
“我的董事会需要好好研究一下。”马德说。他试图反抗。
联邦住房金融局的外部法律顾问，阿诺德·波特（Arnold&Porter）律师事务所的执行合伙人理查德·亚历山大（RichardAlexander）回答说：“我希望你们明白，这些先生们（他指的是洛克哈特、伯南克和我）明天见你们的董事会并不是去交换意见的。”
“好吧。”罗德金·科恩说。很显然，他明白游戏已经结束了。
会议结束后，我迅速给几个关键的立法者打了电话。自7月份前往国会接受了史无前例的紧急授权，受命稳定房利美和房地美以来，我已经看清了很多事，但没有一件是好事。我曾经说过，即使立法者们给我一个超级武器（我所要求的是一个“火箭筒”），我也很可能用不上它。但当时我并不清楚两家公司问题的严重性。当我了解了它们的资本缺口时，我又不能在公开场合讨论它，于是政府接管就显得那么突然，纳税人的巨大付出也显得那么突然。我也非常担心会惹恼国会，因为实际上来说，我已经把2009年年底到期的投资于“两房”的临时性权力转化成了对它们的全部债务的永久性担保。
我首先联系的是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主席巴尼·弗兰克和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主席克里斯托弗·多德。巴尼这个人绝顶聪明、机智风趣，与他共事是一种乐趣。他富有激情，是一个才华横溢而又讲求实际的立法者，永远把国家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他要求严苛，但言出必践。多德则要稍微难对付一些。我们曾在房利美和房地美的改革中合作，但他因未能获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而变得心不在焉，打那之后似乎一蹶不振。尽管他是一个风度翩翩而又知识渊博的人，他却不像巴尼那样始终如一，易于琢磨。而且他的工作要更难一些，因为在参议院中做成一件事要比在众议院难得多。他和他的手下与房利美关系密切，所以我知道，如果房利美要反击，他们一定会求助于他。
结果，我们沟通得非常顺利。我解释说我们的做法是形势所迫，并非出于意识形态，我们不得不预防市场恐慌的出现。我也知道他们的这种支持态度可能会改变——在他们了解了所有的情况并观察了公众的反应之后。但我们至少赢得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第一章 接管“两房” 接管“两房”（4）
接下来，我开始了与房地美的会议。迪克·塞隆带来了他的外部顾问和几名董事，包括杰夫·博伊斯（GeoffBoisi），我当年在高盛的老同事。
会议的程序与房利美的会议一模一样，但区别也很明显：令马德火冒三丈的事情却令塞隆长舒一口气，他看起来就像获得了解脱。他在房地美董事长的位子上显得沮丧而又疲惫不堪，似乎早就盼着这一天的到来。他已经作好了履行职责的准备——就像一个挥着手枪鼓励大家往前冲的指挥官。
他和他的人问的大多是程序上的问题。董事们是不是往这里打个电话就可以了，还是必须亲自前来？怎么把这个消息告诉员工们？
就像对房利美一样，我们要求屋里的每一个人都严守秘密。（但消息还是瞬间就泄露出去了。）会议结束后，我又给国会山和白宫打了几个电话，也给白宫幕僚长乔舒亚·博尔滕提了个醒儿。我联系的人包括纽约州参议员查克·舒默，亚拉巴马州参议员、参议院银行委员会首席共和党委员理查德·谢尔比，还有亚拉巴马州众议员斯潘塞·巴屈斯——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首席共和党委员。
等这一切终于结束，我疲惫不堪地回到家，与妻子温迪简单吃了个晚餐，9点30分就上床睡觉了。（我是那种“早睡早起”的人。我每天必须保证8小时的睡眠。我也不希望这样，但事实如此。）
晚上10点30分，家中的电话响起，我拿起了听筒。我的第一反应，也是我最害怕的事，就是某个人打来电话告诉我房利美打算反击。但事实上，我听到的却是参议员巴拉克·奥巴马的声音，他是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汉克，”他上来就说，“你一定是这个国家唯一一个工作像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