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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认识论、逻辑学、经济思想、教育思想等领域，荀子也有重大建树，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以及燕赵地区的学术和教育都赋予了深刻的影响。
二、董仲舒与西汉新儒学
董仲舒（前179—前104年）为广川（今河北景县）人，中年以前一直在家乡治学和讲学。刘歆说：“仲舒遭汉承秦灭学之后，“六经”离析。下帷发愤，潜心大业，令后学者有所统一，为群儒首。然考其师友渊源所渐，犹未及乎游夏。”（《汉书·董仲舒传》）正因为如此，董仲舒虽与齐人胡毋生同为汉初研究《公羊春秋》的大师，但其思想体系却完全不同于齐鲁儒学。董仲舒很崇拜荀子，曾作书赞美他。荀子的治学方法和政治思想确实也对董仲舒产生了很深的影响。董仲舒以儒家宗法思想为中心，杂以阴阳五行学说，发挥《公羊春秋》关于封建大一统的主张，创立了西汉的新儒学体系。这个体系的核心是“天人感应”学说，由此而把神权、君权、父权、夫权贯穿起来，形成了“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观。
汉景帝时，董仲舒被任命为朝廷博士。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年），他向汉武帝提出了《天人三策》，从“天人感应”出发，对封建统治的政治原则进行了充分论证，最后归结性提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汉书·董仲舒传》）汉武帝采纳了他的主张，实施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方针，开创了此后2000年封建社会以儒学为正统的局面。此外，董仲舒的天人宇宙论图式也在外在规范方面对燕赵的学术发展倾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这次对策后，董仲舒被任命为江都王相。不久，因辽东高庙、长陵高园殿灾异事，董仲舒被逮捕下狱，后被赦免。其后，董仲舒又曾一度担任过胶西王相，因担心获罪而称病归家，“终不问家产业，以修学著书为事”（《汉书·董仲舒传》）。其著作有《春秋繁露》、《董子文集》等。
三、刘劭及其《人物志》
刘劭字孔才，广平邯郸（今属河北）人。生卒年不详，主要生活在三国曹魏时期。年青时曾长期在家乡担任地方官吏。东汉献帝建安（196—220年）末年，受御史大夫郄虑举荐，拜太子舍人，迁秘书郎。其后，历任尚书郎、散骑侍郎、散骑常侍等职，赐爵关内侯。刘劭多才多艺，著有《皇览》、《律略论》、《赵都赋》、《许都赋》、《洛都赋》、《都官考课》及《说略》、《乐论》、《法论》、《人物志》等，在经学、法学、文学、心理学等领域均有建树。其中，尤以《人物志》最为著名。
在《人物志》中，刘劭从“含元一以为质，禀阴阳以立性，体五行而著形”的唯物主义观点出发，全面探讨了人的才能与性格的相互关系。他认为人才主要有帝王之才和大臣之才两大类，而大臣之才则有十二种类型，即清节（道德高尚）、法家、术家、国体（德、法、术三才皆备）、器能（三材皆微）、臧否、伎俩、智意、文章、儒学、口辩、雄杰。他又按照性格特征，把人的性格也分为十二类型，即坚毅、柔顺、雄悍、惧慎、凌楷、辩博、弘普、狷介、休动、沉静、朴露、韬谲，并对其特征和优劣作了概括说明。刘劭认为才性既可分离，又可结合，从而组成三种基本人才类型，即兼德、偏材、兼材。
刘劭特别考察了才性的鉴定问题，提出了“八观”、“五视”等才性的鉴定方法，开启了魏晋士大夫品鉴人物的清谈风气。
《人物志》共3卷11篇。1937年，美国学者J。K。斯莱奥克将它译为英文出版，将其书名改为《人类能力的研究》。
四、元代理学家刘因
刘因（1249—1298年），字梦吉，号静修。雄州容城（今河北徐水）人。早年曾在真定跟随真定府学教授砚弥坚学习。曾一度接受元世祖征召，任承德郎、右赞善大夫，但不久便辞官归乡。其后，拒绝征召，以教授、著述为业。
刘因早年研究经学，但对训诂疏释的方法，大不以为然，认为：“圣人精义，殆不止此。”（《元史·刘因传》）其后，他得到了由赵复所传的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吕祖谦等人的著作，由此而转入理学，推崇朱熹。他认为邵雍的学说为最大，周敦颐的学说为最精，程颐的学说为最正，但朱熹的学说却能“极其大，尽其精，而贯之以正”（《元史·刘因传》）。然而，刘因在服膺朱熹的同时，却在认识论上夹杂了陆学反求诸己、直求本心的主观唯心思想，强调“主静”。
刘因与许衡、吴澄齐名，为元朝三大儒之一。著有《四书精要》30卷、《丁亥集》（诗集）5卷。门人将其诗文合编为《静修集》，又将其语录集为《小学四书语录》。
五、孙奇逢与清初“北学”的开创
清初的理学呈现着以孙奇逢为代表的北学、黄宗羲为代表的南学、李颙为代表的关学三足鼎立的局面。孙奇逢与黄宗羲、李颙并称“三大儒”。
孙奇逢（1584—1675年），字启泰，号钟元，世称夏峰先生。直隶容城（今河北容城）人。他的大半生都是在明代度过的。明朝灭亡后，他作为当时的著名学者，隐居不仕，潜心治学和讲学。他一生著述甚丰，著有《读易大旨》、《理学宗传》、《四书近指》、《尚书近指》、《圣学录》等。孙奇逢“以慎独为宗，以体认天理为要，以日用伦常为实际”（《碑传集》卷一二七）；早年宗奉陆（九渊）、王（守仁），晚年倾慕朱熹，调和两派。他曾在《夏峰歌》中咏叹道：“说什么程朱陆王，门户便相悬。从陆征鞍，顺水扬帆，到头一样达畿甸。道同源。躬行实践，舌上莫空谈。”（孙奇逢：《三贤集》卷四）
孙奇逢在清初的北方学术界享有盛誉。他死后，河南、河北的学者“岁时奉祀百泉书院”；在容城，他“与刘因、杨继盛同祠”；在保定，他与孙承宗、鹿善继“并祀学宫”（《碑传集》卷一二七）。北方学术界的佼佼者，大都出自他门下。而后来的河北大儒颜元及其弟子李塨更进一步发展了孙奇逢的“躬行实践”的学术主张，在孙奇逢开创的北学基础上衍变出了注重躬行实践、提倡学以致用的颜李学派。
六、颜李学派
康熙中叶以后，由于理学的衰微以及实学思潮的影响，颜李学派异军突起，在学术思想中独领风骚，几近半个世纪。其中心人物是颜元和李塨。
颜元（1635—1704年），直隶博野（今属河北）人。其父颜昶为蠡县朱九祚养子，颜元也在朱家长大，遂姓朱，名邦良，字易直。后归宗复姓，改今名，字浑然，号习斋。颜元年青时最初喜好陆九渊、王阳明的学说，后来又笃信程颐、朱熹的学说，受孙奇逢后学彭通、王之征、王余佑、张罗喆等人的影响很深。中年以后，他逐步认识到了僵化理学的危害，认为：“读书愈多愈惑，审事机愈无识，办经济愈无力。”（《朱子语类评》）由此而摆脱了孙奇逢北学调和朱王学术思想的羁绊，走上了与理学彻底决裂的道路。为了批判程朱理学，颜元把程朱与孔孟对立起来，以恢复孔孟之道为旗帜，极力宣扬“程朱之道不熄，周孔之道不著”（《习斋记余》）的观点，强调“习行”和“务实”，主张“实文、实行、实礼、实用”。从经世致用的角度出发，颜元提出“以七字富天下”，即“垦荒、均田、兴水利”；“以九字安天下”，即“举人才、正大经、兴礼乐”；“以六字强天下”，即“人皆兵、官皆将”。这22个字是颜元经济、政治、军事思想的凝炼和概括。
颜元终生不仕，以行医、讲学为业。其主要著作有《四存编》、《习斋记余》、《辟异录》、《四书正误》、《朱子语类评》等。其学问虽不精深，但其所强调的经世致用思想，却对当时的实学思潮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李塨（1659—1733年），字刚主，号恕谷。直隶蠡县（今河北属县）人。他21岁时拜颜元为师，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曾中举人，60岁时被选授通州学政，但未及三月便辞官返乡，著述终老。
李塨一生以张大颜学为己任，但又不死守师说。他学习刻苦，兴趣广泛，曾向刘见田学过数学，向张函白学过琴，向赵锡之、郭金城学过骑射，向王余佑学过兵法，向彭能学过书法。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以后，李塨又数次前往江浙，向毛奇龄等江南考据大师学习训诂考据。李塨遍注群经，转入考据，使颜李学派的学说更为精致，影响延及江南。但是，这在相当程度上已改变了颜元学说的原貌。对此，著名学者钱穆作了精当的概括：“习斋之学，得恕谷而大，亦至恕谷而变。”（《清儒学案·序》）
由于兼收并蓄，李塨一生著述丰富，撰有《小学稽业》、《大学辩业》、《圣经学规传》、《论学》、《学礼录》、《学乐录》、《学射录》、《田赋考辩》、《周易传注》、《论语传注》、《恕谷后集》等，学术成就大大超过颜元。
第二节 经学
一、《韩诗》与《毛诗》
西汉时期，《诗经》的承传授受有今文和古文的区分。今文《诗经》有鲁、齐、韩三家，称《鲁诗》、《齐诗》、《韩诗》。古文《诗经》则仅有毛氏一家，称《毛诗》。《鲁诗》、《齐诗》、《韩诗》被立于学官，而《毛诗》因河间献王刘德立有博士，故不被立于朝廷。
《韩诗》始创于燕人韩婴。韩婴在汉文帝时曾为博士，汉景帝时曾任常山太傅，汉武帝时曾与董仲舒进行过御前辩论。他既治《诗经》，也治《周易》。韩婴对《诗经》的原旨作自由发挥，“推诗人之意而作内、外传数万言，其语颇与齐、鲁间殊”（《汉书·韩婴传》）。韩婴之后，《韩诗》形成王吉、食子公、第孙顺三大派，辗转相传。到东汉时，《韩诗》的地位便超过了《鲁诗》，大为流行。但到西晋时，由于《毛诗》独盛，《韩诗》便遭到冷遇，无人问津。南宋以后，《韩诗》散佚，仅存《外传》。
《毛诗》相传始创于毛公。《汉书·儒林传》称：“毛公，赵人也。治诗，为河间王博士。”郑玄在其《六艺论》中也说：“河间献王好学，其博士毛公善说《诗》，献王号之曰《毛诗》。”但郑玄却在其《诗谱》中又分出了大小毛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