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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辽宁叶茂台7号辽墓中，出土辽代丝织品用金的实物多件，有片金刻丝、描金、捻金数种。此墓还出土一件长约2米的刻丝袷被，以金为主色，织出升龙、火珠、山、水、海怪组成的复杂图案，它是早期刻丝的典型标本。
解放营子辽木槨墓所出织锦、绫、罗、刺绣中，除刻丝工艺外，有用“夹缬”和“腊缬”法印染的各种花纹，工艺水平较高。（《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第95页。）山西佛宫寺发现燕京所产南无释迦牟尼丝织佛像，是十分典型的夹缬加彩绘的印花织物，印制时需要三套缬版套印，色彩分为红、黄、蓝，以阴阳相同雕版两块夹而染之，最后在细部用彩笔略为勾划而成。（《山西应县佛宫寺木塔内发现辽代珍贵文物》，《文物》1982年第6期。）以上精美丝织品的出土，成为辽代燕赵丝织工艺技术发展水平的实证。
辽代，燕赵出现毛纺业。辽畜牧业发达，盛产羊毛、驼毛等。用毛线织成的毯、用羊毛压成的毡等，成为燕赵北方民族生活中的必需品。用驼毛织成的“驼尼”，只有贵族才能享用，成为当时的高级名品。
五、元代“纳失失”锦
蒙元时期，弘州（今河北阳原）、荨麻林（今河北万全西北）所产“纳失失”，是燕赵所产颇具民族特色的丝织品。《元史》卷一二〇载：蒙古太宗时期，“先是收天下童男童女工匠置局弘州。既而得西域织金绮纹工三百余户……，皆分隶弘州”，弘州开始织金锦的生产。元世祖至元十五年（1278年），“招收析居放良等户，教习火匠织制‘纳失失’，于弘州、荨麻林二处置局”。纳失失是一种金绮，由西域工匠传入燕赵，先用金线织成，再嵌大小明珠，十分华贵。
六、明清时期的棉纺技术
明朝，棉花在北方广泛种植，燕赵棉纺业随之发展起来。“北方之布，肃宁为盛”（章鸣鹤：《谷水旧闻》）。《农政全书》记载：“数年来，肃宁一邑所出布匹，足当吾松十分之一矣，初犹莽莽，今之密密，几与松之中品埒矣。”棉布纺织时只有保持一定湿度，纺线才能紧密，织布才能坚实。为克服燕赵气候的“风气高燥”，肃宁人“乃多穿地窖，深数尺，作屋其上，檐高于平地仅二尺，作窗橼以通日光，人居其中，就湿气纺织，便得紧实，与南土无异”（徐光启：《农政全书·木棉》）。
清代，燕赵棉纺业发展较快，保定府属束鹿县，所织棉绒、棉布远近驰名，“而辛集一带如织绒、？绒等物，皆能仿其所产之地为之”（嘉庆年修《束鹿县志·风土》）。河间景州所产布匹，享有“在景州以布著”的声誉，“景州之布称龙华，……洁白细好，比于吴中”（乾隆年修《河间府志·物产》）。永平府“家机布诸邑皆有，乐亭杨各庄为盛，亦细于他处”（乾隆年修《永平府志·物产》）。清代，燕赵棉纺技术有明显提高，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南织有纳文绉枳之巧，畿人弗重也，惟以缜密匀细为贵”。此时保定、正定、冀、赵、深、定诸郡“所出布多细好”，“其织之精亦与松娄匹”（方观承：《棉花图·织布》跋语）。
由于明清时期，北方广泛种植棉花，封建社会农村经济传统的“男耕女织”，已从广泛的丝织转向棉织，最终，棉织取代了丝织。
第六章 学术与教育
燕赵文化圈定型于战国后期。被称为“儒之别宗”的荀子集大成地代表了这一时期燕赵学术与教育的文化内涵和倾向，对燕赵后来的学术与教育的发展规定了基本的格调。
燕赵地近齐鲁，受孔子儒学影响较大，但燕赵儒学又同齐鲁儒学有明显的区别。这可以通过荀子和孟子的比较而看出来。荀子是从外在规范方面发展孔子学说的，而孟子则是从内在心性方面发展孔子学说的；荀子的学说作用于汉学，而孟子的学说则作用于宋学。
董仲舒的天人宇宙论图式也是从外在规范方面发展了儒学，而不涉及心性哲理。因此，在玄学和宋明理学占主导地位的时期，燕赵的这种哲学模式就遇到了困难，未能产生出有全国影响的大儒及其学说。而且，以宣讲理学为特色的书院也难以发展。
哲学是文化的核心。燕赵的这种哲学模式使燕赵的学术和教育的发展自然呈现出了地域特色。它强调经世致用而忽视纯哲理的思辩，追求渊综广博而不尚清通简要，崇尚汉学而鄙夷宋学，主张兼收并蓄而穷其枝叶，长于训诂考据而疑经惑古。
在这种学术氛围中，燕赵地区产生了不少兴趣广泛、知识渊博的大学问家。荀子、崔浩、孔颖达、纪昀等人可为其典型代表。而他们的涌现则又使燕赵学术在儒学经典的整理、文献的编纂上成就斐然。在这种学术氛围中，燕赵地区的学术成就明显集中在中国封建社会发展阶段的前期和后期上。因为在这两段时期，汉学都占据着学术主导地位。
对燕赵学术与教育的发展有着重大影响的还有一个中国封建社会政治格局变化的问题。燕赵地区北部与历史上的少数民族居住区相连。少数民族政权势力的南进，燕赵首当其冲。每当少数民族政权统治燕赵地区时，燕赵的学术与教育便会相应地产生若干新的成就。例如，东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南北对峙，少数民族政权与南方汉族政权“争正朔”的斗争，就使燕赵地区原本不太发达的史学迅速发展起来；而且由于官方控制的减弱，经学和私学教育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
元明清三个统一王朝均定都北京。这一政治格局使燕赵地区成为政治和文化的中心地区，从而带有“京畿文化”的色彩。由于人文荟萃，燕赵地区的学术与教育也就得到了较快的发展。明清燕赵地区地方志的大量编修、近代新型学校的大量兴建，都是“京畿文化”的体现。
第一节 哲学
一、战国后期的赵国诸子
赵惠文王、赵孝成王时期，由于赵国在“合纵”抗秦阵线中地位的提高，“天下之士合纵相聚于赵”（《战国策》卷五），赵国诸子异常活跃。兵家庞煖，名家公孙龙、桓团、綦毋子、毛公，法家剧子、慎到，儒家荀子往来于赵、齐、楚、魏等地，积极宣讲自家学说，鸣胜一时，与齐鲁学者分庭抗礼。其中，慎到、公孙龙、荀子尤为著名。
慎到（约前340—约前270年），赵国人。齐宣王时期，他在稷下讲学，负有盛名。齐湣王时，他离开齐国，“为韩大夫”（《风俗通义·姓氏》）。不久，他转赴楚国，为太子傅相。太子即位为王（楚襄王）后，他继续留在楚国参预政治谋划。赵惠文王二十年（前279年）左右，他告老归赵。其后，大概死于赵国。慎到著有《慎子》一书，《汉书·艺文志》说《慎子》为42篇，《风俗通义·姓氏篇》说《慎子》为30篇，《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引《集解》说《慎子》有41篇。现仅存残本5篇，《群书治要》卷三七保存有2篇节本。慎到早年与齐人田骈、接子及楚人环渊一起“学黄老道德之术”（《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其后，他从道家中分离出来，成为著名的法家人物。慎到尽管从“大道”包容万物的思想出发，主张国君要“无为而治”，但同时又极力提倡法制，并认为二者是统一的。在慎子的学说中，“势治”是其理论核心。《韩非子·难势》引用慎子的话说：“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为天子，能乱天下。吾以此知势位之足恃，而贤智之不足慕也。……尧教于隶属，而民不听；至于南面而王天下，令则行、禁则止。由是观之，贤智未足以服众，而势位足以诎贤者也。”他极力反对“尊贤”，说：“立君而尊贤，是贤与君争。其乱甚于无君。”（《太平御览》卷六三八所引《慎子》）慎到的“势治”理论，既是战国后期专制主义政治加强的反映，也是他对专制主义政治学说的理论概括，对后来的法家理论体系以及封建专制主义政治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公孙龙（约前330—约前240年），字子秉，赵国人。他长期在平原君家中做门客，曾一度赴燕，劝说燕昭王停止进攻齐国。著有《公孙龙子》一书，传说有14篇，实际只有6篇，参见庞朴《公孙龙子研究》，中华书局1979年版。即《迹府》、《白马论》、《指物论》、《通变论》、《坚白论》、《名实论》。其中，除《迹府》系后人编纂外，另外五篇均系公孙龙的名辩论题。公孙龙以倡说“白马非马”、创建“离坚白”学派而著名，与惠施的“合同异”学派曾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从而推动了中国古代逻辑学的发展。公孙龙在逻辑学上的贡献是首先对命题作了相当精致的分析，明确地指出了主语和述语的不同。例如，他在《白马论》中说：“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马非马’。”在《坚白论》中，他分析人们对于“坚白石”的视觉和触觉的不同时说：“视不得其所坚而得其所白者，无坚也。拊不得其所白而得其所坚者，无白也。”但是，他形而上学地割裂了一般和特殊的关系，把一般和特殊的差别加以片面夸大，割裂了人的认识作用的统一性，结果导致了形而上学的诡辩。因此，《庄子·天下》说公孙龙：“饰人之心，易人之意；能胜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
荀子（约前325—约前235年），名况，字卿。因系西周郇伯公孙之后，以孙为氏，故又称孙卿。赵国人。荀子长期生活在赵国。齐襄王时，年“五十”的荀子“始来游学于齐”，“最为老师”，“三为祭酒”（《史记·荀卿列传》）。其后，因受齐人排挤，荀子前往楚国，被黄歇（春申君）任命为兰陵（今山东苍山县兰陵镇）令，遂在兰陵落户安居，死后也葬在兰陵。荀子的学问兴趣极其广泛，哲学、政治、经济、文学、教育都是他所留意和研究的对象。他的著述原有300余篇，后经汉代刘向校阅整理，编为32篇，名为《孙卿新书》。唐代杨倞又将其重新编排，定名为《荀子》。
荀子对在他以前或与他同时的墨家、名家、道家、前期法家，乃至儒家各派，除孔子、子弓等少数人以外，几乎都进行了程度不同的广泛批判。但也正是由于这种批判，荀子才批判地接受了各家学派中他所认为合理的思想内核，在儒家学说的基础上完成了对诸子百家思想的综合，创立了庞大而精深的荀学思想体系。荀子的思想是独具特色的。他吸收了老子和宋尹学派自然天道观的唯物主义思想，肯定了“天”是物质性的自然，其运行规律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从而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荀子·天论》）的人定胜天思想。荀子的人性论与孔子不同，更与孟子相反。他认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道德不是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