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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74-笔底波澜-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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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谏虾4窗臁睹裥湃毡ā罚�30日即遭禁止邮递。同月,长沙《大公报》因揭露“筹安会”丑闻,几乎被关门。在警察厅长张树勋维护下才得以幸存,销路猛增到四五千份。天津《大公报》自英敛之退隐后,对袁世凯虽“有扬有抑,亦疑亦惧”,但“冷嘲热讽,无日无之”,反对21条和袁世凯称帝也是不遗余力。年底,隐居已久的英敛之致函天津一位天主教教士,严厉谴责天津《益世报》支持袁世凯称帝。    
    12月27日晚,已远走美国旧金山的黄远生,被怀疑是袁世凯的吹鼓手,倒在了中华革命党人的枪口下,年仅32岁。他的死是个悲剧,也是百年言论史的一大损失。他留下的《远生遗著》早已成为传世的经典。


《笔底波澜》 第二部分1915年:《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2)

    黄远生被杀与梁启超传诵一时的名文,以及《新青年》的横空出世,构成了言论编年史上的斑驳色彩。面对这样一个时代,“双十节”那天,《四川群报》主编樊孔周在门口张贴了一幅这样的对联:    
    庆祝在戒严期间,半是欢欣,半是恐惧;    
    言论非自由时代,一面下笔,一面留神。    
    长沙《大公报》12月4日发表的社论《报纸之责任与价值》中,对报纸不能履行“监督政府,改良社会”的理想深表遗憾,发出了“万能之政府,决不须报纸之监督,万恶之社会,又决非报纸之绵力所能改良”的慨叹。但在另一面,9月15日,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名《新青年》),率先举起“德先生”、“赛先生”两面大旗。在《敬告青年》一文中,他开宗明义提出科学与人权“若舟车之有两轮焉”,“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不久他又进一步把人权扩大为民主)。无独有偶,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一群怀抱科学报国理想的留学青年(任鸿隽、赵元任、秉志、杨杏佛、胡明复等),也在这一年发起成立了中国科学社,创办了中国第一份综合性的《科学》月刊。《科学》创刊之初即采用横排和新式标点,开风气之先。一个追求科学与民主的新时代即将浮出水面。    
    中国第一份综合性月刊《科学》    
    记事    
    1月23日,成都《国民公报》因刊载袁世凯亲信陈宦即将入川任职的消息,遭查封。    
    2月1日,温州《瓯江报》、《飞霞报》、《醒报》因揭露官场腐败遭查封,三报主笔被捕,印刷局也接到了不许代印的通知。    
    3月3日,昆明《滇声报》因批评当权者裁减教育经费而遭强行搜查,被迫停刊,编辑李石公被捕。5日,《滇声报》发布紧急号外,要求云南各界给予声援。    
    3月15日起,青岛警察厅开始实行稿件预检制度。    
    4月,《湖南公报》因反对21条,被迫改组。    
    5月7日,邹永成等在上海创办的《救亡报》,出版3个月就因言论激烈而被法租界当局封禁。    
    5月,《甲寅》改在上海出版,没多久即遭查禁。    
    6月5日,内政部以“妨害治安”的罪名查禁蓝公武等办的《正谊》杂志。    
    6月16日,上海《五七报》、《救亡报》、《爱国晚报》三报负责人因“发表激烈反日文字”而遭拘捕,《五七报》被勒令停刊。    
    6月,汉口中华大学主办的《光华学报》因抨击21条,被地方当局封禁。    
    7月,长沙《湖南公报》因刊载郴州兵变消息,被湖南当局罚停2个月。    
    7月,重庆《危言报》编辑姚天笑因所发新闻触怒当地宪兵司令,被私行拘捕。    
    11月22日,《苏州日报》主笔吴生花因为刊出时评《西区巡警见死不救》,即以“破坏巡警名誉”的罪名被捕。    
    这一年,武汉《正心报》创刊不久即被封禁。成都《警华报》创刊不久即遭查封,主笔叶树声、记者辛丹书等4人被捕,拘留了12天。福州《求是报》遭查封。


《笔底波澜》 第二部分1916年:“呜呼袁世凯”

    笔底波澜    
    1916年:“呜呼袁世凯”    
    在蔡锷“为国民争人格”的枪声中,袁世凯的皇帝梦做得并不安稳。1月1日,袁氏将他曾宣誓效忠的“中华民国”改为“中华帝国”,年号洪宪,强迫各报改用洪宪年号纪年。新闻界虽然也出现了康士铎、乌泽声、汪健斋这样的“三小人”,但上海多数报纸拒不受命,继续沿用民国纪年。1月12日,内务部命令地方当局:所有使用民国纪年的报纸一律停止邮递。上海各报从这一天开始改用公元纪年。1月26日,袁世凯进一步通过淞沪警察厅发出警告:如再不用洪宪纪年,即按《报纸条例》严行取缔,包括《申报》在内的不少报纸才勉强应付,以6号小字将“洪宪纪元”排在公元年月日之下,字迹模糊,几乎难辨。同一天,各报还将淞沪警察厅致上海日报公会的来函全文刊出,借此向读者表明心迹。    
    2月24日,内务部以“罔顾舆论,任意造谣,……实属罪大恶极”等罪名,通令查禁上海《民信日报》。同月,汉口警察厅向《汉口新闻报》、《汉口中西报》、《国民新报》发出禁令,严禁转载上海各报及译载外文报纸有关护国运动、护国军的消息。3月中旬,内务部通令各地“一体从严查禁”天津《公民日报》和上海《民意报》。同月,创办未久的上海《民国日报》也遭封禁。    
    从1913年11月到这年3月,袁世凯政府查禁的中外出版物至少有90多种,其中报刊有66种。    
    3月22日,袁世凯在一片叫骂声中宣布撤销帝制。第二天,他宣布取消洪宪年号。从3月24日起,全国报纸都恢复民国纪年。    
    早就因为揭穿“筹安会”阴谋而遭禁邮的《时事新报》,邀请远在日本的邵飘萍回国主持笔政。从1月4日的《顺逆辨》到6月7日的《呜呼袁世凯》,邵飘萍仅在《时事新报》就发表了《呜呼袁世凯》等134篇时评、36篇社论,他同时还为《申报》、《时报》执笔撰文,以犀利的笔锋写下了《预吊登极》等脍炙人口的评论,“阿平”之名从此誉满全国。    
    4月,上海《中华新报》馆出版了《护国军纪事》,支持蔡锷的义举,到年底终刊共出了5期。    
    6月6日,众叛亲离的袁世凯一命呜呼。6月20日,内务部电令撤回禁止《时事新报》行销的命令。上海日报公会致电交通部,要求对那些被洪宪王朝停邮的报纸解禁。同月,因反对帝制被关押了两个月的北京《益世报》主编潘云巢获释。7月6日,内务部咨文各地,宣布对上海《民国日报》、《中华新报》、《民信日报》、《时事新报》、《五七报》、《中国白话报》、《民意报》、《共和新报》等报及《甲寅》、《正谊》等杂志予以解禁。    
    7月16日,黎元洪以大总统名义废止袁世凯1914年4月颁布的《报纸条例》。9月,因反对帝制被查禁的重庆《新中华》、《国民报》、《正论日报》等复刊。下半年,河南仅开封一地就有6家报纸创刊。12月,曾被誉为“民国首功”的汉口《大汉报》复刊。到年底,全国公开出版的报纸总数上升到289种。    
    《申报》发行量已达到1。4万份,《新闻报》发行量突破了3万多份,成为当时中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但诚如曹聚仁所说,“我们知道望平街上也曾产生过风行一时的报纸,却不曾产生一种足以代表舆论的报纸。”这年2月,陈独秀主办的《青年杂志》出了1卷6期后暂时停刊。到9月1日,更名为《新青年》继续出版。陈独秀提出了“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决心在思想、文化上下工夫,百年言论史上激荡人心的“《新青年》时代”即将拉开帷幕。    
    [记事]    
    1月4日,北京《新中国报》因披露日本侵略阴谋的消息,被京师警察厅查封,编辑何宇澄等被捕,发行人何斐被判处5年徒刑。    
    1月4日、27日,曾向上海《亚细亚日报》扔炸弹的杨玉桥、萧梅成先后被处死。但这张以鼓吹帝制为使命的报纸3月3日就停刊了。    
    4月4日,重庆《正论日报》因非议帝制而遭封禁,发行人张楠、经理陈锡之被捕,张甚至被判处9年徒刑。    
    5月18日,创刊才十来天的汉口《民报》主办人黎宗岳被炸身亡。汉口警察厅禁止汉口《民报》、《天声报》、《武汉民报》在租界外发行。    
    7月底,邵飘萍北上担任《申报》驻北京特派员,从8月23日起,他在《申报》发表的《北京特别通讯》广受读者欢迎,迅速成为黄远生之后中国最负盛名的新闻记者。因痛感中国时事新闻被外国通讯社左右,他还自办了新闻编译社,从8月起开始发稿。    
    8月15日,《晨钟报》在北京创刊,只当了22天总编辑的李大钊撰写了发刊词《〈晨钟〉之使命》。    
    9月,隐退多年的英敛之将《大公报》盘给大股东王郅隆,《大公报》的“英敛之时代”正式结束。10月,年轻的胡政之应聘出任《大公报》主笔兼经理,着手对版式、内容等进行改革。    
    因长沙《大公报》批评省议员,湖南省议会取消该报记者旁听的权利,还咨请警察厅取缔这张报纸,经过有关方面调停才解禁。    
    成都《四川新闻》创刊不久即遭川督罗佩金查封。    
    11月22日,林白水等创办的北京《公言报》因披露当局向美国秘密借款消息,发行人黄希文、编辑王德如被捕。    
    这年,龙济光在广东设立新闻检查员,扣发所有反袁、拥护共和的新闻、评论。广州《华国报》主笔林灿予因一篇《大盗移国论》遭到通缉。    
    北京英文《京报》主笔陈友仁因发表反日言论,一度被拘。


《笔底波澜》 第二部分1917年:“《新青年》时代”

    笔底波澜    
    1917年:“《新青年》时代”    
    年初,胡适、陈独秀先后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文学革命论》,率先举起了文学革命的大旗。3月,陈独秀应蔡元培之邀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青年》移到北大出版。在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蔡元培领导下,暮气沉沉的北大迅速成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民主与科学的摇篮。一个崭新的“《新青年》时代”已呼之欲出。    
    虽然“批评时政,非其旨也”,但《新青年》的出现有力地推动了新文化、新思想,鼓动风潮,造成时势,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正是从这一年开始,傅斯年、罗家伦等北大学子开始在《新青年》发表文章。以《新青    
    《新青年》的出现对中国文化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    
    年》撰稿人群体为代表的新型知识分子开始独立登上了历史舞台,开创了以现代文明为核心的新文化运动。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思想启蒙运动,它的巨大意义早已超越政治层面。    
    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    
    胡适等曾经一度相约“二十年不谈政治”,而致力于思想、教育、文化的实践,也就是在实际政治之外用力。但是他们在《新青年》发表的一系列振聋发聩的言论,确实是横扫千军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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