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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74-笔底波澜-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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溃魅分赋觯骸氨ㄖ教熘坝形疟芈迹〉薰戏亲鹬赜呗壑溃视θ】泶笾饕濉保⒙叫ǖ懒诵挛沤绶炊浴侗ㄖ教趵返南ⅲ白孕卤砂洳家院螅型獗ㄖ狡缆鄯追祝啾矸炊浴!�5月7日,《北京日报》等报馆联名呈文给国务总理,要求详加解释,明定范围,以资遵守。    
    6月20日,陆军部公布了报纸不得登载的13条军事秘密条款。北京报界同志会深为不安,7月下旬向内政部上禀帖。陆军部拒绝考虑他们的意见,复文更为骄横,连转载外报、外电也予以禁止。8月,报界同志会联名向袁世凯上禀陈,指出陆军部禁载军事秘密条款的范围“束缚言论,辱蔑报界,碍难遵守”,吁请袁能维持舆论。尚未得到什么答复,12月5日,更加臭名昭著的《出版法》又正式出笼了。其中第十一条规定,文书图画有“淆乱政体者”、“妨害治安者”、“败坏风俗者”等八种情况的,一律“不准出版”。北京报界同志会率先上书反对《出版法》,逐条予以驳斥,黄远生指出袁政府对言论的钳制超过了清廷,上海《时报》、天津《民意报》等纷纷发表措辞严厉的批评文章,但是,枪杆子在手的袁世凯又岂会理会他们的声音。    
    《出版法》与《报纸条例》一起,迅速成为袁世凯排除不同声音、钳制舆论得心应手的工具。从此,军队、警察随意干涉舆论成了常事。    
    7月23日,北京《大自由报》被陆军部勒令暂时停刊,两名编辑被捕。7月25日,陆军部以北京《醒华报》一则新闻涉及军事机密为由,罚令停刊3天,将负责人押送警厅。7月28日,陆军部致函京师警察厅转告各报,不得“随意登载”“军事政事”。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陆海军部、外交部通令各报,“无确切根据之词,一律不准登载”。    
    9月上旬,广东警察厅长下令各报馆,“慎重登载”外交、军事消息。10月7日,广东报界公会17家报纸联名要求对“禁载”令范围作出明确解释,确定执法机关,以免行政长官“自由处分”。    
    9月,烟台警厅通知各报,所有新闻必须先一天送审,经批准才能见报。    
    10月29日,北京《亚细亚报》被控违反《报纸条例》,黄远生以被告辩护律师身份两次出庭辩护,《申报》曾刊出他的辩词。最后以地方审判厅判决《亚细亚报》无罪而结案。    
    11月8日,杭州警察厅宣布对省城各报馆实行新闻检查,同时颁布了《检查报纸规则》6条。    
    这一年,至少有两个报人被杀,报纸被封、报人下狱的不计其数。3月14日,因披露鄂督段芝贵强买女伶王克琴进献给袁世凯之子袁克定一事,汉口《大汉报》以“泄漏秘密,鼓吹乱党,散布谣言,希图煽惑”等罪名遭查封,社长胡石庵、编辑记者朱钝根等13人被捕,胡石庵——一年前曾公开拒绝了勋位的书生转眼成了阶下囚,被判刑3年10个月,朱钝根被判1年1个月,另有两人被判3个月。其时,《大汉报》社还赫然挂着黎元洪辛亥年手书的“赤手回澜”匾额。    
    8月14日,鄂督段芝贵以反袁的罪名杀害了原《大汉报》编辑余慈舫。余“笔锋甚健,而性极刚烈,嫉恶如仇”,曾为《大汉报》、《大江报》撰文,“言论极为犀利,对任何人不稍顾忌”。他写过一篇《好恶的狗》,段芝贵乳名贵狗,因此怀恨在心。朱钝根在《新闻界之一页光荣史》中记载:“闻先后共斩八刀,始死。盖新闻记者死事之惨,慈舫实为第一人。”“断头台上凄凉月,多少朋侪唤我来。”这是胡石庵最伤心的诗句。    
    12月,香港《真报》主笔毛仲莹因有公开反对袁世凯的言论,在回内地探亲期间,竟被龙济光诱捕杀害。    
    


《笔底波澜》 第二部分1914年:反对《报纸条例》《出版法》(2)

    章士钊在日本东京创办的《甲寅》月刊    
    新闻是明天的历史,那些封杀报纸、摧残舆论的丑恶事件,几乎都在老牌的《申报》版面上留下了永远的痕迹。在舆论压制的沉闷空气中,长沙《湖南公报》2月21日的短评《质问湖南公报》如此自我解嘲:    
    汝一再宣言,谓当强固不挠,坚持到底……而岂知今日之汝,迥非前此之汝……于湖南用人行政,绝不加以批评,岂湖南自政变后,遂无一不当之人,不法之事乎?    
    当时举国报纸,扪心自问,不是同样的可悲吗?在这样黑暗的年头,办过《苏报》的章士钊,只能在日本东京办他的《甲寅》月刊。寅年属虎,封面上也画了一只虎,所以被称为“老虎报”,所发文字也确有几分虎气,可惜远在异土。    
    从11月15日起,北京《亚细亚报》连续四天刊出劳乃宣的《正续共和解》、《君主民主平议》等文,为袁世凯恢复帝制鸣锣开道。    
    [记事]    
    1月10日,北京《新社会日报》时评中透露总理熊希龄窃取热河行宫古玩消息,以“关系个人名誉”、“挑动清宫恶感”等罪名被内务部查封。    
    3月24日,日本人办的《顺天时报》刊出讽刺袁世凯的漫画,北京警察厅试图扣押当天的《顺天时报》被拒绝。    
    5月8日,广东汕头的《竞正日报》、《公言日报》、《大东报》等因报道潮梅兵变消息,三报被迫停刊,经理分别被捕。汕头报界公会发出通电要求查处。之前,汕头也曾发生过《新华报》主笔蔡则康等50人被捕事件。    
    5月上旬,广州《觉魂日报》也因报道潮梅兵变,刊出“乱党檄文”,被杀人不眨眼的广东都督龙济光查封,主编欧阳寿石等4人被捕。    
    5月16日,广州《岭华日报》、《大公日报》报道一条抢劫消息时涉及军人,龙济光以“污蔑军士行劫”的罪名,罚令两报停刊3天,并下令各报“一律不准妄登”未经政府公布的“此类事项”。    
    7月,湖南都督汤芗铭以反袁的罪名拘捕《湖南通俗教育报》发行人何劲(雨农),判刑6个月。    
    8月,重庆《正俗日报》因报道川督胡景伊“患肝病甚剧”消息,以“故意造谣,妨害治安”等罪名遭查封,发行人刘安国被捕。    
    夏天,成都《醒群报》因刊出吴虞批孔子的文章,被袁政府内务部电令封禁。    
    9月22日,广州《时敏报》因报道日军强取骡马并杀人的消息,日本领事干涉,当夜警察厅不说明理由即勒令停版。第二天,《时敏报》发布传单进行抗议。广东报界公会呼吁维护法令,尊重舆论。后以警察厅改罚《时敏报》停刊一周告终。    
    10月17日,江苏镇江《京江日报》主编仅因刊登卸任知县贩烟土被抓的消息而被捕。    
    10月23日,日本商人斋藤氏申请在重庆办《瀛华报》,袁世凯政府以“外国人不能在我国内地办报”为由,不批准。印刷局以“未奉警厅明文”为由,不代印。    
    11月14日,袁政府以“信口雌黄,极为悖谬”的罪名,禁止美国纽约出版的中文《民国公报》在国内发行。    
    12月15日,龙济光以“有意扰乱治安”、“淆乱观听”等罪名,禁止香港《共和报》、《大光报》、《人报》等进口广东。


《笔底波澜》 第二部分1915年:《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1)

    笔底波澜    
    1915年:梁启超雄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    
    紧锣密鼓,准备黄袍加身的袁世凯加紧了对舆论的控制。1月,他通令各地政府派员进驻当地邮局,检查往来邮件,发现反袁报纸、书刊,立即没收。2月,汤芗铭在湖南颁布《检查报纸条例》。春天,别号“吴虎头”的北京《国风报》主笔吴鼐、原北京《民主日报》总编辑仇亮,因反袁先后被枪杀。6月8日,袁世凯政府内务部下令查禁《救国急进会宣言》、《救亡根本谈》、《纪念碑小说》、《中国白话报》、《爱国晚报》、《救亡报》、《五七报》、《公论报》等报刊小册子。7月10日,袁政府颁布修正后的《报纸条    
    上海《大中华》月刊发表梁启超反对袁世凯称帝的雄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    
    例》,仅从35条减为34条,内容并无什么变化。8月23日,“筹安会”出笼,帝制热甚嚣尘上。9月8日,袁世凯发布命令,禁止报纸刊载议论国体的文电。湖南、广东等地无不秉承袁世凯的旨意,严禁议论国体。反对帝制的报纸受到严重摧残,北京只剩下20家报纸、上海幸存5家,汉口只有2家,全国报纸销量从4200万份下降为3900万份。    
    但这并不表明言论界都已屈从于袁氏的淫威。8月10日,北京《亚细亚报》发表袁世凯政治顾问古德诺(Frank Johnson Goodnow)的《共和与君主论》,传达出袁世凯试图称帝的信号。十天以后(8月20日),梁启超就在上海《大中华》月刊发表了明确反对称帝的雄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申报》、《时报》等大报迅速转载,风行一时,在全国激起强烈反响。    
    9月3日,《申报》在显著位置刊出《本馆启事》,“秉良心以立论,始终如一”,拒绝袁世凯的收买,表明了反对帝制的立场。9月6日,仓皇离京的名记者黄远生在《申报》刊出启事,拒绝担任《亚细亚日报》上海版总撰述。9月7日,《时报》发表评论《梁任公》,为他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大声叫好。    
    9月10日,“以赞助帝制运动为宗旨”的《亚细亚日报》上海版创刊当天,就收到读者勒令停刊的警告信。第二天,即遭炸弹袭击。    
    10月10日在上海创刊的《中华新报》“只求公理正义所在,不为金钱势力所倾”,张季鸾等执笔人无不以传达“真正民意”、“忠言报国”自期,反袁自在意中。11月3日,内务部禁止《中华新报》在租界以外“出卖散布”。10月19日,广州《觉魂报》因为批评帝制遭查封,四名编辑被传讯。处在上海租界的《时事新报》也因此被袁政府禁止邮递,从10月23日起不准销往外埠,并撤销访电执照。10月下旬,广东的龙济光下令组成检查所,对各报稿件进行预检。11月7日,袁记《著作权法》出台。这一年,还公布了中国第一部涉及无线电和广播的《电信条例》。11月12日,袁政府通令各省,严禁革命党人的报刊印刷品从海外进入内地。11月22日,何海鸣在上海《爱国报》发表社论《失态之政府》,指责袁政府为“叛国之万恶政府”。29日,上海法租界巡捕房查封《爱国报》日晚刊,主笔王血痕被押送会审公廨“讯办”,发行人简书等潜逃。同月,广州《通报》因为发表反对帝制的消息被封禁,主笔朱通儒遭通缉。    
    遭革命党人误杀的著名记者黄远生    
    12月12日,袁世凯宣布称帝,第二天,各御用报纸纷纷出版“红报”,自称“臣记者”的不乏其人。12月17日,上海《亚细亚日报》再度被炸,总经理刘笠佛差一点被炸死。12月21日,内务部以“言论悖谬”的罪名通令各省,查禁上海《中华新报》、《爱国报》,各地邮局“一律停止邮递”。12月25日,张季鸾等在上海创办《民信日报》,30日即遭禁止邮递。同月,长沙《大公报》因揭露“筹安会”丑闻,几乎被关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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