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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38-天下衙门:道尽古代衙门众生相-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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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历史上州县官员在征收田赋时,像寇准那样仅在八字墙上张贴告示和名单的,确也不少,为他们获得“好官”声誉的主要做法,便是不派或少派吏胥催欠,换句话讲就是征赋归征赋,但不放虎狼出来。那么他们这些“好官”、“清官”们又是怎样过此考课关呢?    
    这就是另一种征赋方式,叫“揽户”制度,扼要点讲,乡下人怕直接同官吏打交道,衙门也嫌挨家挨户催欠太烦,于是官民之间多出一个“揽户”来,或者是里甲保正,或者是乡绅生员,大抵以中小地主阶级成员为多。他们分别向官府承揽了包纳多少户多少亩田赋的责任,农民们把田赋交给他们,    
    再由他们统一向衙门完解。对于农民来讲,这里头有好多饮鸩止渴的地方:衙门胥役的凌辱可以逃过了,青黄不接时的拖欠可以由揽户垫上了,起码站枷吃杖的羞耻可以免掉不少。但是反过来了,他们可就因此成了揽户的债户,无疑是在接受官府敛征的同时,又套上了一根承受揽户剥削的绳索,并加深了对揽户的人身依附关系;对于揽户来讲,因为他们是所谓“有体面”的阶层,一般不用害怕吏胥之类的刁难,至多是将正赋与浮数之间的差额拿出来和衙门打平伙或三七开四六开罢了,但是返转身去,通过垫纳、代缴、放贷等种种方式,可以从农民身上得到更多的油水。学过一点历史和经济学的人,常常接触“土地兼并”这个名词,揽户这种方式,便是兼并农民土地的一条重要渠道。“范进中举”为什么会喜得发疯?就因为哪怕他在科场中就此僵滞,无由转入仕宦,也有了充当揽户的身份,还愁发不了财?最后,对于衙门来讲,揽户完赋这种方式,可谓是喜忧参半。首先从成员上区分,大抵是官员喜吏胥忧。揽户们把田赋包下来了,官员无急敛之名,得考课之实,省心得多,至于他们个人的好处,自然也是由揽户们承包下来的,反正羊毛出在羊身上。可是吏胥们就不同了,因为揽户制除了保证官员利益外,只能再兼顾粮房、户房、仓库等衙门中直接有关部门之吏胥们的利益,的催科诗,所谓“长邑低区多瘠田,经催粮长役纷然。纸枷飞作白蝴蝶,布棍染成红杜鹃。日落生员敲凳上,夜归皂隶闹门前。人生有产须当卖,一粒何曾到口边。”这就是催欠实景的写照。南宋时刘克庄做江东提刑时,有过一篇《催苗重叠断杖》,指斥某县主簿赵老爷催科用刑太苛,“只如三月二十七日断杖,四月初八日复决,岂非湿疮上再决乎?似此催科,伤朝廷之仁厚,损主簿之阴骘,当职以提点刑狱名官,不得不谆谆告诫,今后不宜如此。”刘克庄在宋史上,是个正派人形象,他把这篇东西收进《后村先生大全集》里,显然也颇自赏,但人们可以从中感悟些什么呢?其一,州县主簿是催科时的干将,因为他是财赋主管;其二,催科用刑是王法允许的,只不过在刘克庄看来,还没等人家的疮疤长好便又用刑,未免太过分了一些而已;其三呢,不过得一个“谆谆告诫,今后不宜为此”,倘若上司不是刘克庄呢?有时或许连这一份“出息”也要计较争执,而对于其他部门的吏胥来讲,少了参与催欠的差使,也就是少于一个额外需索的饭碗,能不发愁?况且封建社会中,正派的读书人也是有的,比如杨乃武所以会得罪衙门吏胥和当地豪富,就是因他自恃举人体面,义务替农民当代纳田赋者,他不要农民好处,农民说他好话了,可衙门吏胥和想通过当揽户获利者叮就叫苦了。所以“小白菜”葛毕氏的丈夫一死,大家都想到把通奸下毒的罪名栽到他身上。其次,官员吏胥的忧喜参半又可以因具体条件换一个位置,比如本书第四章 第四节中讲到庐江库吏的故事,那就是吏胥倘及早和揽户勾结起的话,还有不少超额生发哩。反过来,不少充当揽户者,又恃有皇亲国戚、官宦亲贵或朝中有人、乡里有势等种种优势,揽是揽了,交则困难,肥了他家,亏了官库,七品芝麻官—类若无厉害手段,倒也奈何不了他,于是就有了本节开篇所述拖欠年久的情节了。那万把个缙绅生员,都是什么原因给扯进来的呢?答:揽户,平时也倚仗衙门鱼肉百姓,这会儿皇上“龙颜大怒”,大家便一网里打尽了。但是话说回来,综观历史上州县衙门催征田赋的整体趋向,无论是通过里甲乡约,还是出动吏胥衙卒,或是通过富室揽户,终究以衙门、富豪、里保之三位一体的勾结为主要面。欧阳修痛骂“赋敛繁重,全由官吏为奸。朝廷得其一分,奸吏取其十倍,民之重困,其害在斯。”苏辙则惊呼,“故夫今之农者,举非天子之农,而富人之农也广一个强调了衙门的黑暗,一个强调了揽户的贪酷,这也正好合成了贯穿于封建社会大部分时间但永无根治之日的矛盾现象。    
    然则这还不算完事,中国封建社会的赋税,又远远不止田赋一项!还有户口税,人头税,房产税,铺户税,契税……名目繁多,不尽缕述;赋税之外,还有“捐”,讲白了就是摊派,就是勒索,衙门里有工程要摊派,地方上过公差要摊派,礼房修建校舍要摊派,兵房编练武装要摊派,工房督修城垣要摊派,粮房库房起造仓囤要摊派,甚至来一任老爷去一任老爷也要摊派:《南亭笔记》谓严天池赴邵武当知县,去城隍庙行香时发誓赌咒,决不拿邵武人民一文钱。可是马上就有“茶果银”送上来了,说这是老规矩,凡有新官上任,合邑绅民“为官长称觥敬者”,您不可破了老例啊J又如海瑞在淳安当知县,任满后该去北京受考朝觐了,按当地规矩,老爷去京朝送礼的费用,也都得由全县百姓摊派,三年征收一次,结果海瑞比严天池厉害,硬是给破丁例。这么多税,这么多捐,合起来就叫“苛捐杂税,多如牛毛”,除少数专门项目另由国家指定有关部门征收外,其余概由州县衙门负责征收,征收时的情景,也就和敛赋一样,一项一项写下来就没个    
    完,不妨就“窥一斑而知全豹”吧。


第六章 做天下官理天下事三、“蟋蟀曜曜叫,宣德皇帝要”(1)

    明朝宣德五年(“30)春暮,宣宗朱瞻基写过一篇文章 让大臣们传看,以表示他对民间疾苦的了解和关怀。文章 说,昨天朕去谒陵,回来时经过昌平东郊,看见田里的农民正弯腰耕地,连直起身子看看天色的闲暇也没有。朕召了一个人来,问他干吗做得那么勤快?他说,我们种田人春则耕,夏则耘,秋而熟则获,三者皆用勤,有一弗勤,农弗成功。朕问,那么冬天总可以安逸一些吧?他说,“冬然后执力役於县官,亦我之职,不敢怠也”。朕听了后,叹息再三。    
    叹息归叹息,徭役还得照旧编发。封建社会里,除少数特权阶层及其家属外,所有国民都有按政府法令替国家无偿服役的义务,正如这位昌平农民所说的,“亦我之职”;而这种制度的执行和监管者,就是州县衙门,所谓“执力役於县官”的讲法,即本乎此。    
    户口的调查、登记和管理,是摊派和征发徭役的前提与根据,因此也就是州县衙门最基础性的工作之一。《史记·龟策列传》上说,春秋时有一只神龟在宋国的泉阳被一个叫豫且的渔户捕获,那神龟便托梦给宋王,求他解救。宋王派使者去泉阳,问县令,你这儿有多少渔户,有没有一个叫豫且的?“泉阳令乃使吏按籍视图,水上渔者五十五家,上流之庐,名为豫且。”我们由此可知,早在春秋时代,许多国家的县级政权已有境内户口的详细簿册,甚至还有标上户数与户主姓名的“地形图”了,所以摊开来——查便知道,豫且住在上流。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划一的郡县制度后,这种户口调查和登记工作的质量,必定又大大提高。睡虎地秦墓竹简中,就有——则关于户口的《封诊式》:某人向官府自首,道是原住某里,于本年二月已不记日期的某天逃亡,没有其他过犯,现在来自首。宫府讯问后,姓名、身份都确实,查对一下户籍登记,是二月丙子日逃走的,情况掌握得比他本人还清楚。他说自己没过犯,但官府应认定他有过犯。为什么?户籍上能证明,他躲避了三月份修筑宫室的劳役共20天。人们又可以从这一案例中知道,户口登记和管理的主要功能之一是征徭。当然,还有户税、口税、军赋等各式各样的摊派,也都是它的效能发挥。    
    州县衙门是怎样进行户口调查、登记和管理工作的呢?历史上各朝政府的做法,互有不同,但一般总不外是两大类形式:一种是每年规定在一定时间内,比如三月,或者八月,由老百姓自行去县衙申报,接受审验。比如《后汉书·江革传》记,江革于建武(汉光武帝年号,25—56)末年与母亲回乡里,“每当岁时,县当案比”,案比,即案验而比之的意思,就是审验户口。江革因为母亲已老,经不起摇晃,便自己推部小车送母亲去接受案比而不用牛马拉车,“由是乡里称之曰‘江巨孝”’。可见那会儿户口核实制度是相当严格的,连老太太也得亲自上衙门接受审查。这些具体的事务,一般都由户房在县丞或主簿领导下进行,但知县也得过问,甚至负起主要责任。《宋吏·苏颂传》记,宋仁宗时,苏颂知建业,建业过去是南唐的地盘,战乱后户口簿册散失殆尽,许多衙门胥吏在征徭征赋时,趁机上下其手,中饱私囊。苏颂很认真,平素在治其他公事间,留心调查,掌握了不少实际情况。到了统一登记和案验户籍时,有人自报情形不实,苏颂便警告他说:“你家里还有某某人,还有某某产业,为什么不老实申报?”这一来,“民骇惧,皆不敢隐”。    
    另一种工作方式,也是在规定时间内,由州县衙门派员去各乡、里指导乡官、里书等乡里人员进行登记核验。比如明代及清初的户籍(即:“黄册”)编造法,都按此顺序,“凡造册,人户各登其丁口之数授之甲长,甲长授之坊、厢、里长,坊、厢、里长上之州县。”(《清朝通典》卷9《食货》9)康熙五十一年(1712)时,搞了个“摊丁入亩”政策,即徭役征发不再以户籍登记为根据,而是根据田产占有情况。这一来,对州县衙门来讲,户口登记和管理的实用性少了许多,干起来便马马虎虎子,每年办登记时,就照抄上一年的算数,“岁岁滋生之数,一律雷同”,弄得乾隆皇帝大发脾气,“似此简率相沿,成何事体?所有各省本年应进民册,均展至明年底。倘再疏舛,定当予以处分!”(《清史稿·食货志》)这就是宁肯再放宽期限推倒重来,但一定要实事求是的意思。应该说,中国是世界上户籍管理制度源起最早、建制最全又最能随时反映更新状况的国家,这些成就都离不开历代州县衙门的具体工作。但是我们从乾隆皇帝发脾气这件事实中又可强烈感受到,在户籍调查和管理的具体实践中,州县衙门是联系其征赋征徭的实用性来理解和执行的,一旦搞了“摊丁入亩”的政策,他们就玩忽职守了。    
    其实再深一层看问题,州县衙门在户籍管理这件事情上玩忽职守,又远不是从康熙以后才开始,也不仅是在调查、审核和登记时“简率相沿”这一项。而且这“玩忽”两字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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