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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死了。它值 100000美元。第二个心脏是一个马拉松运动员的，他25岁，非常强壮。他是被一辆公共汽车撞死的。它值150000美元。第三个心脏是一个酗酒、吸烟、爱吃肉的人的。它值500000美元。”
“嗨，为什么第三个心脏那么贵呢？他的生活如此糟糕！”
“是的，不过它是一位律师的心脏。它从来没被使用过。”
提前行动
妻子：“你现在必须向我解释清楚，你的照片怎么会到了婚姻介绍所呢？”
丈夫：“别生气，亲爱的，这张照片是你去年重病期间，我给他们寄去的。”
已婚
裁缝问做衣服的年轻男人：“你结婚了吗？”
“当然，不然我怎么需要 在西装上特制一个秘密口袋。”
美好的祝福
早上收到一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祝你姐姐新年快乐，越长越漂亮！”
我纳闷了好久，还是回复过去：“请问你是哪位？”
答：“我就是你姐姐，刚换了号！”
神奇的副作用
在一次医学讨论会上，一个内科医生宣布他已经发明了一种神奇的新药。另一个医生问：“它是用来医什么病的？”“我们还没药物可医的病。”又一个医生问：“它的神奇之处表现在什么地方？”内科医生沉默了一会儿，说：“它的副作用会使病人丧失短期的记忆，为此有好几个病人给我付了三到四次的医疗费。”参加讨论会的医生全体起立，热烈鼓掌。
演讲与梦游
会议厅里，一位 议员正在没完没了地发表演讲，有位男听众站起来离开了。
议员对此很不满。那人的妻子慌了，赶忙解释：“请原谅，先生，我丈夫有梦游的毛病。
不解风情
老婆出差了，周日我一个人开车去郊区兜风。山里空气不错，顺着小溪我来到一处山泉，听着泉水哗啦啦敲打青石的声音，感觉美妙极了。我拨通老婆的手机，说道：“老婆，我在山里，快听，泉水的声音。”然后把手机靠近了山泉，待了一会儿，我问道：“老婆，好听吧？”老婆哼了一声答道：“我太了解你了，你没有那么浪漫，快把水龙头关了……”
诡辩
律师请医生给他的妻子治病，说：您放心，无论您治活了她，还是误诊医死了她，我都将如数付给您500英镑！
医生于是竭尽全力投入治疗，可由于病情过重，终于回天乏术。医生在表示歉意后要求律师支付急救酬金。
我的妻子是您误诊死的吗？律师问。
当然不是！我的诊断和用药都没有错！
那么您把他救活了吗？律师又问。
那倒没有。可是
着就对拉！您既没有救活她，又没有误诊医死她，我为什么还要付给您500英镑呢？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5期P34
旅行记
北岛
看到儿子蹒跚学步的录像带，心有所动——那是旅行的开始，其实，一个人的行走范围就是他的世界。
我家原住长安街，在我眼里它如江似海，汽车像巨轮。在父亲牵领下跨越长安街，我的天地从四合院扩展到对面的中山公园，亭台楼阁大树藤蔓深入梦中。上了幼儿园，红砖楼房高耸入云，老师个个硕大无比，须仰视才见。后旧地重游，才发现那楼房矮小颓败，老师们转眼都成了小老太太。
我家后来搬到阜城门，即如今的二环边上。我家后窗面对荒野——城春草木深。八岁那年暑假，母亲带我去上海看望病重的外公。第一次坐火车，心如汽笛般激动。那时没有长江大桥，半夜过江，火车分段拖上渡轮，上岸再挂钩伸直。上海和北京完全不同，是我想象中的大都市。黄浦江边，我看到真正的轮船和军舰。这些见闻成了我跟伙伴们吹牛的本钱。
我家又搬到德胜门内三不老胡同，那原是郑和的家宅。邻居家男孩儿一凡和我同岁。大概受到郑和阴魂的冥冥召唤，我们结伴出游，主要路线之一是去王府井，来回步行三四个钟头。我们像土地丈量员一样，丈量着古老的城市。一路上，一凡谈起他刚读过的《八十天环游地球》，敲响了周游世界的梦想的大钟。
文化革命爆发不久，我在学校操场发现一辆破自行车，无锁亦无主人，顺便“借用”。骑车出入革命洪流，如虎添翼。第一次“拥有”自行车的感觉真好，虽说车身锈，轮胎旧，辐条少，一根麻绳牵动着含混的车铃。骑在车上居高临下，甚至会对步行者产生鄙视——看来人的腐化是多么容易。得意忘形，我沿大下坡撒把滑行，一个马趴摔在警察岗楼前，膝盖胳膊肘血肉模糊，引来众人围观。没过多久，那辆自行车神秘地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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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串连——这全国青少年的集体免费旅行，彻底改变了一代人的视野及思维方式。它让我，一个17岁的少年整天脸热心跳。南下广州，东进上海，西望长安，千里长江一线穿。除了抄大字报搜集各地革命动向，当然啦，也顺便游山玩水。路上我们认识了一帮北工大的学生，结伴而行。正要从上海返回北京，发现火车站瘫痪，铁轨上坐满了各地红卫兵。于是我们和北工大的同学共同组织纠察队，打电话警告同样瘫痪的上海市委，和铁路局造反组织交涉——第一列开往北京的火车终于出发了。由于严重超员，车厢空气污浊，行李架上和座椅下都睡满了人。我常睡在椅子背脊上，把头卡在两个挂衣钩之间保持梦的平衡。火车走走停停，三天三夜才到北京。
有了大串连这碗酒垫底，再去哪儿都不在话下。1967年初夏，几个同学在教室闲聊，异想天开，约好去天津玩玩。第二天一早，在永定门外的京津公路集结。一行六七人，高举一手绢毛主席像章拦车，试图贿赂司机。可司机们无动于衷，风驰电掣而过。背水一战，我们背对车流的方向横坐，拦住公路，司机只好刹车。而卡车开往别的地方，把我们抛在半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绝望中见到有两个姑娘正搭车，上前求援。这帮大小伙子埋伏在路沟，听见一辆卡车由远到近，刹车，于是蜂拥而上。司机捶胸顿足地诅咒，无奈。
到了天津，白天东游西荡，晚上睡火车站广场，与乞丐酒鬼为伍。晒了一天的水泥地像热炕，盖上毯子暖乎乎的。一张当年在天津的合影：大家懒洋洋的神情，好像在享受午后的阳光；只有一人目光坚定，胳膊交叉，一只脚恨不得伸出照片以外。当时就说这小子有官相，后来果然做了高官。
“上山下乡运动”来得突然，让我们措手不及。与大串连的免费旅行不同，这可是背井离乡，户口一迁走，就永远甭想再回来了。北京火车站的送行的一幕，撕心裂肺。那是我们那代人彼此告别，并与时代告别的时刻。
我被分配到建筑公司，和别的知青一起被大卡车拉到河北蔚县，开山放炮，在山洞建发电厂。下了班，骑着跟老乡借来的毛驴，沿乡间小路来到山脚下。那阵子正背古诗词。慢是一种心境，小毛驴把我带向古诗词的深意中。春节公休回北京，大家穿皮大衣挤满敞棚卡车，迎朔风，浑身冻得僵硬，却欢声笑语。
父亲去了湖北的干校，母亲带妹妹去了河南的干校。每年法定12天探亲假外加倒休，我先去干校，然后转道走访名山大川。那是第一次自费旅行。盘缠不够了，我从庐山步行六七十里到九江，与一个乡下孩子同路。最难忘的还是从上海到大连头一次乘轮船的经验。我睡五等舱大通铺，邻居是哑巴，我们用笔和手势交谈。我多半站在后甲板，眺望波涛和海鸟。进入深海，海水近墨色。水平线遥不可及，心向往之。
扒火车成为那年月的时尚。插队的同学互相传授经验，各有高招。我和刘羽去五台山朝圣，回京的路上钱花完了，到大同找朋友借了十块钱，但还是决定扒车。我和刘羽不时交换目光，像地下工作者，端着茶缸交叉走动，避开乘警。我们嗓子冒烟，腿肚子转筋；车轮飞转，而时间仿佛停滞了。眼看快到了北京，刘羽提议在远郊的小站下，我认为那样目标反而大。我们争得脸红脖子粗。最后他还是跟我到了北京站，下车往出口相反方向走，然后翻墙。
八十年代初，我在世界语刊物《中国报道》工作。为撰写“大运河”“松花江”和“长城”等旅游专题系列，我以记者身份沿途采访，一直追溯到源头。那是利用工作之便的旅行。在贯穿南北的大运河上，我搭乘小客轮，和满脸刀刻般褶皱的老船长拉家常。黄昏时分，汽笛突然拉响，在贫瘠的土地上回荡，空旷而凄凉。
1985年春，我接到西德等几个欧洲国家的邀请。那时我正挂靠在北京郊区的一家乡镇企业，花了好几个月办手续，竟原地踏步，连县衙门这一关都没过。幸好胡耀邦亲自干预，最后一刻才放行。
从北京出发，在巴黎转机去西柏林。那是头一次离开中国。飞机穿过滚滚云层，我心神恍惚。自蹒跚学步起，就有某种神秘的冲动带我离开家乡，外加时代推波助澜，让我越走越远，远到天边，远到有一天连家都回不去了。四年后，我重访西柏林，从那里出发踏上不归路。
自1987年春起，我和家人在英国住了一年多，常去欧洲。三人旅行与单身旅行、情人旅行完全不同，与中年心境吻合——如歌的行板。女儿尚小，我们在教她飞翔，在暴风雨来临以前。
1989年我终于成了孤家寡人。轻装前进，周游世界的梦想不仅成真，而且一下大发了：居无定所，满世界飞来飞去。仅头两年，据不完全统计，就睡了一百多张床。就像加速器中的粒子，我的旅行近乎疯狂。它帮我确定身份：我漂故我在。
对中国人来说，跨国旅行的首要麻烦是签证。想想吧，在那些敌意的窗口排队，填写天书般的表格，绕开盘问的重重陷阱，忍受一个个扭曲心灵的折磨，得有多坚韧的神经才行。
大约十年前，我的法文译者尚德兰陪我到巴黎移民局办理居留延期手续，接待我们的是个谢了顶的中年男人。先是例行公事，根据表格询问核实，骤然间他喉结翻滚，脸色大变，连招风耳都红了。他以法国最高国家权力的名义警告我，我的证件全部失效。“你，听着，”他带着快感高声宣布，“从此刻起，所有机场火车站都对你关闭。”尚德兰战栗了，劝我一定要克制。
直到我无意中提到法国外交部一个熟人的名字，形势急转直下。他像泄了气的皮球，大汗淋漓，开始跟我东拉西扯，从法国新浪潮电影到伍迪。艾伦。第二天尚德兰打电话询问，那个法国最高权力的代言人宣布解除禁令，并正式道歉。
如今更是行路难。三年前我去参加耶路撒冷诗歌节，搭乘的是从纽约到特拉维夫以色列航空公司的班机。提前三个多小时到了肯尼迪国际机场，我正发愁如何打发时间。
登机区由手持冲锋枪的警察把守。验明正身后，所有旅客逐一接受盘查，我面对的是位年轻的以色列女警官。先查三代，幸好祖上与回民无关。安检仪尖叫起来——我忘了取出行李里的笔记本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