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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周恩来又大声地说：“同志们，你们知道这是什么酒吗？”
见没有人回应，他接着说：“这是名贵的茅台酒，是我们国家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获得金奖的名酒啊！你们这些同志竟用它当洗脚水！”
这一席话，说得这些叽叽喳喳的女人全都傻了眼。接着，周恩来又给大家讲解了有关保护工商业者的政策，要求大家不再随便乱动缸里的酒，如果需要，可以用钱买。在女人们的追问下，周恩来还给她们讲起茅台酒在国际上获奖的故事。
1915年，茅台酒在美国旧金山召开的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获得金奖，与法国科涅克白兰地、英国苏格兰威士忌一起被誉为世界三大蒸馏白酒，成为响当当的世界品牌。伴随着茅台酒的腾飞，茅台镇从此走向世界、闻名中外。
不识茅台酒的故事，只不过是红军长征途中一段微不足道的小插曲，但在几年以后，却成了国民党诋毁红军乃“野蛮之师”的口实，这实乃断章取义之举。为此，才有了后来民主党派人士黄炎培的绝句，以及他到延安与毛泽东等共产党领导人交往的佳话。
赤水河是一条充满神秘色彩、有着传奇故事的河流，中国工农红军在这座古老的河流上创造的军事奇迹，永远载入了中国革命的历史，同时也验证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方针，红军从此甩掉了川军的拦截和黔军的围追。正像民歌里所唱的：“三月里来牵耕牛，红军转战回贵州，赤水河上来回走，打得黔军把命丢。”
赤水河边的青草坡默记着红军的英勇，赤水河上的渡桥深刻着红军的足迹，河水涤荡着志士的鲜血与忠骨，河风吹不走女人们的欢歌与呜咽。现如今，在赤水岸边的坡地上，高耸着一组纪念雕塑，一艘大船上簇拥着手握船桨、头戴八角帽的红军战士。碑文是江泽民同志题写的“红军四渡赤水纪念碑”。
置身此地重温历史，不禁使人心潮起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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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挥之不去的阴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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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刚刚生完孩子身体虚弱的贺子珍，正靠着土坎休息，见飞机俯冲下来，她忙站起身去招呼身边的几位伤员隐蔽，还未等她的话音落地，一颗炸弹扔下来，说时迟那时快，只见她一纵身，扑在身边受了重伤的战友身上，炸弹就在这时开了花……过了片刻，警卫员吴吉清赶紧奔过去，此时的贺子珍已经浑身是血，失去了知觉。
可恶的铁蚊子
如果说四渡赤水让蒋介石和他的军队晕头转向的话，接下来，红军佯攻贵阳等一系列的作战部署，真正牵住了蒋介石的鼻子，使红军从一只四面受敌的猴子，转变成一个牵着牛鼻子走来走去的训兽师。
当蒋介石刚刚弄明白毛泽东企图渡江北上的作战计划后，给国民党的各路将领发布命令：全力阻止共军过江。而将重兵布置在长江沿岸，万无一失地封锁住长江，准备让朱毛红军插翅难飞。
此时的毛泽东早已放弃了顺赤水渡江的计划，而将目光投向长江的上游——金沙江。他之所以这样穿插前进，忽东忽西，为的就是要迷惑住蒋介石，毛泽东确实计高一筹。在重庆密切注视着形势的蒋介石，终于再也按捺不住求胜的心理，他误以为红军行动反复无常，相当混乱，已成了国军的瓮中之鳖。于是，1935年3月24日，他携夫人宋美龄，在美国顾问的陪同下，直飞贵阳督战。
蒋介石将所有的高级将领都派到了前线，只留贵阳警察局局长作他的警备司令。几天后突传消息：红军已突破乌江直奔贵阳而来。兵力空虚的贵阳城一时乱了方寸。就连蒋妻宋美龄都恐慌到向全国各地发报，要求派兵火速驰援贵阳。
此时的红军无处不有，无处不在，并能如此分散地同时向各个方向运动。往往连红军自己的部队，也常常不清楚自己的真正方位和接下来的作战目标。由此可见，毛泽东的游击战术在此时已被发挥到了极至。这在蒋介石看来，更是难以捉摸。所有这一切都真切地反映了毛泽东当时天才般的指挥。
紧接着，在四五月份，红军顺利渡过北盘江，巧渡金沙江。部队穿越贵州、云南、甘肃，进入四川境内。把国民党军队远远地甩在了身后。
但在这人烟越来越稀少而且贫困的中国西部地区，敌机轰炸、没有粮食的烦恼时刻侵扰着红军。也恰在此时，由于敌机的轰炸，干部休养连遭受了自长征以来最重大的损失。
可恶的铁蚊子
女人们已经习惯了这种急行军的颠簸，虽然仍免不了每天宿营时的泡脚，但她们到这时已经千锤百炼成铁腿钢脚了。即便如此，她们跑得再快，也跑不过敌人的飞机。由于季节和地形的帮助，蒋介石动用了大量的飞机，对红军形成了一定的威胁，红军每天都有伤亡。
确实，“国民党飞机就像一群围着红军打转的铁蚊子。”这一比喻非常贴切。黔南的地势相对比较平坦，即使有山也已没有了那种高峻险拔的态势，而是比较平缓开阔。这给飞机的飞行和袭击创造了很好的机会。
不知不觉中，春天悄悄地降临了。这是贵州最好的季节，山坡河岸绿草野花铺天盖地而来，雨雾纷扰的天空开始出现了太阳那久违的灿烂的笑脸，照得到处暖洋洋的。但是，只要是好天气，敌人的飞机定会出来轰炸，行走在空旷的原野上，红军根本找不到藏身的地方。
一次，三军团政委杨尚昆和翻译伍修权策马前行。伍修权的马是一匹白色的高头大马，很威武气派，但就是由于这匹马在黄土地上显得很醒目，这个目标立即招来了敌机的轰炸。周围仅有一小片树丛，此外根本没有可以隐蔽的地方。敌机扔下的一串炸弹，炸伤了杨尚昆的腿，伍修权却安然无恙。在以后的行军中，杨尚昆不得不坐在担架上。有很长一段时间，每提到这件事，杨尚昆总是抱怨那匹已经被炸死的大白马。
那时节，敌机成了红军的一块心病。一听到“嗡嗡”的轰鸣声，战士们便四散开去，或找棵小树隐蔽，或跑到房脚屋后，如果周围没有可藏身的地方，便顺势趴在地上一动不动，免得暴露目标，招致一串串不长眼的炸弹。伤病员躺在担架上，行动不便，有时警报一响，那些新雇来的民夫只顾自己躲避，把担架扔在路上，女人们一见这种情况，必须马上组织人来抢救，实在没人或是来不及时，常常是背起伤员去找安全的地点隐蔽起来。在这时，她们根本来不及多想，也没有时间作思想斗争，更不用领导去指派，敌人的飞机就是最强制的命令。
十七块弹片的印记（1）
1935年4月，红军佯攻贵阳后向西南穿插行进，这一天他们来到了盘县境内一个叫猪场的地方。
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好天，眼前是一片绿色的原野，也许因为海拔较高的缘故吧，不远处的小山上没有高耸入云的大树，只长着一些矮树丛，树丛间点缀着红的、黄的、紫的、蓝的各种不同颜色不同形状的野花。
干部休养连连长侯政看看天色，太阳已经慢慢地向西落下去，大家也都走得很疲乏了，这时应该不会再有敌人的飞机出来捣乱，他想。于是，他下令全连人马就地休息。并派出身体好的几个人去找宿营的房子。
谁都没有想到此时会有什么不测的事情发生，大家甚至连一点声响都没有听到，一架小型飞机从小山后面钻了出来。因为有山挡着，飞机的声音又很小，等到大家看到时，飞机已经飞到了头顶。侯政和李坚真不约而同地大叫：“同志们，快卧倒。”
这时，刚刚生完孩子身体虚弱的贺子珍，正靠着土坎休息，见飞机俯冲下来，她忙站起身去招呼身边的几位伤员隐蔽，还未等她的话音落地，一颗炸弹扔下来，说时迟那时快，只见她一纵身，扑在身边受了重伤的战友身上，炸弹就在这时开了花……
过了片刻，只见硝烟起处贺子珍慢慢站起身，踉跄着没走两步又倒在地上。警卫员吴吉清赶紧奔过去，此时的贺子珍已经浑身是血，失去了知觉。
当尘埃落定，敌机悠悠地飞向了另一个方向的时候，大家从地上爬起来四顾周围，才发现身边的惨状：红星医院的李政委、钟赤兵的警卫员和担架员牺牲；重伤员张宗逊从担架上滚落地上，杨厚珍倒在血泊中，贺子珍血肉模糊，生死未卜……
没有受伤的战士们找来担架，把昏迷不醒的贺子珍抬到宿营地。吴吉清骑马飞奔去总卫生部找来了医生李治。大家围在贺子珍的担架旁，等待着平日可敬可亲的贺大姐清醒过来。时间一分一分地过去了，医生在不停地为她清理伤口，取出一些嵌在肢体表层的弹片。
钱希钧的丈夫毛泽民听说大嫂贺子珍遇难，赶过来看望。他和钱希钧一起呼唤着“大嫂，大嫂”，不知过了多久，贺子珍慢慢地睁开了双眼，看着眼前这么多熟悉的面孔，她也许明白了自己的处境。贺子珍轻轻地唤过毛泽民，用微弱的声音对他说：“不要把我受伤的事告诉润之，他在前线指挥作战很忙。就把我寄放在老乡家里吧，我不能拖累大家……”话没说完就又昏了过去。
天渐渐地黑下来，贺子珍仍处于昏迷状态，身体内仍有不知多少弹片没能取出，而且口鼻中不停地出血。后来，据给贺子珍治病的医生讲，贺子珍这次被炸，身体中共嵌入大小弹片十七块。当时的医生估计，贺子珍也许只能再活两个小时。并商议把她寄放在老百姓家里，以免路上颠簸，血流加速，怕她会早早地死去。对此，邓颖超提出了不同意见：“这样恐怕不合适，我看还是先告诉毛泽东，再做决定。”
连里早已派人给中央送去了干部休养连遭敌机轰炸的消息。因为他们肩负的责任重大，一点都不敢有所怠慢和隐瞒。连长侯政和指导员李坚真安顿好伤员的吃住以后，就去找董必武一起分析遭袭的原因。干部休养连的担架马匹目标太大，而且，那些金属药箱在阳光下反光，也容易引起敌机的注意。
正在这时，远远地看见两盏马灯正急匆匆地朝着他们走过来。这是毛泽东和傅连医生听到他们的情况后赶了过来。大家站起身忙迎了上去，侯政和李坚真抢着作自我批评。毛泽东没有责怪他们，而是意味深长地说：敌人是不会放过我们的，但他们也绝不能阻止我们前进的步伐。
听董老介绍完连队的损失情况，知道贺子珍受了重伤，毛泽东快步走到贺子珍的担架旁，向李治医生询问了贺子珍的伤势，请傅连给昏迷的贺子珍诊治。看着躺在担架上奄奄一息的贺子珍，看着以往红润的脸庞此时已变得苍白毫无血色，毛泽东的眼圈红了，他扭过身悄悄地擦了擦眼睛。有道是，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时。
也许他想起了井冈山第一次见面。1927年10月在步云山巅，毛泽东远远地望见，井冈山的“头面人物”中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