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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们自从土城之战以后，虽没有直面敌人的子弹，但她们也深深体会到了毛泽东用兵神速的滋味。这段迂回行军中，为了和敌人抢时间，她们经常跟随大部队昼夜行军。连续的行军，使她们疲惫不堪。
赤水河的呜咽
赤水河，发源于云南滇雄、威信之间的芒部，流经贵州的仁怀、习水、赤水和四川的古蔺、叙永等县，在四川的合江汇入长江，全长近400公里。赤水河穿山越岭，水流湍急，远远望去大有一泻千里，气势磅礴之态。
毛泽东指挥红军，就是在这样的一条河上不停地穿梭。红军不停地渡河，不仅看得蒋介石眼花缭乱，更令他应接不暇。他虽令国军频频出击，但总也弄不明白红军的战术，此时的他已被毛泽东牵牢了牛鼻子，只是疲于奔命罢了。
连日在前线指挥作战的毛泽东，率部取得了遵义战役的胜利，这份来之不易的果实，令毛泽东，也令红军为之精神振奋。他也许还不知道，在二渡赤水前后，他生活当中的又一个果实也瓜熟蒂落了。
这本是件高兴的事，是件可喜可贺的事，但在那样的时代和环境中，却成了一幕人间悲剧。
2月15日，朱德在四川省古蔺县的白沙镇，下达了红军第二次渡过赤水的命令。天上淫雨霏霏，后面敌人的追兵紧紧地咬着红军的尾巴。当时精疲力竭的女人们已经记不清确切的时间，就推算来说大概在2月18日左右她们到达了古蔺。日期对当时的红军来讲也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才能甩掉穷追不舍的敌人。
天上还在不停地下着细雨，天色渐渐暗了下来，不时有人摔倒在泥泞里。恰在此时，躺在担架上的贺子珍感到腹部一阵紧似一阵地剧痛。不好，这是分娩前的征兆，已经有过三次生孩子经验的贺子珍，很清楚接下来要发生什么。于是，她把钱希钧叫到身旁，让她帮助做些准备工作。钱希钧不敢怠慢，马上把这一消息禀告了董必武和侯政两位领导。
此时的贺子珍，羊水已经濡湿了担架上的棉被，鲜血也顺着两腿间流了出来。孩子眼看着就要生了，得赶紧找个可以遮挡的地方。连长侯政急得不知怎么是好，突然眼前一亮，在前面不远处正好有一间孤零零的小茅草屋，天无绝人之路哇！
于是，大家分头忙乎起来，请随队医生、准备东西……贺子珍此时已被抬进了那间低矮的茅屋，屋子里非常简陋，还在冒着热气的吊壶和屋里凌乱的痕迹，告诉他们房子的主人刚刚离开不久，也许并未走远。
医生李治一来到茅屋，就着手准备接生，但手边什么医疗设备和器械都没有，只有一把用来剪断婴儿脐带的剪刀。钱希钧和钟月林作为医生的助手，在贺子珍呻吟的时候，她们在身边为她擦去满脸的汗水和泪水。
贺子珍是坚强的，她没有大叫大喊，只是默默地忍受着，等待着那最强烈的疼痛时刻到来。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不知道过了多久，等在外面的人们终于听到了一声婴儿响亮的啼哭，长征路上的又一个女婴诞生了。这个婴儿应该是幸运的，她有着不凡的母亲贺子珍和伟大的父亲毛泽东。但又有谁能预料生命？这个原本应该是领袖子女的生命，却在一个不恰当的时机提早地来到了这个世界，于是她的命运就因这一不恰当而被改变。直到今天，也不知这个苦命的统帅之后花落何家。
孩子生出来后，女人们找来茅屋主人用的瓦盆，用清水洗净了婴儿身上的血污，然后又用白布将孩子包好。贺子珍仅仅看了孩子一眼，泪水就溢出了眼眶，模糊了视线。她很想知道自己生下的是男孩还是女孩，但由于当时情况很危急，没有人顾得上回答她的问话，也许大家根本就没有听见她微弱的声音。
此时已是夜半时分。指导员李坚真已经带着队伍走远了，留下陪护贺子珍的只有侯政、董必武、钱希钧、钟月林和医生李治。据侯政回忆，当时在场的还有毛泽东的挑夫丁良祥。孩子包好后，就放在了火炉旁边。在孩子的包裹里，有董必武写的一张字条，上面写着，红军要出发打王家烈，为“干人”报仇，这个刚生下来的孩子寄养在这里。包裹里面还有三十块大洋和吃饭用的大粗碗那样大小的两碗烟土。
后来据邓颖超回忆，贺子珍生的确实是个女孩，她还曾给这个女婴和几乎与贺子珍前后脚生的陈慧清的女儿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双凤”。邓大姐说是为了以后便于寻找。
“寻找”，谈何容易。已经有过此种别离经历的贺子珍一定清楚，回过头来寻找自己曾经留下的骨肉，这是一个多么美好又不切实际的愿望呀！在这条路上行进的人，有谁能预料到红军最后胜利的日子？自己能否活着走出去还是未知。
解放后，在四川省古蔺县的白沙镇一带，曾流传张二婆收养过红军小女孩的故事。20世纪80年代，古蔺县党史工作者认真地调查了这一传说，认定确有此事。近几年，许多党史工作者在进一步深入调查中认为，张二婆收养的小女孩，正是贺子珍所生。
离别时撕心裂肺的伤痛远比生育时的痛楚更让人心灵受伤。贺子珍几次生育几次别离，不仅伤害了她原本就很瘦弱的身体，更在她的心灵上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也成了她以后生活和工作上最大的负担，这种阴影一直跟随她的左右，成为永远的心痛。
战火中的婴啼
就在贺子珍生女儿的这天白天，陈慧清也恰巧生了一个女婴。
一家三代工人出身的陈慧清，家在广东番禺，参加省港大罢工后，在香港省委同当时的工运领袖邓发结婚。后来又随邓发一起前往苏区，在国家政治保卫局任党总支书记及邮政检查员。部队出发时，考虑她身怀有孕，没有安排她工作，而是跟随总卫生部一同休养。部队四渡赤水的时候，由于她肚子越来越大，行动不便，邓发曾要她留在当地老百姓家里。但她拒绝了，她不懂当地语言，这里又不像苏区那样有群众基础，留下不就意味着死亡？正在此时，党组织决定派陈云转道香港前往苏联，组织上考虑陈慧清曾在香港工作过熟悉那里的情况，派她一同前往，但由于徒步急行军对于分娩在即的女人来讲，实在勉为其难。不得以，陈慧清走了几十里路又折转回到了大部队。
清晨，部队刚刚离开宿营地开始急行军，陈慧清就面临分娩。怎么办？军情紧急呀！董必武、侯政和医生孙仪之带着陈慧清的担架走出了行进中的队伍。匆匆商议了一下，没有别的办法，正好路旁有一个草屋，陈慧清被抬进去等待分娩。董必武和侯政站在屋檐下等候。
陈慧清是难产。如果孩子在母亲子宫中的位置不佳的话，孩子长时间生不下来，有的母亲在经历痛苦之后大出血而亡，也有的孩子因难产还没有离开母体就夭折。如果放在现在，这样的危险会很小。在医院里，每个女人生产的同时，还备有手术，如果出现难产，医生会对产妇实施剖腹产，顺利地从母体中取出婴儿。
但在那个时刻，别说手术环境不具备，就连最基本的消毒、药品供应都不可能实现。陈慧清肚子疼得躺在草屋里满炕翻滚，疼极了，一边哭一边大骂邓发。在外面等候的董必武听到陈慧清的叫骂，马上派人去找来邓发。但这不是别的，而是生孩子难产，连医生都束手无策，丈夫来了又有什么用呢？
然而，更使人焦急的是战斗的枪炮声越来越近，敌人的追兵就快追上来了。此时，站在门外的董必武心急如焚，听着密集的枪炮声，如果再这样拖延下去是很危险的。当他得知是第五军团在堵截敌人后，马上派身边的警卫员报告军团长董振堂，有个女红军在生孩子，让他一定要顶住敌人的进攻。
董振堂听后当即表示，没有问题，让产妇慢慢生吧。
也许婴儿不想再遭受生下来就与母亲永别的境况，迟迟不肯离开母亲的体内。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陈慧清也被折磨得筋疲力尽，羊水、血水和汗水湿透了她身下铺着的毯子。
在不到一公里外的阵地上，时间也在一分一秒地过去，每拖延一分钟，战士的生命就会受到威胁，部队就有可能付出血的代价。
到了中午时分，婴儿才呱呱坠地。所有人提到嗓子眼儿的心才又回到了原位。昏迷不醒的陈慧清被匆匆抬走了。董必武亲自写了一封信留给孩子和收养孩子的人，便和其他人一起赶路去了。
同样，在弥漫的硝烟中，在敌人一路的追杀下，廖似光怀孕仅七个月的婴儿早产了。母亲来不及看孩子一眼，甚至不清楚自己生下的是男孩还是女孩，就被担架员抬起飞也似地走远了。孩子用白布或毛巾包裹，内附一张字条，放在出生的地方，似乎成了长征途中生育而又舍弃的惯用模式。但在当时那种境况下，这也许是没有办法的唯一办法。
醉卧茅台镇
3月16日，鲁班场胜利后，红军部队开进了茅台镇。这个赤水河东南岸上的小镇，与临江城镇一样，很具特色，建筑物从河边呈阶梯形向坡上发展。也许大凡江河边上的城镇大概都是如此，但这座小镇与其它城镇不同的地方在于，未入城门先闻其香。在雾蒙蒙的空气中，醇厚的酒香随着牛毛般的细雨扑面而来，沁人心脾。女人们只觉得异香飘荡，但最初并未识其为酒香。
茅台镇隶属贵州省仁怀市，有“天下第一酒镇”的美誉，与金沙打鼓、湄潭永兴、遵义鸭溪并称贵州四大商业古镇。清末民初，茅台镇已是黔北重要交通口岸，贵州省三分之二的食盐由此起程运销各地，茅台酒亦由此远销省内外，并逐渐名声大振。
在茅台镇，干部休养连正好驻扎在一个酒厂里，这里的老板和工人早就跑光了。放下背包的女人们，像以往宿营一样，先拿起脸盆去找水洗脚。看到了成排成排的缸口成喇叭形的大陶缸，连盖子都没有，就那样露天敞着，她们还以为是酿酒用的水。早有人走过来，抡起脸盆一舀就是半脸盆，并找个地方坐下来，开始洗脚，边洗边喊着：“好清凉的水哟，洗起脚来真舒服！”
听到喊声，大家纷纷围拢来，凑到缸前一闻，原来，这哪里是水，分明是酒哇。到此时，她们才恍然大悟，早在路上闻到的那异香原为酒香。但这些工农出身的女人，从来没喝过茅台酒，就连这个酒的名字都未曾听说过，别提了解它的品质与历史了。于是她们三五一群，有的拿着脸盆，有的拿着杯子，有的拿着碗从那口大缸里舀起酒来。就在那个大院子里，大家擦胳膊、擦腿、擦伤口和洗脚，各自摆开了阵势。有的人甚至来了酒瘾，相互推杯换盏。一时间，“好酒！好酒！”的称赞声不绝于耳。酒对于解除疲乏与伤痛就已经是很好的东西了，又何况是酒中精品茅台酒。
正当大家闹得不亦乐乎的时候，周恩来带着警卫员来到了院子里，一见有人在用茅台酒擦胳膊洗脚，马上表情严肃了起来，慨叹道：“真是糟踏‘圣人’！”周恩来所说的“圣人”是有典故的。但很少读史书更不喝美酒的女人们并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