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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斯坦－偶像背后的真人》 第三部分朋友和同事眼中的爱因斯坦（12）
爱因斯坦开始用这个奇特的玩艺儿演示等价原理，他的眼睛里闪烁着快乐的火花。他把那根杆子使劲往天花板上一顶，接着又让它落到地板上，这时那个球就自动跳进了杯子。
尽管他年事已高，满头白发，看上去颇显衰老，尽管他在和我谈话的时候眼睛里经常流水，我仍旧觉得他是个生气勃勃、充满了旺盛生命力的人。
菲利普？霍尔斯曼，摄影师
1940年，由于爱因斯坦的帮助，我得以来到这个国家，这很可能挽救了我的性命。我和我妻子常常到普林斯顿去看他。他是个极富同情心、待人非常热情的人，他自始至终反对一切不公正的行为，并尽其所能帮助弱者和受害者。他表现出罕见的无私和感人的谦虚。
我记得他在最后几个月中表现出来的勇敢和坚忍。他一直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用坚强的毅力强迫自己忘记剧烈的疼痛。我也记得他的幽默，他那发自内心的笑声仍旧在我的耳边回响。有一次他告诉我们，他在乘公共汽车的时候，一位老太太不断地盯着他看。最后她终于问道，“我肯定在什么地方见过您的照片。您能不能告诉我您是谁？”说到这里，爱因斯坦教授咯咯笑了起来，“我对她说，我是给摄影师当模特儿的。”
阿巴？埃班，以色列政治家
1955年4月的某一天，我们在纽约领事馆的情报官员鲁文？达夫尼打电话告诉我，爱因斯坦写信表示他非常担心以色列面临的困难处境。于是我和达夫尼一起前往普林斯顿的默瑟街。爱因斯坦亲自为我们开门。他穿着松松垮垮的米色毛衣和裤子，既没有系领带，也没有穿袜子。他直截了当地进入主题。他说广播电视网一直在试图采访他，但是他们的请求都被他拒绝了。现在他觉得，既然他能吸引起一些“公众兴趣”，那就不妨利用一下。他问我，媒体是否会同意录一段他对美国和全世界人民的讲话？我和达夫尼相互看了一眼：这将是新闻界梦寐以求的事。
爱因斯坦拿起一支笔，在一个老式的墨水瓶里蘸了一下，开始在一叠纸上写了起来。后来我们觉得他需要更多的时间，于是就决定再安排一次会面，由达夫尼和我来帮助他准备这篇演讲稿。爱因斯坦客气地问我们想不想喝杯咖啡。我们以为他会让管家或女佣来煮咖啡，就礼貌地答应了。
没想到爱因斯坦自己快步向厨房走去。我们不久就听到那里响起杯子和罐子的碰撞声，还有餐具掉在地上的声音，好像我们的主人正在纪念他的伟大前辈牛顿发明的万有引力论。
那天夜里，我给妻子打了个电话，我故意用若无其事的口气说，“噢，对了，我忘记告诉你了。今天爱因斯坦煮咖啡给我喝呢。”这是我结婚以来夫妻对话中最精彩的一刻。
当达夫尼和我再次准备去见爱因斯坦时，我们得知教授因主动脉病变已被送进了医院。几天后，他就去世了。在他的文件中有几页手写的稿子，那是他为演讲准备的开场白。
他的讲话稿是这样开始的：“我想做的只是为真理和正义贡献我有限的力量。你们也许认为以色列和埃及之间的冲突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问题。你们也许会说，‘我们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关注。’事实并非如此。当事情关系到真理和正义的时候，不论是小问题还是大问题都同样重要。任何不愿在小事上维护真理的人，在大事上也是不能信赖的。”
伯特兰？罗素，哲学家，社会活动家
四十年代初，当我们都在普林斯顿的时候，我和他成了熟人。他每周在他的房子里安排一次小小的聚会，每次邀请的客人中都会包括一到两个著名的物理学家和我。我们常常辩论物理哲学中一些有争议的观点，希望通过辩论达到基本的共识。我们对国际政治谈的不多，主要是因为在这种事情上，我们的想法都差不多。不过有一次却是个例外。我在一次聚会上说，德国被打败后，胜利的一方将借钱给向德国政府，并忘记德国人犯下的罪行。爱因斯坦愤怒地驳斥了这个建议。后来，事情的发展证明他是错的。爱因斯坦不仅是个科学家，他是个伟人。在一个离战争越来越近的世界里，他坚定不移地拥护和平。在一个疯狂的世界里，他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在一个极端主义横行的世界里，他始终坚信自由和宽容。在我所认识的所有的知名人士中，爱因斯坦是我打心底里真正佩服的人。
多萝西？卡明斯，爱因斯坦在普林斯顿的朋友和邻居
在热浪滚滚的1953年的夏天，我的丈夫萨克斯因心脏病突发被紧急送往医院。那天的天气非常闷热潮湿，可是爱因斯坦仍旧坚持步行去医院——他没有汽车，也不想有车。我想，他的鞋底一定粘满了街上融化的沥青。当他走进急诊室的时候，萨克斯看到了他。“我的上帝啊，”萨克斯说，“爱因斯坦教授，你怎么能在这样的天出门？”爱因斯坦说，“因为我爱你，所以不在话下。”我永远不会忘记这句话。这说明他们之间的关系多么亲密。他们相互之间完全理解。他还给萨克斯送去一束花和他的问候：“看来，只有魔鬼才能强迫你休息一下。衷心的祝愿。”
克莱尔？吉尔伯特医生，爱因斯坦家的朋友。当海伦？杜卡斯去度假的时候，克莱尔的母亲，雕刻家吉娜？普伦吉安自告奋勇来接替杜卡斯。
我母亲常常把孩子们、印度秘教徒，以及形形色色的怪人写给爱因斯坦的信拿给他看。“太有趣了！”他会说，然后就在信纸的底部写上他的答复。他和我母亲什么都谈，从眼皮底下的小事到无限广阔的宇宙空间，她把这些谈话都记在笔记本上。她正在雕刻他的半身像，所以每个星期都在那儿。当研究院院长罗伯特？奥本海默或其他人去看他时，她就会坐在角落里，对他们说，“你们聊吧，别管我。”她记下他们在午餐时的谈话以及爱因斯坦在电话上的交谈。这是一本用速记法、德语和英语写成的记录家庭日常生活的日记。
海伦？杜卡斯绝对崇拜爱因斯坦，而他在她的管辖之下也过得非常快乐。杜卡斯有时也会摆出一副严厉的样子，对别人大喊大叫，不过他和她在一起觉得挺自在。他知道她在保护他。他有一种狡猾的幽默感，年轻的时候，他一定是个风风火火放荡不羁的人。不过，当我们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变得从容不迫、心平气和。杜卡斯是个非常出色的管家，她为他遮住外部的世界，使他免受不必要的干扰。在我们的记忆中，晚年的他是就像个慈祥的老祖父。不过这只是爱因斯坦的一个侧面。我一直觉得在那安祥的外表下面隐藏着一个躁动不安的灵魂。
吉尔伯特？格里芬，普林斯顿大学费尔斯通图书馆的艺术史学者
1954年，我在普林斯顿大学担任图书馆绘画艺术部主任。有一次，馆长迪克斯先生和我应邀出席同事约翰娜？范托娃在她的寓所里为庆祝爱因斯坦七十五岁生日举办的晚餐。范托娃是个喜怒无常的女人，她没有邀请海伦？杜卡斯，我认为这样做很不厚道。我觉得她嫉妒杜卡斯。也许她以为爱因斯坦和杜卡斯有什么关系。
爱因斯坦带了一本很大的杜米埃漫画集，他知道我会喜欢这本书。爱因斯坦一向害怕古板乏味、妄自尊大的人和政客类人物。他不知道迪克斯先生是什么样的人，好在他完全不是他讨厌的那种人。他们两人在晚餐后抽起了烟斗——遵照医生的命令，爱因斯坦是不喝酒的。迪克斯先生说，“爱因斯坦博士，您觉得这个国家将来会怎样？”当时的情况太可怕了＇麦卡锡时期＇，兄弟反目、人人自危，许多人的生活都被毁了。
《爱因斯坦－偶像背后的真人》 第三部分朋友和同事眼中的爱因斯坦（13）
爱因斯坦从嘴里取下烟斗，他的眼睛闪闪发光。“我来到这个国家，因为我相信美国人是个有幽默感的民族，我想总有一天，他们会用嘲笑把他赶下台。”在不到十天的时间里，这样的事果然发生了，所有的人都开始嘲笑麦卡锡。可以说，他确实是被人笑死的。
此后不久，我应邀在星期天到爱因斯坦家去吃晚饭。杜卡斯的手推车里装了满满一车别人寄给爱因斯坦的生日贺卡。有一张是一位住在中西部的女人寄来的，她写道，她知道他对音乐感兴趣，用不了多久，他将听到来自地狱的旋律。
晚餐后，爱因斯坦说他还有工作要做，失陪了。我主动要求帮他洗盘子，他说，“嗨，在欧洲，只有女人才洗盘子！”不过他确实洗起盘子来，我就帮他把盘子擦干。他说英语有很重的口音，有时会突然冒出几句德国话，不过他马上就会对此表示道歉。洗完盘子，他就上楼到书房去了。当我准备离开的时候，海伦？杜卡斯问我，“爱因斯坦博士有没有让你看他的鸟？”我说没有，她就朝楼上喊。爱因斯坦走下楼，从抽屉里拿出一只脚上装有吸碗、可以上发条的玩具鸟。他把它放在一面镜子上，它就自动爬到镜子的顶端，然后扑通掉了下来。我呆呆地站着，嘴巴张得像个簸箕，下巴差点儿掉到锁骨上。爱因斯坦一直在密切观察着我。他问，“你喜欢它吗？”我说，“喜欢，喜欢，我太喜欢它了。”
第二天上午，我接到了三位女士——玛戈特、杜卡斯和范托娃——打来的电话，她们说的都是一个意思：“你现在是自家人了。”显然，那个玩具是对我的测试。
玛戈特？爱因斯坦是个很不错的雕塑家。我有一副她的双手的模型。她还用日本纸和自家花园里野花的花瓣制作雕塑作品，她给潘迪特？尼赫鲁夫人做了一件，还给我做了一件。我借给她一件10世纪的古典印度雕塑，心想这也许会给她带来灵感。一年半后，她打电话给我，“你来取那件雕塑吧。”我说，“我可以给你换一样东西。”她说，“不，不，”因为爱因斯坦的健康状况很不好。
我在星期天上午（1955年）去他家看望。爱因斯坦在楼上叫道，“你能上来和我说说话吗？”我知道他病得很重，为了不让他累着，我说，“我真的不能久留。”现在想来，我觉得他确实想和我说话。几天后，他就去世了。
关于她和爱因斯坦的关系，范托娃谈得很少。她对自己想写的东西非常多疑和神经过敏。她喜欢故弄玄虚：“特伦顿位于普林斯顿以南十英里的地方”——诸如此类的开场白。爱因斯坦说，在他认识的人中，她是唯一不论说什么语言都无法让人听懂的人。她是个捷克人。有天晚上，她在俄亥俄州的一家餐馆里吃晚饭，有两个男人坐在离她不远的地方。当他们站起来准备离开的时候，其中一位说，“I'll grab the check（我来付帐）。”她听了就以为他们要绑架她。
爱因斯坦留给了范托娃他唯一的一份没有交给以色列＇希伯莱大学＇的论文手稿，那是一篇关于统一场论的文章。他还写给她将近四十首小诗和信。她信任我。我的父母去世不久，他们留给我一些钱。所以我就从她那儿买下了所有爱因斯坦写给她的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