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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是时过境迁。后来，听说男友在孤儿院做义工，后来院方每月给开些工资，莲子也曾在一家杂志社工作过一段时间，最近一次通话，说，正在家休养。我和丈夫在通州买了来北京7年后的第一所房子，在辽宁的爸爸妈妈为我操心了30多年终于稍稍放了心。在还房子的余款的过程中，现实一再给予我提醒：如何能在北京自食其力地生活下去，且有能力孝养父母亲人，并不是一件可以轻视可以不以为然的俗事。有消息说，宋庄镇小铺村将更名为百富园。想必这个名字的由来与艺术新贵们这几年的移居不无关系？还有消息说，宋庄的又一片空地已被有钱的有点钱的想赚大钱的艺术家们纷纷预定。
很可能，未来几年后，那将是又一个至少能与798工厂相媲美的观光景点。北京的艺术市场越来越火红了，行势看好。间或听到穷了多年的某某一下子卖了多少。仍有穷得过不下去的，终于消失了。不管形势起落，一样的有穷有富，命各有别。电脑从贵阳托运过来了，片山打算学平面设计，好接点赚钱养家的活儿。刘峒说，她还是想画画。
没有爱情我与艺术家的私生活254 》我早就忘了我是在数到多少的时候开始停下来与星星说话的。当然，那个蓝色手柄的黄色塑料跳绳我一直留着，前几个月搬家的时候我还记得把它塞进了纸箱，具体现在它在新家的什么地方，我也不清楚，或许它仍在某个不等急用没有拆封的纸箱的犄角？是12月初买下的那个跳绳吗？大体就是那个时间了吧。具体几元钱也忘了，反正就在5年前还处于城乡结合部的亚运村小营路边的不是2元店就是白天铺摊儿晚上收货的小商贩手里。起初我认为一个热水袋足以过冬的，但是进入12月之后还是觉得越来越冷。我开始每晚临睡前在小院里跳跳绳。遇到晴天的夜晚，天上的星星就显得格外亮。我会在跳到一个小节的时候，停下来，跟星星说话。有时，心里什么话也没有，就仰头望着天空，总觉得星星看着我，什么都明白。等浑身暖和了，然后趁热上床睡觉。冷。
《我与艺术家的私生活》 Ⅳ冰凉的热水袋
尤其早上醒来双脚不小心碰到已经冰凉的热水袋。屋里没有暖气。只是房东在自家院内用砖垒的两间相邻的每间差不多4平米的小屋子，一张离地40公分的木板床。月租300块。房子是在另一家唱片公司做文案的潇潇介绍给我的。1999年4月，我请了假从深圳赶来北京的一家唱片公司应聘的时候，我只被告知每月工资1500元。关于食宿问题，那个面皮白净戴金丝边眼镜的老板含糊地一语带过，我在得到了某种应该不成问题的暗示后，便没再细问。实际上，后来我对当时的心理看得很清楚，我没再追问是因为我怕得到令人头疼的回答，我怕那个回答会让我动摇辞职来京的决定，仿佛别人肯要一个会计去做他们的文案，对我来说就已是了不起的恩赐。
6月，我终于办完了全部的工作交接手续，然后将两年的积蓄寄给正在筹钱买房的父母，带了5000块钱、两个皮箱、两箱书来到北京。一切忙乱极了，在决定出发的前几天我还在为当时兼职的一家刚筹办不久的小公司补账。甚至在上火车的前几个小时，还在打包。如果没有H的帮忙收拾，我可能完全乱了方寸。当我发现唱片公司的文案也就是将艺人的简历、照片、剪报归类整理，写通稿，寄单曲，拿着媒体联络单与一个个完全不认识的记者、DJ相互熟络时，真是挺失望的。但这并不是我当时不能忍受的关键，我不能忍受的是以为为了爱情千里迢迢从南到北，却还是落得一人孤单。就像当初我在深圳，如果有一段我认可的恋爱，或者已经结婚成家，也许，我会将会计当做一辈子的谋生饭碗。毕竟是一份体面的工作，待遇不薄。至于喜不喜欢，倒不如说能不能忍受吧，如果前者成立，或许我是可以忍受的。可我从不否认来北京至少有一半是为了理想，具体地说，做一名唱片公司的企宣。
而这个理想今天看来也是被当年的爱情催生出的一种没准会日久迟钝的冲动。是。当年的爱情。直到有一天，我读了张洁的《无字》，才总算弄明白了所谓“当年的爱情”是怎么一回事——她总是把男人的职业与他们本人混为一谈，把会唱两句歌，叫歌唱家的那种人，当做音乐；把写了那么几笔，甚至出版了几本书，叫做作家的那种人，当做文学。见到与文字沾点边的人，也就以为遭遇了文学，便热情澎湃地扑将上来，还以为自己是委身文学，“文学”也就何乐而不为地接受了她。过后再读契诃夫的《宝贝》，只好会心一笑。
“当年的爱情”拒绝了我，但我还是奉若神明般地将自己祭了。实在不是善始善终的优良品质，只是一根筋的牛性的固执。倒是让我看清了某一类男人的面孔，但凡有一些可以依仗得了的，比如才华，或者权位，便君临于女人之上，即使是在占便宜的时候也会板出一幅施舍者的面孔。后来，我将“当年的爱情”写成了一篇小说。离开李木的日子并没我预想的那么痛苦。那时，我才意识到，其实，不是我离不开李木，是我不肯承认自己的失败。
这中间，我曾经给李木写过一封信。李木，现在我明白了，其实，你根本就是个浪子。这么多年来，你已习惯了不背负责任与道义的欢娱游戏，习惯了没有家只有居所的游荡。你的无情也许是因为你的心曾被伤害，于是，你把心藏了起来，藏到一个不会感动也不会受伤害的地方。也许，你的心早就丢了，没了心也就没了心痛。如果，至此一生，你都以游戏为乐，我想，你把真情真爱都给了你自己，你最爱的人其实是你自己。这便是你一生的幸与不幸吧。信没有寄出。李木心里跟明镜似的，活得比谁都明白，他不需要被解析，你叫他浪子也好，骂他流氓也罢，对他来说，根本无所谓的。如果你的心是铜墙铁壁，可以刀枪不入，那你尽可以跟李木这样的浪子周旋，自得其乐。男人永远只是你生活的一个点缀，怎么摆放，摆放在什么位置，要不要这个摆设，全凭你的喜好。如果，你还没有进退自如，悲喜无关得失的洒脱，那你根本玩不起这种游戏。虽然，比李木这样的男人还道高一筹的巾帼大有人在，但我清楚，我不是这样的巾帼。永远不是小说换回了1300元的稿费，为我和张东亮一起度过的贫穷的2001年实实在在做出了功劳。
为此，我非常感谢“当年的爱情”。张东亮是后来的事了。在我还意志坚定地以为可以用跳绳和热水带度过1999年的北京冬天时，在我还没有真正尝到饥寒交迫的滋味前，命运不会安排他提前出现的，一分一秒都不可能。我是10月失业的。记得办公室负责人在找我谈话的前几日，我在给老板汇报工作的时候向他建议能否实行弹性工作制。因为白天上班，只能晚上写崔岫闻的稿子，常常早起，为了贪睡10分钟而迟到。当时，老板都说了些什么，我早忘了，但估计失业与我当时傻乎乎的建议不无关系。崔岫闻是我失业前几个星期认识的。当时，刚刚来唱片公司不久的一个北京女孩在一个周末的下午打电话约我出来聊聊天。
谁知道为什么看上去非常“冷酷”的女孩会在公司的一堆人中选择亲近我。也许是因为我们的太不相同，没有相互知根知底的近亲排斥。女孩是“80”一族，在酒吧泡大，很小年纪就开始了与外国男友时间长短不一的同居史。对于男人和世事过早的浸淫让不到20岁的女孩已提前发育成了一个看上去很有阅历的女人，有一双熟悉一切，厌倦一切，淡漠且老沉的眼睛。在王府井的一家冷饮店里，女孩跟她的小学同学聊起某个正在对她展开追求攻势的艺术家。两人一边聊，一边偶尔发出正在说悄悄话的少女才有的揶揄的笑声。我在一旁听着，插不上任何话。下午，女孩告别了她的小学同学，说是带着我去四合苑看某个艺术家的展览。我也就闷头闷脑地跟着。1999年秋天的我多么孤单，孤单得简直像个木头人，苍白，敏感，贫寒，除了生而有之的逆来顺受的坚韧神经，一无所有。女孩在艺术青年与老外和各色有钱人等混杂的展厅鱼一样穿梭。
一个“party animal”旁边跟着一个明显怯场的乖乖女，这种毫不搭调的组合让我觉得自己像个局外人，显眼并且多余。展览过后的盛大晚餐上，张东亮与我同坐在一张超长的餐桌上。但是，那一晚，我们对彼此没有留下丝毫记忆。崔岫闻坐在我旁边的旁边。来北京之前，我曾在深圳市图书馆的一本艺术杂志上见过“塞壬女妖”的报道。4个黑发如瀑的女画家将长发妖娆地舒展在地上，从高处俯拍的一张巨幅黑白相片给我的印象很深。崔岫闻便是当年的“塞壬女妖”之一。我自然是激动万分。就像《无字》里的吴为一样，“一生迷信文化，哪怕是文化的影子，也足以让她热烈渴望” 。当天晚上，我做了一件让我现在想来很不可思议的事情，我主动索要了崔岫闻的电话，并向她说明，我想采访她。崔岫闻答应了。我怎么会脱口而出要采访别人，我那个时候不过是唱片公司的一名小职员，哪里懂得什么叫采访？如何采访？我不过是想以此为由接近一个人，以及这个人所代表的另一种让我觉得奇异的生活方式。那天晚上，是我早就被命运输入密码的本能，而不是我的理智在对崔岫闻说话，说得毫不羞怯，像模像样。
我真的去商场买来了采访机，真的跑去崔岫闻家做了采访。然后，白天上班，晚上写稿子。写得很痛苦，像一个使出全身力气分娩的产妇，无易于一场脱胎换骨的重生。“性作为维系男女关系最直接也最隐秘的纽带在艺术作品的表现中往往是一种很难把握的边缘题材。这种难度不光是艺术美化的一种尺度的把握，更重要的是作者超于表层状态展现的思考很易在人们对其特定符号的惯常反应中消解。小崔对性别关系所持的理性态度隐含在其特殊的画面语言中。画面虽为一男一女两主角，但又分明感受得到画外第三只眼的窥视与观望。那第三只眼其实就是与男性同处私密空间里的女角超脱于性别空间的另一个自己，她在一步步完成女性生命历程的成长与蜕变过程中反思性的意义与性的虚无。”通篇都是硬冷的理性句子。
而在几个月前，我在深圳做会计之余的夜晚写给《音乐生活报》的投稿还十足地风花雪月。“那是1996年秋天。当日子一天天淹没了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