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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中国解决“三农”问题的路径和欧美完全不一样，和俄罗斯也不一样。比起东亚的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更为艰巨。日本从明治维新开始，到战败后在美国大兵的保护下工业腾飞，农民进城经过了一百年的过程，而且在这一百年，向周边国家发动多次战争，转嫁危机，掠夺包括中国在内的巨额财富用于本国的工业化，特别是上世纪60年代，抓住了第二次工业化的高潮，利用外国资本和广阔的市场，再加上日本的人口远远少于中国，很成功的实现了“农民进城”，即使这样今天不到10％的日本农民以及日本的农业都靠政府用其他产业挣来的钱进行补贴，否则不堪一击。韩国和台湾地区的人口、经济规模更小了，他们完成农业社会向工商社会转变的条件比中国大陆好得多，就这样，韩国的工业腾飞依然让大批农民破产。但这样的小国，这种阵痛能够承受。
而中国有近9亿农民，从户籍上来统计，占全国64％，就算刨去在乡村和城市作“候鸟”状的一亿农民工，农村人口还有8亿，除去老人、未成年人，说农村还有近5亿劳动力不过分吧，中国这一点耕地，让5000万劳动力来耕耘足矣。那么让4亿农民进城，该是一个多么漫长痛苦的过程？本来从建国以来，我们完全可以开始这一过程，社会的阵痛要小得多，可是几十年的计划经济恰好逆这种趋势而动，农民被户口长久地“钉”在土地上，甚至还让城市青年下乡当农民。改革开放后，我们的种种政策在工业化的趋势下都是十分被动，且战且退的，政府往往为了短时间或局部的稳定，采取的政策不是鼓励、引导农民进城，而是用户口、收容遣送等制度阻碍农民进城。
那么几十年农民进城的冲动和合力积聚到今天，即使政府采取鼓励、引导政策，也不是一朝一夕能解决的事，考虑中国经济发达的不平衡性。大批农民将在相当时间内固守自己那一亩三分责任田，农民和基层政权尖锐的矛盾也将长期存在。
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看出于建嵘博士论文的价值了。从于博士的论文里，我看不出他想将农村建设成“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桃花源，他也未必不认识到工业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但是正是由于农民进城需要起码一代人的时间来完成，而目前农村和基层政权的矛盾已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在这种形势下，只有先找出矛盾的解决之道，才谈得上通过农民进城来解决农村问题。
从这个角度来说，于博士的很多观点是颇具建设意义的。大苗先生归纳的于博士那几个提纲：
“1、要防止农民有组织抗争向大规模的政治冲突方向发展，其基础性工作就是要调整农村社会的利益结构，从分配格局上改变农村基层政权及权势阶层与广大农民之间存在的直接利益冲突关系，从根本上减轻农民负担。”
“2、农民有组织抗争，制度根源是不完善的干部管理体制，必须改革以高压为特点的干部管理体制，应在国家法律权威下，通过弱化乡镇体制来限制基层政权的日益膨胀的利益需求，在村民自治的基础上实现乡镇社区自治。”
“3、农民要求成立的农会，是农民利益的整合和表达组织，是与政府沟通协商的政治参与组织，不是旨在对抗甚至取代地方政府的革命组织。如果引导得当，能够以最小的政治成本、社会成本和经济成本填补目前农村管理体制存在的制度真空，并为进一步的行政体制改革打好基础。”
“4、改革现行信访制度，把目前分散在各个职能部门的信访办，全部归总给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让人民代表依据人民来信访行使对一府两院的监督权。”
这四个提纲我看没有什么不合适的，“要防止农民有组织抗争向大规模的政治冲突方向发展，其基础性工作就是要调整农村社会的利益结构，从分配格局上改变农村基层政权及权势阶层与广大农民之间存在的直接利益冲突关系，从根本上减轻农民负担。”难道不对吗？大批农民既然将长时间呆在农村，不可能一天内洗脚进城，不防止农民有组织抗争向政治冲突方向发展，任其自流，引起的结果只会是社会动乱，工业化进程被打断，中国在陷入恶性历史循环之中。而“弱化乡镇体制”，用农会来填补真空也是可取的。从政治上重新认识农民则更有必要了。从安徽小岗村农民按手印偷偷承包土地到现在，农村哪一次成功的试验不是农民自己选择的，而是上方和读书人指出来的？至于农民“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正是我们稳定农村，最大限度解决矛盾的基础，衡阳县的农民拿着中央政策和县、乡干部讲理，也许有两个原因，一是他们还真的相信中央，相信党，另一个则是他们的一种“自保”艺术，“官”和“皇帝”都反，他们还有活下来的机会么？我宁愿相信出于第一个原因，政府和农民还有解开这个“结”的机会，政府合法性在农民的心中尚未完全丧失。
大苗先生说：“但是我相信如果一个人没有“腿”的权利何尝能够获得“嘴”的权利呢？”没错，必须给农民“腿”的权利，这和于博士论文的主旨并不矛盾，于博士也没有说要“固民于土”，事实上，于博士更清醒。“雉gou麦苗秀，蚕眠桑叶稀。田夫荷锄立，相见语依依”的田园牧歌从来只存在于文人的笔下，农民从中体味的更多是困顿劳苦，而非悠闲之美。至于说“于先生的文章无疑透析出对体制的绝望，寄望于对抗或者抗争来获得史诗般的解答。可是这个解答如果不是建立在历史起义的抄袭上的话，恐怕就是循环在逻辑悖论中。因为如果这样的体制能够接纳有组织的抗争的话，这个权力机关还不早就是透彻开明和优雅善化的吗？”我认为是曲解于建嵘的意思了，于建嵘正是抱着一种社会的责任感，不愿看到社会在堕入“治—乱——治”的怪圈，才有三年的跟踪和万言的雄文。
“农村的权恶势态不用于先生细细描述我们就可以想象，农村的贫穷状态也不用于先生介绍我们就可以明了。”这更是中国某些读书人一种自得的感觉，好像没有什么自己洞察不了的，没有什么稀奇的，用得着大惊小怪吗？是呀，古希腊贤哲说：“阳光底下无新事。”我们经历一切，历史上也曾经历过，尤其是农民的困苦，难道因为你知道这些就可以作沉默的大多数？难道因为我们都知道收容遣送之恶，就不必要对孙志刚之死表示出什么愤怒和同情？从而呼吁消除这种恶制度？
自己选择了沉默，还揶揄那些发声的少数人，这难道是负责任的知识分子应当秉持的态度？
总结为一句话，只要农民不能一天内进城，于建嵘的论文自有它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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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闲书话 家庭到朝廷，无可冲出的罗网——评三个叛逆的回归体制之路
（起6H点6H中6H文6H网更新时间：2004…3…21 21：56：00 本章字数：1782）
小时候看连环画，最喜欢中国神话中著名的三个叛逆：孙悟空、哪吒、二郎神杨戬。这三个叛逆的形象暗合了半大小子刚刚步入青春期的躁动、对父母老师们的不满以及对个人英雄主义的崇拜。
大凡叛逆者，总循着这样的造反之路：先是对家庭家族的权威的挑战然后是对政权的挑战。在家国同构的中国，叛逆者第一次造反往往是反抗父母、家族的权威，逆子容易从贼，而求忠臣必入孝子之门，这种“忠孝”的孪生关系反映了几千年王朝权威与家族权威的同质性。
悟空是石头蹦出来的猴子，据说是日月孕育出来的，也许是朝廷某位大员的私生子，所以他是没家的野孩子，没有家族权威的羁绊，他的童年就是顽劣生事的童年。学得七十二变诸般本领后，那么造反的矛头首先对准的就是更大的家——神仙世界的统治者，他大闹龙宫和天宫，去阎罗殿将自己出名，表明他原本是一个彻底的自由身，无论最高统治者玉帝也罢，还是手握生死的阎王也罢，种种的权威都该打倒。
而哪吒出生在一个贵族家庭，父母都是有身份的人，他的叛逆之路更艰难，更不为世所容。他从挑战父权开始，进而挑战王权。直至以剔骨还父、寄身莲藕的决绝，清算和父母最后一点“债务关系”。
对于二郎神而言，反抗家族和反抗朝廷更是一回事，因为他是玉帝妹妹下凡与民间男子媾合生出来的私生子。他是高贵家族的弃儿，他的母亲因犯了天条被他的玉皇舅舅压在华山下面。二郎神的“劈山救母”其实隐含了他回归体制内的因子，他反抗家族、反抗天庭就是为了救出生他的母亲，为了尽孝，和佛家传说中的目莲一样。
无论是野孩子悟空，还是私生子二郎神，抑或是主动和高贵门第决裂的哪吒，最后我们都看到了他们的归宿：回归体制内，当年的叛逆少年修成正果，成长为父母和朝廷都倚重的忠臣孝子。当他们被招安后，最大的贡献是去围剿那些和他们当年一样的叛逆者，如哪吒和二郎神奉命去捉拿不听话的孙猴子；猴子被唐僧从五指山下救出来后，就以杀他当初的同道者——诸多妖魔鬼怪为第一要务。
这是中国所有叛逆者的宿命，也是中华文化的悲哀。在中国，社会结构中家族与朝廷这两端巨大，而在家与朝之间，民间社会的空间极小。甚至可以说，中国人只能生活在两大权威的阴影下：家庭和朝廷，二者之外，你无处可逃。而且这两种权威互相强化与维护。父母教儿子，最崇高的使命是“精忠报国”，作朝廷之忠臣，而统治者喜欢“孝治天下”，不肖之子是没有作“忠臣”的资格。朝廷不但默认家族对其成员有处置的“自由裁量权”，甚至不惜动用国家机器来维护这种家族权威。就如哪吒那样，你成功地换了父亲的债，但朝廷出手，依然将你拉回来，让你重新作李天王的儿子，那个比家更大的“家”，你根本挣脱不了；二郎神救出了母亲，和他的舅舅不惜一战，可是最后抗争的结果是：皇族的名分得到了承认，好比台湾的章氏二兄弟被蒋家默认了血统，以后自然是飞黄腾达了；而那个无家可归的孙猴子，为了保证他对玉皇大帝、如来佛的忠诚，给他找了个家，让懦弱无能但朝廷百分之一百放心的唐三藏作他的师父，并给予三藏充分的授权——念“紧箍咒”。
三个叛逆者最后回归了体制，除了死亡外，在中国这是他们唯一的出路。中国的父母和历代统治者，也一再确认家国的同构同质，以表明自己对子民有着天然的处置权。古语说：百善孝为先，论心不论行，论行天下无孝子。也就是说，衡量是否是孝子要看他有没有一颗时时刻刻“孝顺”的心，而不是对父母的回报，你对父母无论做多少回报，都偿不了父母生养你的“债”，而当政者也以这种父母的角色出现，你所有的一切，都是朝廷是政府给你的，你只能尽忠报恩，而且必须时时怀着一颗“忠心”，君可以负臣，当政者可以负老百姓，但臣不能负君，老百姓不能负当政者。雍正皇帝曾经就对臣子们说，关键看你们的心，你们有一颗忠心，无意办了错事，朕也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