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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隋唐后，科举制逐渐完备，唐太宗曾言：“天下英雄尽入吾毂中矣。”用文人治天下固然可视为利用，但这种利用是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的。文人是最善于和当权者合作，对当权者威胁也最小的一个集团。中国的王朝真正亡于文人的极少，因为文人总是现有文化与程序的维护者。唐代亡于军阀，宋朝亡于外寇。而宋代对文人的空前的尊重，文人不从寇，不为匪，宋朝内部便无大的内乱。
而读书人“臭老九”的命运就是从元代开始的。当时社会阶层分十等：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读书人连倚门卖笑的婊子都不如。蒙古人进中原之初，读书人和广大工匠、农民一样被掠为奴隶。而在蒙古贵族的眼里，读书人的用处还不如工农阶级，工农阶级还能干活，有手艺，是对自己有用的劳动者，这些读书人则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劳心者，百无一用。
尽管后来在世袭、军功、纳粟的选官之外，也恢复了科举，但科举不是选官的主要来源。读书人要么屈身为吏，伺候那些脾气暴躁而自我感觉很好的高干子弟或工农干部。要么游于江湖，用一腔才学去填曲写戏。
不用读书人是终元一代，没有形成一支好的文官队伍的根本原因。蒙古贵族对中原文化的敌视，使蒙古皇帝不若后来的满清皇帝，前者没有几人通晓汉文，后者历代皇帝的汉学功底令硕儒叹服。满朝权贵和地方官员不通文墨，实际政务往往操纵于油滑的老吏之手，吏无职位而行实权，官愚暗有职位而无能力也不负责任。这样的政权能不贪污遍地吗？成宗大德年间，七道奉使宣抚使就罢贪官180073人，顺宗时，尽京畿一地就揪出贪官949人。
统治者不用读书人，读书人自然抛弃这个政权。等到“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时，如刘基这样的读书人，跟着造反队伍反抗政府而无丝毫的内疚与从贼的耻辱感。历史证明，造反队伍只有和读书人合作，才能有天下，前有刘邦，后有朱元璋。而排斥读书人、毁弃文明的造反者如洪秀全只能有一时之气焰，终不能得天下。
养一批于治国无益的意识形态垄断者——僧侣层
蒙古贵族自接受藏族人的喇嘛教后，不仅统治阶层沉醉于来世的迷梦中，也用国家的财力养了一批意识形态的垄断者——僧侣层。事实证明，这些神权的代表者并不能够控制大多数中国人的思想，于元朝的统治毫无益处。
在元代，僧侣可以说权焰熏天。国师八思巴被世宗尊为“大宝法王”。江南释教总统杨琏真迦骄纵无比，开掘了宋代皇陵一百余所，庇付3万余户平民不交赋税。皇室和贵族花费大量金钱用来做佛事。寺庙拥有大量的产业，无数人争相投入这个食利阶层。至元年间，天下的僧尼达到21万余人，这还是真正在籍的职业僧侣，还不包括投奔寺庙逃避赋税的百姓。这些个僧侣根本不遵守佛门规矩，饮酒吃肉，娶妻生子，而且还欺男霸女，危害一方。
中国社会从来就没有给宗教层留取专门的权力，皇帝就是天道的代表，没有超越世俗的其他权力。而西方，“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教会确实对人们的精神活动有主导权。可是蒙元贵族由于不服膺中华文明，推崇以喇嘛教为主的佛教，解决了统治层的精神生活，而对绝大多数中国人而言，这种在蒙、藏人中有巨大作用的宗教根本主导不了汉族人的精神生活。僧侣的放肆反而增加汉族人对这一意识形态垄断阶层的厌恶。
倒是在藏传佛教的兴盛下，另一种借用佛教名相，却和佛教教义完全不同的民间宗教却在大江南北兴起，最后动摇了元朝的根本。这宗教就是被称之为“食菜事魔”、唐末从波斯传过来的摩尼教，又称明教。它的“三世两宗”论，它的秘密结社方式，它对教众精神的完全控制，简直是为推翻元朝统治而专门准备的。最后，明教的头头建立了明朝。
蒙元贵族舍弃中华几千年文明，不尊孔孟之说，企图用另一种外来的意识形态，控制全中国的精神，最后不但没有达到目的，反而作茧自缚，为其所累。
结语： 刚猛治国必然导致腐败与政权倾覆
蒙元的武功震铄天下，因此自己也格外迷信武力治国，迷信“刚性”的治国术，从每个细节上都考虑到如何控制民间社会，而忽视了中国传统的刚柔相济之道，最后疲于奔命，防不胜防。所以我们从技术层面分析，好像元朝不至于如此迅速的亡国：空前的疆土、繁华的经济、绝世的武力、先进的科技。然而以刚猛治国，必然导致腐败，导致天下人尤其是社会精英层的抛弃，如此则富不可安，强不可久，政权倾覆是自然的事情了。
（2003年7月初于北京草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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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闲书话 现实地看待吴仁宝“交棒”
（起7X点7X中7X文7X网更新时间：2004…3…21 21：55：00 本章字数：1207）
华西村的当家人、76岁的吴仁宝终于决定“交棒”了，通过党代会选举，他的儿子吴协恩担任了华西村党委书记，从老父亲的手里接过了“棒”。
对于这种父子相继的政治传承关系，一些社会舆论表示了担忧，提出了质疑，认为这种“交棒”难以去除“家天下”的色彩，和党的干部使用精神相悖，而且100％的得票率不符合利益多元化的政治学常识。
此种担忧与质疑，应当是很正常的，尤其在基层民主政治逐步成熟的今天，血统和权力紧密相连难免不让人联想翩翩。但是，对这一切，我们必须以现实而理智的眼光来看待、分析。作为“天下第一村”的华西村，尽管它的产业结构、富裕程度远非中国一般农村能比，但它毕竟还是一个村庄，套用费孝通先生《乡土中国》的理论，它是一个“熟人社会”血亲、家族在这样社会的运作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也是人和人之间最重要的联系纽带。
吴仁宝这样的“能人”对于一个村来说至关重要，他几乎是一个村富裕还是贫穷的关键所在。如和华西村有可比性的河南刘庄、天津大邱庄、北京房山的韩村河，史来贺、禹作敏、田雄是这些村庄富起来的核心人物。（尽管禹后来触犯刑律，这是另一个问题，不能因此否定他对大邱庄的贡献）可以说，没有吴仁宝，就没有华西村的今天。中国农村传统的“崇拜能人”和“感恩情结”，不会因为村民生活水平提高、收入增加而消除，有时还会强化。那么吴仁宝的决策得到广大村民的拥护是自然的事情。
当然，我们在相信吴协恩个人能力的同时，同样会有这样一份清醒，华西村有吴协恩这样能力肯定不止他一人，他要不是吴仁宝的儿子，能顺利“接棒”吗？这样的分析是有道理的，事实上吴协恩长期担任他父亲的助手，十几年来吴仁宝对他进行精心培养，这是因为他作为吴仁宝儿子而拥有了别人不可能有的资源和机会。或许，我们会说这不公平，但纯粹的公平只在理论上存在，一个偏僻农村的孩子和一个北京孩子从一出生，他们享受的种种资源已经不公平。
吴仁宝十几年来对儿子的栽培、爱护，最后将“棒”交给儿子，我想大多数村民是赞同、理解的。尽管华西村的“家业”是集体所有制，但和鲁冠球万象那样的家族公司并没有太大的不一样。华西村就是个大一点的“农户”，吴仁宝就是一家之长。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下，老爷子把管家的钥匙交给他属意的儿子，也很顺理成章。至于这100％的选票，可能原因较复杂，我想华西村大多数党员是赞成“老爷子”着力培养的儿子接“棒”，另外一些尽管有不同意见的人，也会默认这种父子接力的现状。
华西村以及吴仁宝的“接棒”确实折射出中国现在化进程中的重要问题。经济的腾飞可以在短时间内完成，但农村社会结构的改造，农民文化心理的转变，相比经济发展而言，将要漫长也复杂得多。对于吴仁宝这种“交棒”方式，我们当然要保持足够的警醒，但不也不能脱离中国农村的现实，而随意移植一种看上去很完美的管理模式，这样做往往会陷入南橘北枳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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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闲书话 农民不可能一天内进城—…读于建嵘论文兼与李大苗商榷
（起5A点5A中5A文5A网更新时间：2004…3…21 21：56：00 本章字数：3529）
于建嵘博士的调查报告发表以后，再加上董月玲发表在中青报《冰点》栏目的长篇报道，中国农民的生存状况又一次成为网路上热点中的热点，对于于建嵘及他所作的努力，大多数人都报以敬重之意，当然也有不同意见。这本来很正常，但是不管观点和于建嵘有多么不同，我想对于建嵘三年内追踪一个县农民的生存形态，进行艰苦的田野调查的严谨态度和对农民命运持续的关怀，起码是应当得到肯定的吧。
李大苗先生在驳于建嵘的文章中，用了这样一个题目《靠着这样的学者，我真看不出什么指望》，我觉得情绪化成分太多，超出了简单的学理讨论。
其实，对大苗先生文中所持的观点许多我是赞同的，也就是说，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视野不可能只限于农村，“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是农民进城，把“农民”转变为“市民”，杨支柱先生认为成为成立打工仔协会比成立农会重要得多，其立论的理由恐怕也在于此。作为城市的后来者，他们进城出于弱势，再加上中国特有的户口制度，使他们的权益比在家乡更容易受到侵害。对于农民受乡村干部的盘剥，我们应当都有起码的了解，但是如果因为乡村农民的反抗看起来比进城打工仔的反抗更剧烈就认为呆在乡村农民比进城民工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更多，那就是表面化的判断。因为呆在乡土的农民基本上处在一个“熟人社会”，他们还有可利用的资源，还有便于组织的网络，正如于博士调查报告所描述的那样，所以他们能选出自己的“减负代表”，甚至能“劫持”被批斗的代表。可是一旦进城，他们彻底的孤立无援，在远比乡村社会结构复杂的城市，他们受到的压迫被别的矛盾掩盖了，他们面临着更强大的专政力量，他们的工作、生活被卷入工业化的链条中，自己的力量显得那样渺小，所以他们抗争的声音更微弱。
大苗先生举东南沿海农村的例子可谓看到问题的关键所在，正如李先生说的东南沿海农村基层干部“寻租”的机会更多，更多地斩获财富资源，但为什么反抗没有中西部那样剧烈呢？因为蛋糕做大了，农民自身的生存状况远远好于中西部。浙江省都取消了农业税，因为民营经济发达的浙江不需要这点钱，基层政权照样可以运转。可是中国农村的基层政权设置从东到西一个样子，决不是“量入而出”，根据当地的供养能力来设置机构，而是根据上面的“工作需要”来设置机构，“量出而入”，再加上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吃“官饭”的吸引力更大，使这些地方的基层政权比东南沿海更易臃肿膨胀。
但是，中国解决“三农”问题的路径和欧美完全不一样，和俄罗斯也不一样。比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