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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但“一致通过”并不符合事实，少了一票。全会举手表决《审查报告》时，中央委员陈少敏故意趴在桌子上拒绝举手。其实，在表决之前分组讨论《审查报告》时，陈少敏就表示不同意，因而遭到康生、江青一伙围攻。陈少敏的名字因此永远刻在人们记忆之中。这位女中豪杰1902年生于山东寿光，1928年入党，1932年曾任中共天津市委秘书长。抗日战争期间曾任鄂豫边区党委书记、新四军五师副政委。一些中原地区的老同志都熟悉她：“她叫陈大脚，是中原的一员虎将！”毛泽东亦曾称她是白区的红心女战士，无产阶级的贤妻良母。1945年，她在中共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新中国成立之后到全国总工会工作。1956年8月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上递补为中央委员，9月在中共八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57年任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党组副书记。
康生在全会之后问她：“你为什么不举手？”陈少敏回答：“这是我的权利！”后来，康生、江青怀恨在心，借故将她送往河南罗山劳动。在那里，她患上了半身不遂，于1977年病逝。
全会之后，全国报刊大规模批判刘少奇。
在全会前后多如牛毛的大批判当中，笔者挑选了一篇与本书主题密切相关的文章。今天的读者也许觉得不可思议：难道那时的中国人疯了？对于合理的私人利益，何以贬低打压到这种程度？
可是，千真万确，这就是当时的实际情况。
光明日报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共和国历程》中卷，在“1968年”条目之下，引用了一篇“文革”中发表的文章，题为《5厘钱引起的一场辩论》。文章说：
1968年春，在山东即墨县营上公社王家后戈庄大队第三生产队，为5厘钱发生了一场异常激烈的大辩论。
事情是这样的：这个队里的牲口饲料不多了，眼下又是农忙季节，抽不出劳动力去割草。队委会决定，发动学生在课余时间割青草，每斤奖励5厘钱。
决定公布之后，在社员中出现两种不同意见。
一种意见是，发动学生割草首先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进行为革命而割草的教育，并给予合理报酬。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钱”字当头，是把人们往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邪路上领。
另一种意见认为，5厘钱1斤青草，队里和个人都有利，学生干起来有劲，队里也解决了牲口饲料的不足，是件好事。
这两种意见的争论，引起了大队的重视。
一天晚上，大队几位领导来到这个生产队，和干部、社员一起学习了毛主席关于
“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和“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务是向农民群众不断地灌输社会主义思想，批评资本主义倾向”的伟大教导，接着展开了热烈的辩论。
贫农社员刘平礼说：5厘钱乍看起来是小事，可它给学生种下的是一条“私”根，这和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走的不是一条路。中国赫鲁晓夫就是想用“金钱挂帅”、“物质刺激”
这套黑货，用眼皮底下的一点点小利，引诱我们走资本主义邪道，用“私”字腐蚀咱们的灵魂，想让咱变成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者，来达到他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
青年社员刘振说：5厘钱事小，走什么路事大。“物质刺激”、“金钱挂帅”，是中国赫鲁晓夫毒害咱贫下中农的砒霜。中国的赫鲁晓夫说“物质刺激”见效快，“能调动社员的积极性”，呸！简直是胡说八道。看咱们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搞起了文化大革命，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推行大寨的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记工法，咱贫下中农树立了为革命种田的思想，不计较工分，不计较报酬，农副业生产都空前大发展。这靠物质刺激能办到吗？
辩论越来越激烈，是非越来越分明。原来想靠5厘钱调动割草积极性的人，通过辩论也恍然大悟。他们从5厘钱里看到了两条路线的斗争。
这时，坐在一旁的生产队长兰德宝在大家的启发下，憋不住了。他激动地说：“这
5厘钱的辩论会，给我上了一堂生动的政治课。过去我嘴里虽然也说政治，可做起来老觉得不如抓生产要紧，结果越抓越被动，越抓越乱。今天的辩论会，给我解开了疙瘩。原来我千抓万抓，头脑里缺少了阶级斗争。今后我决心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带领贫下中农走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的道路，彻底肃清中国赫鲁晓夫的流毒，永远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个鸡蛋卖给谁，是路线斗争问题一个鸡蛋，卖给谁？
一斤粮食，一把竹笋，一个鸡蛋，卖给谁？
这个问题，是1969年第9期《红旗》杂志提出来的。
今天的年轻人看来，这个问题有点可笑——卖给谁不行呢？可在当时，开不得玩笑，这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大问题。
提出这个问题的文章，题为《深入进行农村两条道路斗争的教育——浙江德清县下高桥大队的调查报告》（以下简称《报告》）。看看题目上的“两条道路斗争”，是不是很吓人？
《人民日报》当年9月15日用整个头版全文转载此文，以示重视。
《报告》讲农村的事。当时农村最大的三件事就是：种植、销售、分配。
文章抓住了要害：“种植计划、产品出售、收益分配这三个问题，在农村，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争夺思想阵地，社员头脑里公与私激烈斗争的三个关口。我们必须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战无不胜的武器，深入批判刘少奇‘三自一包’、‘四大自由’，不断地巩固和加强集体所有制，牢牢把住这三个关口，击溃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
先看第一个问题。种什么，有阶级斗争。
“在集体的土地上种什么，不是简单的落落籽的问题。这里贯穿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经营方针的斗争，突出地表现在，是从全局的、长远的利益出发，自觉地服从国家计划经济的要求，还是从局部的、眼前的利益出发，搞自由种植。”
《报告》说得如此玄乎，其实事情很简单：下高桥大队过去种经济作物多，种粮食少，因为经济作物收入多一点。文章上纲上线说：“在去年春天刮起的一阵反革命经济主义的邪风中，钻入大队领导班子的一个坏家伙乘机叫嚣：‘只要经济收入多，地是集体的，种什么都可以’，煽动社员在田里不种粮食。”怎么办呢？“大队革委会紧紧抓住这个问题”，组织社员学习毛主席教导，开展忆苦思甜活动，召开座谈会和批判会。大家说：“毛主席把我们救出了火坑，我们决不能好了疮疤忘了疼，只顾个人经济收入，忘了世界上还有千千万万阶级兄弟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于是，“服从国家计划的自觉性提高了，原来不种水稻的改种了水稻，打算种单季稻的改种了双季稻，打算种低产作物的改种了高产作物。”不仅如此，“社员们还进一步把增产粮食和反帝、反修斗争联系起来，提出了‘努力多打粮，痛击新沙皇（按：指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战斗口号，充分挖掘潜力，采用新的播种技术，挤出了五十七亩秧田种早稻。”结果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呈现出一派繁荣兴旺的景象”。
再看第二个问题。卖给谁，有阶级斗争。
《报告》说：“出售农副产品，是服从国家要求，着眼于支援工业、支援城市，还是搞自由买卖，着眼于挣钱牟利，这反映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截然不同的目的。”这些话针对什么呢？“今年年初，下高桥大队有的人从挣钱出发，不愿把一些农副产品卖给国家，要到集市上去卖高价，说什么‘集体挣钱，大家多分，这不是资本主义’。一小撮阶级敌人乘机外出搞投机活动，牟取暴利。”怎样对付这些
“投机倒把”活动呢？文章介绍说：大队掌握了这一情况之后，立即“发动群众，狠狠打击阶级敌人的投机活动，结合批判刘少奇‘自由买卖’的修正主义黑货。”
在大会小会批判斗争的压力下，社员们争先恐后表态说：到市场去出售农副产品，妨害集体生产，腐蚀人们思想，是中了刘少奇的毒。“刘少奇的‘自由买卖’，就是叫我们卖来卖去，把社会主义思想卖空，为资本主义复辟大开闸门”。经过这样“教育”，农民们一个个都变成了无比敏锐的阶级斗争尖兵：“下高桥大队的贫下中农，把一斤粮食，一把竹笋，一个鸡蛋，卖给谁，卖什么价格，都提到走什么道路的高度来认识。一位贫农要卖一窝小猪，街上有人出高价向他买，他坚持按国家牌价卖给收购站。旁人说他真傻，他响亮地回答：‘我们就是要做社会主义的傻子，不当资本主义精死鬼。’”
最后看第三个问题。怎样分配，也有阶级斗争。
《报告》提醒人们：“集体收益怎么分配，决不是造造方案、打打算盘的具体事务，这里也存在着十分尖锐的两条道路斗争。”1967年，下高桥大队秋收分配时，有人说：“钞票放在生产队里，好比镜子里的银子，看得见拿不到。”
《报告》对此特别担心，因为这些话“造成少数社员的思想混乱”。怎么办呢？大批判开路。队里领导把农民聚到一起，“狠狠批判了刘少奇一伙鼓吹的‘物质刺激’、‘工分挂帅’”等“罪行”，指出那些想让社员多拿钱的人“就是要拆集体的台，制造两极分化，走资本主义道路”。结果是：“1967年，在粮食大丰收和思想大丰收的基础上，这个大队提取的公共积累，比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最高水平的1965年增长了很多。”人们对此不免有些疑问，提取这么多公共积累，农民的生活怎么样呢？《报告》让人们放心：“社员分配部分，1968年与
1965年相比，增长了17。6％。三年来，共有五分之一的社员家庭盖了新房196 间。在口粮分配上，无论劳力强的、弱的人家，都能满足需要，许多社员留有口粮。”
这些数字言之凿凿，不好轻易怀疑作者胡编。但是，这些数字意图告诉我们，
“文化大革命”促进了生产大发展，大幅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让我们看看1981年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怎样说的：“‘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另外，举国一致的认识是，“文化大革命”导致中国经济跌到了濒临崩溃的边缘。
也许，这个大队的生产在“文革”中确实有了大发展，但把它作为普遍经验介绍出来，也是以偏概全，十分不妥。
最后，《报告》对如何解决农村三个问题作了总结，以指导全国。这个总结，与本书主题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报告》说：“在这三个问题上深入展开思想领域的两条道路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