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打成右派。他的罪行之一就是反对“兴无灭资”。在1958年的批判会上，有人质问温济泽：国内大力提倡“兴无灭资”，你温济泽在电台的对外广播中为什么不进行宣传？温济泽回答：“兴无灭资”是对国内进行的教育，你现在革命成功了，可以提倡，但对外怎么能宣传呢？我们的宣传对象中就包括资产阶级，我对人家说我要灭你，人家还愿意听你的节目吗？人家连节目都不听了，你又能宣传什么？宣传给谁听呢？
改革开放之后，党内很多干部经过反思，与习仲勋有相同的看法。《百年潮》杂志2002年第1期发表了原中宣部理论局干部郑文林的文章《废止“兴无灭资”口号的一个佐证》。郑文林说他写这篇文章，是为了给《习仲勋质疑“兴无灭资”》一文提供一个佐证。郑文林回忆说，1980年5月，在中宣部举行的第六次理论座谈会上，绝大多数与会者指出“兴无灭资”是一个“左”的口号，危害甚大，应该废除。会后，我根据领导指示，把会议发言整理成一篇《“兴无灭资”口号最好不提》的文章，刊登在《理论工作简报》增刊第3期，送给上边。
《理论工作简报》增刊第3期这篇文章说：首先，“无”、“资”的概念很不确定。 “无”可以理解成“无产阶级”或“无产阶级思想”。“资”可以理解成“资产阶级”、
“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思想”、“资本主义文化”、“剥削阶级思想”等等。“灭”就是“消灭”，“你死我活”。“兴无灭资”就是“我”认为是“资”的东西，就要像打苍蝇那样一拍下去加以消灭。因此，这一口号很容易被一些人利用去搞极左。事实上，林彪、“四人帮”就在“文化大革命”中把这一口号变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在中国制造了一场灾难。
就资产阶级思想看，马克思用“改变”，毛主席用“纠正”、“改造”之类的字眼，还说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只能说服不能压服。因为思想是人的大脑的思维功能，不能简单地“消灭”。要“消灭”思想就要消灭大脑，后果可想而知。文革中“灭资”的结果，是许多所谓的“走资派”在肉体上被“消灭”了。
“兴无灭资”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另一提法，它和张春桥的“全面专政”很难划清界限。当前我国主要矛盾已经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如果把“兴无灭资”作为思想领域内的长期方针，那就是说，在思想领域内，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要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不符合我国思想界的实际情况。思想界表现出来的问题，许多是认识问题，学术问题，而不都是“无”和“资”的矛盾。当前全党工作的重点已经转移，党的思想工作的着重点也应转移，不能再把“兴无灭资”作为思想领域的方针了。
当前我国除资产阶级思想外，还有封建思想的影响。光提“灭资”，就没有抓住自己的国情。几十年来，我们对封建阶级的思想没有进行过一次大的批判和清理，因而林彪、“四人帮”能够利用它来搞封建法西斯专政。现在不应再放松对封建思想的批判。
“资”，如果是指资本主义文化，那么我们应该批判地继承。如果予以“消灭”，还有什么批判与继承呢？
另外，这个口号还牵涉到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问题。知识分子是文化人，因此多年来“灭资”也就变成了“灭知”，对知识分子发动了一场又一场的政治运动。现在知识分子对这一口号仍心有余悸。最近，报刊上重新出现这一口号后，他们就很敏感，议论纷纷，以为又要对他们采取什么措施了。
鉴于有的中央领导同志在一些讲话中肯定了这一口号，有的报刊文章论述了这一口号，社会上议论很多，思想极不统一。建议中央讨论一下这个口号。如果认为这一口号不够科学，以后就不再使用，并应在内部统一全党认识。
郑文林回忆说，这份《理论工作简报》送上去一段时候，到了夏天，新任中宣部副部长兼理论局局长王惠德对我说：“看来咱们反对提‘兴无灭资’的那期《简报》起了作用，小平同志最近和李维汉同志谈话，对‘兴无灭资’口号明确表态，说‘兴无灭资’口号不全面，今后不要再提了，叫和《解放军报》打个招呼。”
小平同志这一指示后来在部里又作了正式传达。从此，“兴无灭资”这一“左” 的口号便在报刊上销声匿迹了。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再次谈了“兴无灭资”口号。
邓小平说：“必须把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工作，同对于资产阶级损人利己、唯利是图思想和其他腐化思想的批判结合起来。”
“对于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思想，当然也要采取科学的态度。前些时候有的地方为了进行革命思想的教育，重提‘兴无灭资’的口号。有关文件我是看过的，当时没有感觉到有什么问题。现在看来，这个老口号不够全面，也不很准确。有些同志因为没有充分地调查和分析，把我们现行的一些有利于发展生产、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改革，也当作资本主义去批判，这就不对了。”
①
邓小平洞烛先机，提出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即有些人以“批判资本主义”为名，阻挡改革开放。这既是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屡次遇到的令人头痛的问题，也是私营经济成长过程中不断产生的困惑。
再来谈谈“割资本主义尾巴”。其实，“割资本主义尾巴”是“兴无灭资”和“斗私批修”落实到操作层面的口号。
胡绳在1994年6月16日、17日的《人民日报》发表长文《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文中说，毛泽东认为，人们的任务应该是不断地寻找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东西，并和它们进行斗争。这一想法在实践中造成了严重的祸害。按照这种指导思想，人们就把一切凡不带有公有制和国有制记号的东西，一切形式的个体所有制都看成是资本主义的危险事物，把和社会主义观念稍有不合的思想都看成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在农村中割所谓“资本主义尾巴”，在党内发现所谓“走资派”，就是这些恶果的表现。毛泽东的这种错误，总结起来说，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个鸡蛋卖给谁，是路线斗争问题割资本主义尾巴（3）
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会长保育钧说：“1963年以后的‘四清’运动，不断割资本主义尾巴，直到连续10年的‘文化大革命’。”①
割资本主义尾巴，意思是身子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公有制），而尾巴还留在资本主义（私有制）。要动刀子，把留在资本主义的尾巴割去，全身毫无保留地进入社会主义。
割资本主义尾巴主要在农村中进行。其做法包括：
定期检查和丈量农民的自留地，看看是否偷偷扩大了面积（“文革”中很多地方取消了农民自留地）；
检查农民私人喂养的猪、牛、羊是否超过了公家规定的头数（“文革” 中有些地方不许农民私自喂养牲畜）；
检查农民是否偷偷跑到“自由市场”作小买卖（有的地方把农民卖几个鸡蛋也称作“投机倒把”）；
检查农民是否偷偷从事补锅、修车、缝纫等个体劳动……
凡发现违反规定者，轻则责令改正，重则批判斗争，没收部分财产。这就是 “割资本主义尾巴”。
在“文革”中，“割资本主义尾巴”发展到城里，取消了修鞋、修车、裁缝、零售摊点等个体劳动。
但是，虽然措施如此严酷，城乡老百姓还是想尽办法捣腾点私活，以求生存。特别是“天高皇帝远”的地方，更是如此。一些农村基层干部在“文革”
后写文章回忆说，当初他们下乡“搞社教”“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时候，给社员丈量自留地，故意睁一眼闭一眼，放宽标准，私下允许农民有限地扩大一点自留地，多弄一点口粮。江苏、浙江一些地方农村，在“文革”中也没有取消“社队企业”，并且允许农民包揽一点机修、电工、建筑、养殖、兽医、缝纫等私活，允许农民搞一点“自由市场”，互通有无。这是后来江浙一带乡镇企业先于全国崛起的基础。
在城里，一些从事裁剪、医药、书画装裱、自行车修理、家具制作的个体劳动者，也纷纷采取“单线联系”、“上门服务”等方式，悄悄在“地下”运行，缓解了人们迫切的生活需求。
这是人性使然，是人们对极“左”路线的自发反抗。
个鸡蛋卖给谁，是路线斗争问题1968：5厘钱引起激烈辩论
“文革”中有一个著名的言论发布机构，这就是“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社论。1968年元旦，两报一刊社论布置给民众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要继续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结合各条战线实际，“进一步揭露中国赫鲁晓夫等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及其代理人的罪行，使他们的丑恶面目和阴谋活动现形于光天化日之下，使他们一切复辟的妄想彻底破产。”
尽管没有直接点名，可是全国都知道“中国的赫鲁晓夫”是指刘少奇。其实，街头大字报和红卫兵小报对刘少奇的点名批判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了，为什么正式出版的国家报刊不直接点刘少奇的名？
还在等一个程序。
这个程序到这一年10月方才完成。10月13日至31日，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
按当时说法，全会是在“全国山河一片红”的大好形势下召开的。除台湾外，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相继建立了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召开全会解决问题不是“大好时机”吗？
可是，极不正常的是，原八届中央委员（97名）、候补中央委员（80名）中，被诬陷为“走资派”、“叛徒”、“特务”、“反革命”、“里通外国”等罪名的竟占总数的71
％。
原97名八届中央委员除去世10人外，只有40人到会。中央委员不够半数，无法开全会。然而，事在人为，全会开始第一天，从到会的19名候补中央委员中临时挑了10人递补为中央委员（未按惯例递补），这才刚刚超过全体中央委员的半数。又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和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等共74人“扩大”进来，总数达到133人。其中，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仅有59人，不到与会者半数。①
这次全会的一个主要议题，是通过关于刘少奇专案的审查报告。共和国历史上最大的一宗冤案终于最后铸成。全会公报宣布“一致通过”《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决定将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但“一致通过”并不符合事实，少了一票。全会举手表决《审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