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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稍稍等候了一会儿，阿兰拿着摄像机也赶到了，我们跟他进了旅行社，他买了张两天后起飞的单程机票。华裔售票小姐也明白了朝阳的举动，微笑地看着他。下一步是跟拍他最后的准备工作，在做出了这个艰难的决定之后，他究竟如何向四年的黑移民生活告别呢？他首先想到用几年的积蓄去买名牌香水、化妆品，作为回国送人的礼物，又花了几千块钱给自己买了一套圣罗兰西服。因为时间很少，他也不货比三家，一天之内就买齐了上万块钱的东西。他原想把出发前的一天留给自己，去巴黎各处的名胜转转。他说除了中国城，总得看看巴黎还有什么别的。但是，最后一天，他又是留在家中，和搭铺的室友抽烟喝酒聊天过去了。我也马上做动身的准备。跟着朝阳回国，把镜头转到国内，对于拍摄纪录片来说，撞上这样推动影片向深处发展的事件，是很为难得的运气。我们扛着摄像机，跟着朝阳去了巴黎戴高乐机场。他在边检处出示了中国护照，这也许是他来法国后第一次主动向警察显示身份。那有什么呢，反正他是要回去了。
他没想到的是，在离开法国前，他必须交一笔1800法郎的罚金，因为他签证逾期不归，而且一逾就是四年。朝阳实在不愿意在所剩不多的钱里再扣去这个数字，就用自己所有掌握的法语和警官纠缠。说自己没有钱了，也没有熟人可借。警官抬眼看见不远处有个摄像机正对着自己，便撇下朝阳，朝我们走来。我出示了办理好的机场拍摄许可证。警官拿着许可证，把朝阳带去了一个办公室，嘴里嘟囔着，还说没有熟人，原来有这么多人照看你。一会儿，警官出来了，把拍摄许可证还给我们，说你们的朋友已经从办公室直接出关了。不知道是否又是因为电视，总之朝阳省了一笔钱。阿兰作为摄影师的工作就到机场结束了，我和他告别之后，也上了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飞机。没有了摄像机，朝阳的话似乎显得更坦率些。飞机起飞了，我问他有什么想法。他看着舷窗外渐渐变成地理模型的巴黎，说巴黎还真是美，只可惜这么多年，一直没有心情好好地玩一玩，决定要走了，就想马上走，生怕自己四处一转，又改变主意了。以后有机会，再来巴黎旅游吧。不能再犹豫了，再这么待下去，只怕是要打一辈子光棍了。
我又问他如果回国是为了找老婆成家，干吗不在法国找一个，哪怕也是没身份证的呢？他说自己这种样子，没居留证，只有个洗碗的活儿，又35岁了，哪个未婚女人会花十几万偷渡来法国，就为了嫁给他？白色的云雾在舷窗外涌动着，巴黎在机翼下消失了。他叹了口气，说自己连说声再见的心情也没有，这四年，就像一个梦。国内家里人对外人都说儿子出国了，在巴黎。有谁知道，如果你自己什么都不是，巴黎又怎么能是你的呢？在广州机场，朝阳见到了专门从三水赶来接他的父亲。他父亲人很消瘦，白发稀疏。老人精神倒很是健朗，张着没几个牙的嘴哈哈乐着，拍儿子的肩膀。儿子却终于不能抑制感情，呜呜地哭出声来，嘴里含糊地说，老了，老了，怎么老多了？我藏在摄像机后面的眼睛也有些发潮。当初和朝阳一块儿去法国的朋友也来机场接他，还有他往日的几个好友，大家上来和他握手拥抱，冲淡了悲伤的气氛。
第六章 温州之旅第41节：伯爵山庄
在温州，我们碰上了30多岁的年轻的姚老板。我和姚老板在巴黎就认识，他在温州人圈里颇有名气，巴黎的温州非法移民，也许都想成为姚老板第二。他在温州有一个机床厂，在全国十几个城市有分销点，在巴黎和意大利都开有进出口公司，经营服装和中国食品。已经在巴黎和温州购置了几处房产。但是，严格说来，他在法国至今仍是个非法移民。他所有的〃纸张〃，只是一个照片是他自己、名字却是别人的意大利居留证，能够让他来回于中国和欧洲。在法国和意大利开的公司，也都是借的别人的名字。他在温州的一处房产，就位于台商投资的别墅区〃伯爵山庄〃。在一个装饰考究的客厅里，姚老板接待了我和勃盖。佣人给我们倒上茶，端上西瓜，客厅里的空调驱走了炎炎暑热，姚老板的谈兴很高。他并不在意他的非法移民身份，说在法国他的温州老板的朋友圈子中，有几个去的时候不是黑移民的？现在有的靠熬年头，办假结婚拿到纸张了，又有什么呢？他自己虽然还没有纸张，但是也算是把事业做起来了。
姚老板和妻子偷渡去法国才九年。六年前，他还和别的黑移民一样，和妻子在制衣工场里打工。只是姚老板那时还是被老板使唤来使唤去的小姚，比别人多个心眼和魄力。他和妻子做衣服的熟练程度提高很快，挣的薪水也不错。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又正是华人服装加工业的黄金时代，工资不错。就这么苦干了三年，他就用积蓄下来的钱，开起了一家小小的地下工场。货源不用愁，在他当工人的时候，就留心那些送货来加工的上家公司，在那个需要加工能力的时期，他很快就和几家价格很不错的上家公司建立了合作。身为黑移民的姚老板迈出了成功的第一步。很快，他的地下小工场就不能满足加工需求。于是他找了个有长期居留证的老乡，借名字，开了个正式的工场。但是，即使是有了个合法的门面，雇佣黑工是少不了的。像那些法国公司一样，全然合法地运作，交完各种税和杂费之后，每年挣个百分之十左右的利润，在温州人眼里不算是生意。他们的底线是百分之三十。姚老板说，他之所以成功的经验，是运气加上胆大心细。
他胆大，比方说，找开工场的地点，他就不去找那些楼群里的角落，而是找街边的厂房，开门开窗，把缝纫机踩得轰轰响。他的判断，即使把工场开在一些阴暗的角落里，工人和货物进进出出，也免不了被人看见，鬼鬼祟祟的样子，反而会引起邻居的疑心，招来劳工部门的检查。大大方方去做，反倒不会引起猜疑。而且，他很了解法国人，检举揭发不是他们的习惯，多是因为生活受到打扰之后才会有的举动。制衣工场开在路边，自然要比开在居住区里更少地打扰邻居。心细的一面，是他在把地址选定后，就分别给邻居送去了些酒和水果之类的〃见面礼〃，很客气地表示，在这里开办工场，多有打扰。有时晚上会加班，会有些噪音，如果吵了邻居，希望大家给提出来，随时改进。姚老板说，这样，大家成了熟人，即使有时吵了法国邻居，他们也不会首先去报警，而是会先过来打个招呼，他就有可能将危机化解在爆发之前。他的做法很有效。他的工场在制衣业的黄金时代全力运作了三年多，工人最多的时候，达到20多个。在巴黎，这算是一个很上规模的制衣场了，在这20多个工人里，有纸张的，不到三分之一。但是，居然就没有遇到一次检查。每逢过节时送给邻居的小礼物，获得了最大的效益。
姚老板很自豪地说，他创下了温州人制衣业里月工资最高的记录：他的一个熟练工人，挣过2。4万法郎一个月，这个数目，据他所知，至今无人超过。我粗粗算了一下，按照温州人衣工场的〃三三制〃运作规律，就是说营业额的三分之一属于运作成本，三分之一为工人工资，三分之一为老板利润，工人得到2。4万法郎的工资，就意味着姚老板获得了同样数目的利润。20多个工人，以每人平均挣1万法郎算，非法移民姚老板的利润就在每月20多万法郎，在20世纪90年代初，相当于30多万人民币！姚老板笑笑，说那也是运气好，一个是活儿多，价钱好，再也就是警察不怎么管你。一个月20万也不算多，我知道的工场，有时赚40万还不止呢。那么三年后为什么不继续干下去了呢？是怕被警察查到吗？姚老板摇摇头，说也不全是。他说可以把工场开到警察来的那天关门，就算机器设备全被没收，也只相当于工场两个月的利润。承担法律责任的，就是出名顶替当法人代表的那个人，他每月拿3000法郎，就是出事时去顶罪的报酬。
但是，姚老板解释说，办制衣工场，怎么的也是挣辛苦钱。工人每天干12小时，老板加上开门关门，就得干十三四个小时，再干下去，人都会累垮。所以，当姚老板捞着第一桶金之后按他自己的说法，是千把万法郎，就决定把这个工场卖给了他以前的一个工人。这个后继的老板却没有了他前任的运气：这几年，制衣业景气大跌，巴黎的大众服装市场上充满了中国进口的服装，使得当地的加工需求剧减，价格下滑，警方加强了打击雇佣黑工的强度，使得工场想私下挣钱更难。原先20多人的工场，现在只有五六个工人，大部分设备都空着。而姚老板却又占了风头之先：在充斥了巴黎大众服装市场的中国进口服装中，有一部分就是来自于姚老板开在意大利的进出口公司。
而且，姚老板在温州还和人合伙投资了一个机床厂，生产供乡镇企业使用的质量未必精良、但是价格很有竞争力的机床，生意也很不错。姚老板是我在第一次温州之旅中最后一个采访对象。我曾经不止一次听巴黎的温州人提到他。他是很有经营头脑的人。尽管像他这样用〃胆大心细〃加运气而获得成功的人，在黑移民中也许只能占上百分之一，但却成了百分之百的黑移民的向往。
第六章 温州之旅第42节：出去；还是不出去（1）
我们那次去温州，受几个在巴黎的熟人之托，问候他们留在国内的亲人。很快，我们就发现那不是一件轻松的事。老秦是这些熟人之一，他到法国已有五年，妻子素华还在温州，在靠近市郊的一个集市上包了个摊位卖衣服，两个儿子，大儿子秦立江，25岁，在一家卡拉OK当保安，二儿子秦立海，19岁，高中毕业后就没事做，偶尔上集市帮着他妈卖卖衣服。老秦让我们去他家里看看他的老婆孩子，顺便把老婆给他做好的几件衣服带回巴黎，素华是个很好的裁缝。我们到了老秦家里做客，素华准备了一桌丰盛的饭菜，但没能吃上几口，我们就成了一场激烈的家庭争吵的旁观者，还被争吵双方强烈要求作为评判人。争吵的原由是素华和二儿子秦立海想走父亲的路，出去。老大秦立江则坚决反对。而且他的反对方式很激烈，当着我和勃盖的面，就把筷子往桌面上扔。
他们用温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