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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起步甚早，创修了《四明山志》，顺治十七年撰成《匡庐游录》，康熙三年写成《今水经》。他倡导走出书斋进行实地考察的科学研究方法，与顾炎武同开一代新学风。在黄宗羲的科技思想中，主张“推物理之自然”，从自然本身去寻找物理，反对祥异神化之说，这些建筑在科学基础上的无神论思想，是中国思想史上的宝贵遗产。
相关人文景点：
黄宗羲墓：黄宗羲墓位于距余姚市10公里的化安山南麓，由南雷村进去，登化安山，山岙处即可见黄宗羲墓。墓地不大，墓体与龙山连成一体，墓葬前立面呈凸字形，青砖堆垒。墓平面呈方形，四面皆用块石和条石错缝砌成，墓葬正面用灰色块石错缝砌成，中间嵌墓碑，为淡豆沙色梅园石，上书“黄公梨洲先生碑”七字，以隶书阴刻。古时候这一带三面青山环抱，林木葱郁，鸟语花香，景色宜人。正如先生诗中描述的：“昔年曾此作邻家，依旧水声彻夜哗。风景过清销不尽，满溪明目浸桃花。”
人物言论：
大丈夫行事，论是非，不论利害；论顺逆，不论成败；论万事，不论一生。
言贵有物；无物，非言也。
爱其子而不教，犹为不爱也；教而不以善，犹为不教也。
学则智，不学则愚；学则治，不学则乱。
小人好恶以已，君子好恶以道
第五节 明末清初的思想三巨头（5）
顾炎武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人物介绍：
顾炎武（公元1613年——1703年），初名绛，学名继绅，字忠清。江苏昆山人。
学派：
顾炎武自幼立下了改造社会的远大志向。清军入关以后，他又怀抱“反清复明”的理想四处奔走，为百姓做了不少实事。他还是一位成绩卓著的学者，在哲学、音韵学、考据学和古文字学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就。他提倡的实事求是的学风，对清朝学术界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他是我国17世纪的一位爱国思想家和活动家，同时也是一位在学术上给后世以重大影响的学者。
生平：
顾炎武是江苏昆山人，出身江南大族，他的祖父是个很有见识的人，认为读书一定要研究实际。顾炎武受祖父影响，从小喜欢读《资治通鉴》、《史记》和孙吴兵法等书，十分关心时事。
顾炎武童年正处于是明王朝没落崩溃的时代。李自成、张献忠在陕西点燃了农民起义的火把；青浦、松江农民一万多人暴动，抄了大地主董其昌的家，烧毁了他的房屋；无锡暴发了东林党反对魏忠贤的斗争；山东白莲教起义；长城以北的满人努尔哈赤，不服从明王朝的统治，建立“金”，后改为“清”，常有大败明军的消息传入城内，并伺机入关南下；葡萄牙人占据了澳门，荷兰人占据了台湾；高丽、日本海盗、倭寇，在我国沿海骚扰、抢劫活动猖獗，也有部分倭寇窜到千灯、吴家桥、陶家桥一带，百姓受害不浅。对阶级矛盾、统治者内部的矛盾、民族矛盾、海外势力的入侵等社会现象，顾炎武从小就耳濡目染。
顾炎武14岁时同好友归庄一道在本乡参加了复社。这是—个由不满明末腐朽统治、希图有所革新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组成的团体。它以文会友，诗酒唱和，讲学论道，评论国政。这开拓了顾炎武的眼界，特别是增加了他对研究现实问题的兴趣。到顾炎武二十七岁的时候，已看透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度埋没人才的弊端，也看清了明王朝的腐败，国家、民族危在旦夕，他断然决定摆脱科举制度的束缚，筹划编写两部巨著，企图以此来探索挽救民族危机、缓和各种矛盾的灵丹妙药。这两部巨著就是《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域志》。
二十九岁是顾炎武为编写巨著而迈出第一步的时候，但是老天似乎要有意为难这位有志的青年，那一年，烦恼与灾难频频袭向顾炎武。先是年逾八旬的蠡源公去世了。正当顾炎武含泪将这位知识渊博、教诲自己多年的祖父埋葬的同时，家里莫名其妙地失起火来，幸好有众人的大力抢救，才未酿成大祸。
事隔两年半后，顾家又遭到强盗抢劫，随后半夜里又有人烧着佃屋，顾家的财产损失巨大，书籍资料同样损失不小。全家人认定背后有仇人在捣鬼，决定暂去常熟乡下避避风头。
正当他准备用心治学的时候，明朝灭亡，清兵南下，江南各地人民都组织抗清斗争。公元1645年清兵在入关后的第二年，南渡长江，大肆屠杀江南民众。史可法扬州殉难以后，江南半壁战局每况愈下，但江南民众依然奋起抵抗，江阴、嘉定、昆山都爆发了激烈的抗清斗争。顾炎武归庄起兵于昆山，一时抗清之势如燎原烈火，清廷派兵血腥镇压。七月清兵陷嘉定，昆山，嘉定昆山都和扬州一样被屠城，杀戮甚是惨烈。顾炎武在他的《秋山》诗里记载了当时景象：“一朝长平败，伏尸遍岗峦”“可怜壮者县，一旦生荆杞。”
昆山军民跟清军激战二十一天后，因为兵力悬殊，终于失败。昆山城陷落的时候，顾炎武的生母被清兵斩断了右臂；抚养他成长的婶母（也是他的继母），听到清兵攻破常熟，就绝食自杀，临死时嘱咐顾炎武说：“我虽然是个女子，以身殉国也是理所应当的。希望你不要做清朝的臣子，我死后也可以闭上眼睛了。”清兵南下给昆山百姓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灾难。顾炎武没有想到会家破人亡，心中燃烧着民族仇恨的烈火。埋葬了自己的亲人后，继续踏上了反清斗争的征程。他想渡海去投奔鲁王，还没有去成，鲁王政权已经覆灭了。顾炎武隐姓改名，在长江南北一带奔走，想组织一支抗清义军，但毕竟势孤力单，没能成功。
当时，沿海和太湖一带还有零星的抗清活动，清朝官府防备很严，发现有抗清嫌疑的人，就要加上“通海”的罪名，打进监狱。也就是在这个时候，顾炎武遭遇了他人生的第一次牢狱之灾。事情是这样的，顾炎武有个家仆叫陆恩常，他不知用什么方法，竟然得知了顾炎武的行踪。陆恩常见主人很少回家，变了心，投靠了大地主、大官僚叶方恒，把顾炎武的秘密活动行踪全数抖出。说来也巧，就在这时候，顾炎武因四处奔波需要花点钱，向叶方恒借了一点，又因无力经营祖传下的田产，想全部押给叶方恒，可是叶方恒迟迟不肯把钱如数归还顾，想利用从陆恩常处获悉的内容，两人联合向清政府告密顾有“通海”罪，从而可侵吞顾家的田产。叶方恒还把顾炎武抓起来，私设公堂，逼他自杀。顾炎武的好朋友归庄得悉后通过松江府熟人将顾炎武“押”到松江府。经过几番转折，顾炎武才被放了出来。
顾炎武出狱后，回千灯整理了一下书稿，匆匆去了南京。凭吊了曾祖父顾章志祠，并拜谒了明孝陵。一天，顾在太平门外突然遭到五、六个彪形大汉劈头盖脑地一顿毒打。顾从口音中听出这些人来自昆山，准是叶方恒派来的打手。原来这些人想结果他的性命，幸好顾遇上了好心人的营救，又一次脱了险。
四十五岁那年，顾炎武觉得再也无法在家乡待下去。下定了决心，返回家乡变卖了全部田产，带着大量书籍、书稿，告别了家人、好友，以驴马为伴，以山东章丘为自己“行千里路、读万卷书”的第一站，踏上了漫漫征程，步入了学者生涯，开始了漂泊无定的下半生。在二十五年间，他遍历山东、河北、山西、陕西等广大地区，所到之处，即考察山川形势，广交豪杰师友，“频年足迹所至，无三月之淹，友人赠以二马二骡，装驮书卷，所雇从役，多有步行，一年之中，半宿旅店”。他曾考察了山海关、居庸关、古北口、昌黎、蓟州等战略要地，“所至阨塞，即呼老兵退卒，询其曲折，或与平日所闻不合，则即坊肆中发书而对勘之”。他先后写成《营平二州史事》和《昌平山水记》等著作，总结宋代以来不了解营、平、滦三州的地理形势和战略地位，以至于争地构兵而亡天下的历史教训，为后人提供借鉴。
康熙七年（1668），山东发生了一起文字狱，56岁的顾炎武受到牵连，被囚禁7个月。遭此飞来横祸，他打消了久留山东的念头。此后，他前往山西边塞考察，随后便在山西与友人共筹资本，垦荒于雁门之北、五山之东。经过艰苦的劳作，取得了很好的效益。
但是，顾炎武的志趣不在垦荒，而在于探索治国平天下的学问。不久，顾炎武又到了陕西。他不顾年高体弱，走遍了关中的山山水水。晚年，他在华阴买了一点土地，决定就在那里定居。他的一个侄儿从家里来信，认为陕西天气寒冷，土地也不肥沃，劝顾炎武回江南去。顾炎武回信说：“这里的百姓爱读经书，特别尊重德行高尚而不爱做官的人，并且敢讲真话，和其他省的人大不相同。这是大有希望的百姓啊！华阴地处山西、陕西、河南三省的交界处，地势险要，消息灵通。一旦天下有事，十里远的地方可以屯兵守险。大军东出潼关，争夺天下，实在有高屋建瓴之势啊！”
第五节 明末清初的思想三巨头（6）
从这封信可以看出，直到晚年，顾炎武朝思暮想的，依然是反清复明的大业。
在顾炎武六十九岁时，他到了山西曲沃，直到病倒前完成了《日知录》的全部，七十岁在曲沃与世长辞。
顾炎武的思想：
顾炎武一生治学的方向可以用“经世致用”来概括。他认为明末一部分知识分子束书不观、脱离实际、游谈无根，“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弄得“股肱堕而百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日知录》），是一种误国误民的不良风气。因此，他主张学以致用，认为著书立说应该有益于当世，“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旨、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止为一人一家之事，而无关经术政理之大则不作也”（《亭林文集》）。他努力实践自己的主张，把书本知识和实地调查结合起来，开创了踏踏实实做学问的优良学风，对清代学者产生了很大影响。顾炎武还反对君主专制的“独治”，主张吸收更多地主阶级分子参政的“众治”，认为“人君之于天下，不能以独治也。独治之则刑繁矣；众治之，而刑措（废弃不用）矣”（《清儒学案·亭林学案》）。顾炎武还具有强烈的爱国思想，他把封建社会中“亡国”与“亡天下”作了区别，说：“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这里所说的“亡国”指的是改朝换代，是一个封建统治集团代替另一个封建统治集团的问题；而“亡天下”，则是指民族、文化的沦亡，是关系到整个民族命运的大问题。他认为，“保国”与“保天下”不同，“保国”即保卫旧的封建王朝，“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一般人不必关心；“保天下”即保卫本民族及其文化，则是每个人应有的责任，这就是“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日知录·正始》）的著名论点。梁启超把他这种爱国思想归纳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八个大字。
顾炎武把明朝灭亡的原因归咎于宋明理学特别是王阳明心学的流祸。他以“拨乱世，反诸正”为己任，提倡穷六经之旨、急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