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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语境里，我愿为所有“别有用心”的批评者开脱：人们不约而同对鲁迅的这种排拒，难道不更应该看作一个民族的心理大忌对黑暗的审判，看作一种集体无意识对异端的弃绝？就其本来的命运而言，鲁迅理当受到更广泛更彻底更猛烈的抨击；然而，由于对其黑暗的“看轻”，又同时由于对其人格的尊重，国人对鲁迅的否定性冲动大大抵消了、弱化了、浅化了。不然决不只是这个样子。不过固有的对立既然存在着，“打击”或“侮蔑”也就不会在未来消失，敬而远之或者弃而远之也就是毫不奇怪的现象。道德或者政治不是这种对抗的深刻原因，“集体表象”才是根本所系。后者作为一种文化习惯，是一个类群最恒久的力量，所以这种对抗将是长期的。
有人说，鲁迅已形成了一种语言霸权。没有比这更大的误会。情况有可能恰恰相反，鲁迅的世界中最深刻的部分几乎从来没有进入主导话语。即如他的黑暗论，无论在哪个意义上，倒是至今处在各种无形的霸权包围之中。
包围者并不自觉于这种包围。
《鲁迅和我们》 第一部分说呢还是不说呢（2）
二
生存论黑暗属于每一个生命个体而不专属某一个类群，比如东方人或者西方人。心安理得地将其归于某一个类群而把自己的类群排出去，不过是个人自欺的放大。以“非我族类”的文化为由而拒绝生存论上的黑暗检讨，是没有根据的。拒绝讲黑暗不仅与光明无涉，而且本身就可能是最令人不安的黑暗。
我点燃一枝烟。并非烟民的我，这常常是无奈的表示。
桌上，有一本刚借来的弗罗姆大著：《人类的破坏性剖析》。望着升腾的烟篆，琢磨着这个书名，弗洛伊德以及一大串说黑暗的西方人物在脑际联翩浮现。这是突来的胡想，比如说我还从来没有把鲁迅与弗洛伊德联想在一起。
弗罗姆说，弗洛伊德对于潜意识过程的发现，使得“没有人再能够躲藏在他外表的善意后面”，这个发现“是危险的，因为人能够知道他自己和他人了”。弗罗姆认为这个发现有着“划时代的重要性”。在这本书里，他以人类的破坏性为题，对弗洛伊德作了别一维面的诠释。关于无人不有破坏性的描述，虽然使人震撼，但其提出者并没有遭弃绝。这是因为他们生活在“原罪”的民族。同样的原因，那些公然宣布“他人就是地狱”、“人是无用的激情”、人生是“虚无”是“荒谬”的西方作家，还可以被授诺贝尔奖。
人是做梦的动物，都有自欺性。爱好喜鹊，讨厌乌鸦，其实西方也一样。英国有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叫戈尔丁，有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人性的残酷，于是非常不满意一些关于孩子天真无邪的描写，便一边教书，一边写了一本名叫《蝇王》的书。说是在一场战争中，一架载有儿童的飞机坠落在杳无人烟的荒岛上，孩子们开始还能按所受的教育生活，继而放纵野性，分为两派，相互为仇，相互打仗，甚至咬死对方。他用这个寓言式的故事告诉人们：不要过分相信人类进步的神话，人性是恶的。
弗洛伊德企图把潜意识挑明给人看，他开始关心的不过是人的自我生存本能与性本能的冲突；纯粹的心理学描述，无所谓道德动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互相残杀，才让他真正注意到人的破坏本能：“我至今不明白，对于这种无所不在的侵犯性与破坏性，我们竟没有给它一个适当的地位。”他于是补充自己的学说，突现这个盲点，把人类的侵犯、虐待本能揭露出来，在学术上“给它一个适当的地位”。
美国有一位名叫凯特·米尔特的女性作家，激烈地批评弗的学说助长了男性对于女性的虐待，其效果“无不是使两性可憎恶的现存关系合理化”。她的论证并非无根据。正如弗罗姆所说，弗洛伊德有很强的“父权症结”，贬低了女性，“把一半的人类（女性）认为是另一类人类（男性）的残废形式，是绝大的荒谬”。
《鲁迅和我们》 第一部分说呢还是不说呢（3）
但从道德价值上讲，从主观动机上讲，弗洛伊德直面人性之侵犯性、黑暗性，却并不是为了鼓励破坏，助长人与人之间的恶性侵犯，将虐待关系合理化。我想他不过是让每一个人自省其卑，认识作恶在人性上的可能性，开出反省的道路，并升华为爱。不然我们不可理解弗洛伊德对于战争的忧心忡忡，不能解释这位宗教的敌人为什么在晚年却爱引圣书上的话说：“要爱邻人如自己”；并教导从事科学的心理学家们不要因此而害羞。这话其实是对他自己说的。
虽然也有误解，有攻击，他们毕竟幸运一些。天下“没有一个义人”，“虚空的虚空”之类的话，圣书上早就有人说过了；人性的黑暗，他们之前早就有无数哲人文士探讨过了。所以其学说引起的震惊，总的说是回忆性的、认可性的情绪，是豁然开朗的震惊。于是有后学在心理学、文学、哲学、宗教学上的继续延展，于是有弗氏学说在多学科的广泛渗透。以致爱因斯坦那样的科学家，也来向弗洛伊德请教战争背后的人性根源。希望他用“曾经照亮过人类本能的渊博知识之光，去把这个问题照射得通体透明”。而写了《蝇王》并爱以人性恶为主题写作的戈尔丁，不仅没有被指控，反倒获得了全球性的文学荣誉。用我们的习语说，成了英国人的光荣。
中国缺乏接受黑暗的宗教和哲学背景（道家和佛家虽有相应的遗产却被喜剧化了），所以鲁迅空谷足音。他的黑暗论被认为诬蔑中国人，被认为阴暗和煽动仇恨。而他的自剖自述，则被人直接拿过去，作了他阴暗的佐证。
鲁迅说过，他昭示人的魂灵，最害怕的正是这样一种结果，即看客把自己排出去。
我们习惯于这样排出去。三年的全国性大灾难，可以推给无言辩诬的苍天，或者归结为少数决策者造成的人祸。亿万人疯狂参与的十年大惨剧，可以推给几个野心家来负责。其他的人呢，全是被动的受害者，似乎无数的男男女女那时真的仅仅是一个个“齿轮”、“螺丝钉”或者“棋子”，所做的一切坏事——连背地里的肮脏——也全由这几个人操纵。那些并非受命而凌辱傅雷、老舍、张志新的人，那些无数的棍棒主义者、以整人为业者、告发朋友者、构陷忠良者，没有谁对他作的事忏悔和宣布负责。不错，大家都是被害者。然而，我们难道真的可以无愧于心地说，被害者没有无意识或有意识地害过人，被整者在有力量的时候不想整人或整过人，没有整人者不可能是潜在的整人者？
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整个民族都心安理得，大家异口同声：“向前看。”在强大的舆论中，“向后看”与“纠缠旧账”之间有一个等号，谁还敢向后看？
受害的知识者们也曾声泪俱下地控诉“封建法西斯”，而不见有人同样声泪俱下地向良心下跪和忏悔，也不曾有人像爱因斯坦那样，从民众自身的破坏性出发，去追问那个年月野心家、政治恶棍们“究竟使用了什么手法才使人们产生了如此激烈的狂热，甚至狂热到命都不要的地步呢？为什么他们的手法会如此成功？”
只有少数不识时务的感情脆弱分子，比如钱理群之类，始终忘不了中学生们用石块把画过裸体的“流氓老师”活活砸死的开心之笑。巴金先生大概也是这样一个脆弱者，一听到那个时候的音乐就害怕。不过他呼吁建立一个文革博物馆。
他要展览黑暗。
对不起，人们要光明，所以黑暗的博物馆不会有位置。我想，这博物馆即便建成了，也不过是辉煌。
如果真是过去的就可以过去，如果“不忍睹”惨象就不再发生，那该是多好的事。
无奈的是，如果黑暗是人性上的，那么过去的就不会过去。不需要时空间距，就会有另一种黑暗降临。春天过去还是秋。
鲁迅常常讲历史罪恶的重复轮回，要大家去读历史。那精义不在历史，而在说人性。
如果真是这样，我要不要写这篇文章或者一本书，来重复他的“精义”？
《鲁迅和我们》 第一部分说呢还是不说呢（4）
三
太阳隐去了。年轻的母亲和她的孩子，还有那小鸟一般的天使们都回巢了。隔壁女教师的钢琴又响了，舒缓悠扬。
说呢还是不说呢？
假定人性的黑暗尚处在爱因斯坦所谓“潜伏状态”，假定人们还没有看到这一层恐怖，能向他们讲“黑暗的鲁迅”吗，能把人性的黑暗诉诸女人和孩子吗？好像……不能。人当然应该讲实话，然而实话未必都得说。比如说医生可以不把潜伏状态的疾病或生命危险告诉意志脆弱的病人，比如说有时候为了朋友免于悲伤，我们可以向他隐瞒其亲人的不幸。为什么一定要在“福禄寿”的中堂悬挂一幅血淋淋的十字架呢？“吃人”、“互恨”、“虐待”、“必死”、“悲剧”为什么一定要挑开给人看呢？即便是一场可怕的战争在所难免，但不是可以把它推给男人们，而让女人和孩子走开的吗？我曾经回答一位女学者说：女性最好不要弄生命哲学。当时就是这样想的。可是她立即来信表示：“不能苟同。”
我也何尝能够苟同？
她是对的。道理很简单，生存论中的事实毕竟不是局外的事件，每个人都不能绕开黑暗，尤其是最本己的黑暗；它与人几乎是一码事，是一个连体。圣母玛利亚是不是罪人，尚且不能确定，何况其他的女人以及她的子孙。
这是一位伟大的法国女性西蒙娜·薇依的自白：我内心深处埋藏着所有恶行，或几乎所有恶行的萌芽……这些恶行使我害怕，但却并不能使我意外，我在内心感受到它们的可能性。……这种天生的素质是危险的。
就我的天性而言，我很容易受影响，尤其是容易受集体的影响。我知道，如果此刻有二十个人站在我面前，高唱纳粹歌曲，我的灵魂立刻就要受到纳粹的影响。为了“抑制”这罪恶的天性，她始终同“笼罩在天主教圈里的教会爱国主义”保持距离，她拒绝接受洗礼，加入“社会机构”化了的教会。这种抑制使得她成全了“童贞女”的纯洁和抗击纳粹的忠勇。我相信这是一种真实的声音：我还相信这一自白对于所有人的共通性；我更相信只有承认恶行才有真正的纯洁，不然便是假象或者伪善。
本己的黑暗别人无法代替，只有自己来处理。况且，光明只能在黑暗中显现，离开了黑暗，就没有真正的光明，不过是另一种死寂。还有，我们有什么样理由说十字架表征出来的仅仅是死亡与恐惧，而没有复活与新生？既然我们托出的可以是一种“盛满黑暗的光明”，既然这种黑暗是源于爱，既然这死是为了生，既然革命是为了让人活，那么这样看来，还是说的好。
为了这乐感的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