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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潜规则-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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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秋战国时代,不计恩怨的政治家,非乐毅莫属。    
    乐毅的军事、政治才能与管仲相伯仲(素有管乐之称),绝不在伍子胥、范雎等人之下。    
    然而乐毅的道德人品却远在伍子胥、范雎等人之上,不可同日而语。乐毅命运不佳,投靠了最弱的诸侯国———燕国。    
    燕国与齐国有隙,燕昭王时刻不忘复仇。乐毅身为人臣,不得不尽忠。他说服昭王取消了直接攻打齐国的计划,采取联合邻国共同抗齐的策略。赵惠文王把赵国的军权交给乐毅,乐毅统一指挥赵、楚、韩、魏、燕五国军队,在济水大败齐军,攻下齐国城邑七十多座,创造了诸侯国联合作战的记录。苏州盘门燕昭王去世,燕惠王即位。形势突变。燕惠王不喜欢乐毅,加之齐国实施反间计,布下谣言说乐毅要在齐国称王,燕惠王起疑,召乐毅回国。乐毅自知回国凶多吉少,就投奔了赵    
    国。赵国把观津封给了乐毅,封号望诸君。在齐国与燕国的战斗中,齐国占尽了上风,收复了一些齐城。燕惠王受到极大威慑,派人出使赵国,安抚乐毅,目的在于防止乐毅率赵军攻打燕国。就在此时,乐毅给燕惠王回复了一封情真意切的信函: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顺左右之心,恐伤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义,故遁逃走赵。今足下使人数之有罪,臣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蓄幸臣之理,又不白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书对。    
    ……臣闻古之君子,交绝不出恶声;忠臣去国,不其名。臣虽不佞,数奉教于君子矣。恐侍御者之亲左右之说,不察疏远之行,故敢献书以闻,唯君王之留意焉。《史记·乐毅列传第二十》这封书信掷地有声,乐毅纤尘不染、光明磊落的风采跃然纸上,虚己服善,情真意切,悲咽凄怆,叹观止矣,实乃甘露洒心、津逮后人之作,千百年来人们为之赞叹与折服。    
    乐毅的书信绝非随言短长、应变而为的套话。在中国数千年历史中,一封书信让后人久久箧而藏之、不忍遂弃的事情并不多见。这说明乐毅的高风亮节足以朗照日月。    
    不幸的是,乐毅的宽容大度没有成为华夏文化的主流,但这丝毫无损乐毅仰天视地的高尚人格。    
    


第七部分第六十九章 赵国之亡

    非秦亡而自亡也天降乱离兮,孰知其由?六国灭亡兮,谁晓其因?不妨考察一下赵国之覆灭。    
    俗曰:大木为,细木为桷。人才即国家之栋梁,如若作桷用、桷混淆,房屋岂能不坍塌?凶邪当道,良疏远,离亡国之日不远矣。    
    赵国之覆灭,暴秦入侵只是原因之一,互相消耗、内讧自亡则是其更重要的原因。公元前259年,赵国与秦国在长平对阵。赵国廉颇坚壁不战,秦军难以得手。这时秦国使用了反间计,造谣说:秦之所恶,独畏马服君赵奢之子赵括为将耳。    
    《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第二十一》箭镟赵王居然中计,不听蔺相如劝阻与赵括母亲的坚决反对,用只会“纸上谈兵”的赵括替代了经验丰富的廉颇,结果40万赵国士兵被白起坑杀,惨不忍睹。后人谈及,无不唏嘘。    
    赵悼襄王即位之后,派乐乘接替廉颇,引发了廉颇与乐乘之间的大战。乐乘被廉颇打败,廉颇自己也逃至魏国的大梁。魏国并未重用廉颇,此时正值战事吃紧,赵王派人打探廉颇的情况,看能否任用。来人观察了廉颇的起居生活,报告赵王“廉将军虽老,尚善饭,然于臣坐,顷之三遗矢矣”(《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二十一十一》)。就因为探子的“顷之三遗矢”这样一句不实之词,赵王就弃用了廉颇。    
    李牧是赵国良将,长期驻守雁门,抵御匈奴。公元前244年,赵王派李牧为将,大败秦国桓齿奇于宜安。由于战功卓著,李牧被封为武安君。公元前229年,秦国王翦入侵赵国,赵王派李牧、司马尚御秦。秦国再次使用反间计,用重金贿赂赵王宠臣郭开,让他造谣说李牧、司马尚图谋不轨。赵王听到风声,信以为真,立即派赵葱接替了李牧职务。李牧不接受命令,赵王派人暗杀了李牧,撤了司马尚的官职。仅三个月,王翦就长驱直入,杀死了赵葱,俘虏了赵王,消灭了赵国。    
    物必自腐,而后生虫。赵国不腐,生不出郭开那样的宵小之徒,视国家利益为儿戏,为贪黄白之物而颠覆国家。让人匪夷所思的是,秦国两次施用的反间计,如出一辙,都不过是雕虫小技,白痴也识得破,然而两次皆骗过了赵王。正是这两次反间计,把赵国带进了毁灭的深渊:其中一次让赵国损兵40万,另一次则彻底亡国。    
    在中国历史上,赵国之亡具有十分典型的意义。历代王朝的覆灭,几乎都是赵国亡国的翻版。不一定都被施以反间计,但都是先自腐而后生虫,然后由宵小来瓦解江山社稷。统治者没有不了解这个规律的,但又没有谁能真正重视这一规律,防患于未然,彻底走出怪圈。    
    走出怪圈的惟一途径就是实行民主,把腐败消灭于未萌之中,从而获得长治久安。赵国以及五国之亡,引发我们无穷无尽的联想与感慨。    
    赵之亡,非秦亡而自亡也;中国之大一统皇权专制,非历史趋势,国民性使然不得已耳。    
    


第七部分第七十章 隐士鲁仲连

    中国之隐士,历来分为两类:道家隐士与儒家隐士。儒家游方之内,而道家游方之外。    
    道家认为“世间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故道家隐士主张近乎绝对的无为,不再入世,“隐”的目的是为了得道;儒家隐士或边隐边入世(“翩然一只云中鹤,飞来飞去宰相府”)或先入世后隐,“隐”的目的是为了避祸。鲁仲连属于儒家隐士。    
    平原君欲封鲁仲连,鲁仲连“辞让使者三,终不肯受”,以千金为鲁仲连寿,鲁仲连笑曰:所贵于天下之士者,为人排患释难解纷乱而无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贾之事也,而连不忍为也。    
    《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第二十三》我心常与鲁仲连有戚戚焉。“不忍”二字十分形象,利益对任何人都是一个诱惑,然而欲取而不忍也。所为者何?士与商贾冰炭不相容也,二者分开,各有用途,二者合一,不伦不类。再说,香饵之下必有死鱼,权力与金钱最终会成为殉葬品。然而人生在世十分不易,总要表演一番,所以鲁仲连穷天地,亘万事,要搞清楚    
    “天地之所以著,鬼神之所以幽,人物之所以蕃,江河之所以流”,更要弄明白社会的“兴亡继及,盛衰臧否”。发了光,尽了力,尽了事功而后再隐。后世的张良等大隐都是在效仿鲁仲连。鲁仲连做的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服魏国的新垣衍,不要劝赵国同意秦昭王称帝。听了鲁仲连的雄辩,新垣衍心悦诚服,说:始以先生为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为天下之士也。吾请出,不敢复言帝秦。《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第二十三》后来鲁仲连又通过一封书信,逼迫燕将弃城自杀。齐王欲封鲁仲连爵位,鲁仲连连摇头:    
    吾与富贵而诎于人,宁贫贱而轻世肆志焉。    
    《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第二十三》说完这句话,鲁仲连就“逃逸于海上”,消失得无影无踪。正如孔子所言:“道不行,乘桴桴于海。”实际上,“轻世肆志”就是鲁仲连的人生座右铭。一般人会认为,鲁仲连因此而获得了大自由、大自在、大解脱。我却不以为然。我想“海上”的生活根本谈不上“自由自在”。政治的大风大浪变成自然的大风大浪,也好不到哪里去。鲁仲连之出走并不是发自心底的选择,而是被逼无奈。我们可以设想:如果鲁仲连从一开始就躲避政治,不问时事,或经商或务农,以其超人的智慧,总不至于落人之后。那样的话,就不用“逃逸于海上”了。    
    战国人首纹青铜剑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就是相当一部分儒家隐士无奈的选择。最终“归于山林”也好,“逃逸于海上”也好,都是这一选择的代价。为苍生做些事情,给历史留下一笔,这是人生意义之所在;完全彻底的隐,倒是不需要什么代价,可是生命的价值就丧失殆尽了。    
    


第八部分第七十一章 伟大的孤独者屈原

    屈原列传是《史记》中最精彩的篇章之一。蟠蜿淋漓,针缕细密,于喷薄处见雄肆,鸣咽处见深恳,笔歌墨舞,纯乎化境。作者的情感完全融化到了字里行间。屈原从被贬谪到沉石自杀,都是冤枉的。司马迁开门见山,道出了屈原“倒霉”的缘由:上官大夫官职与屈原等同,心有不甘,想独享君宠,加之本来就嫉贤妒能,于是无端地在楚怀王面前造谣生事,恶人先告状,说屈原对楚怀王大不敬。楚怀王居然深信不疑。屈原的倒霉就不可避免了。“先下手为强”,用在此场合是再合适不过了。    
    谚语云:祸患常积于忽微。然而屈原并无“忽微”的过错,完全是小人构陷。即使屈原没有接受制定法令的任务,上官大夫也不愁找不到借口。人情恶薄,世路艰险。与小人为伍,祸端必生,有早晚而已。屈原像血性正直之人必遭遇小人,犹如鲜花必招引蜂蝶。屈原是血性诗人、正直文人,这本身也注定了悲剧性结局。正如法国作家沃夫拿格所说:“文人在世受讥讽,死后受赞扬。”屈原注定是活给后人的,他的才华也注定是为了恩泽后人的。兹不论屈原的诗祖地位。作为孤独者的先驱,屈原的人格、人品也会永昭日月,万古不    
    堕。屈原被驱逐流放,行吟泽畔,举目无亲,只能以文墨自慰。他放荡无忌,道世人所喋言:举世混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与释迦牟尼出生后说的第一句话“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庶几近之。当他闻听到国土沦丧的消息,再也无法忍受了,决定以死抗争。这一段是精彩中的精彩。渔夫劝他“随波逐流”:夫圣人者,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举世混浊,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铺其糟而啜其?何故怀瑾握瑜而自令见放为?《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第二十四》屈原回答:    
    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谁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常流而葬乎江鱼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温蠖乎!    
    屈原就这样投江了,留下了端午节吃粽子的习俗。一人之死而成千古习俗,上下五千年,独屈原一人。我们说到诗歌,说到民俗,说到人品,说到媚雅,都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屈原。    
    上官大夫“其名人也,而智则小虫也”。上官大夫像一条小虫,蜷缩在历史舞台的一隅,而屈原则是历史舞台上熠熠生辉的主角。屈原之诗,奥舒宏深,气机鼓荡,沉郁苍凉,随事赋形,文章声气,一时无两,开创了“遗响伟辞、卓绝一世”的楚辞,作为诗歌之源泉,永飨后人。“其影响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之上”(鲁迅《汉文学史纲要》)。屈原之人,行歌笑傲,愤世嫉俗,高洁磊落,利、衰、毁、誉、称、讥、苦、乐“八风”吹不动,死生契阔,遗音绝响,生而为英,死而为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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