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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者数十万人，我诈而尽坑之，是足以死。《史记·白起王翦列传第十三》大批坑杀降卒始于白起，其后效法者络绎不绝。西楚霸王就坑了章邯降卒20万。再往后，黄巢、张献忠、洪秀全等都是杀人而心不跳的魔王，动辄无端杀人数万、数十万。在战争中慑于杀人的被讥讽为“妇人之仁”，加以诟病。一旦战争变成杀人比赛，就脱离了夺城掠地、争王争霸的本意了。
第七部分第六十五章 孟 子
孟子在《史记》中只占不到半篇列传，与孔子占一整篇《世家》形成很强烈的反差。而且论赞中对孟子的评价也与对孔子的评价相去天渊。司马迁是这样评价孟子的：太史公曰：“余读《孟子书》，至梁惠王问‘何以利吾国’，未尝不废书而叹也。曰：嗟乎，利诚乱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于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于庶人，好利之弊何以异哉！”《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第十四》司马迁对孟子的赞叹，恰恰是孟子的短拙，而非闪光点。
孟子对“利”的憎恶过于偏激了，简直把现实中重要得不能再重要的“利”贬得一钱不值。孟子说：
为人臣者怀利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利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终去仁义，怀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孟子·告子下》孟子说反了，应该说：“……不怀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利是人的行为的最稳固之基础，无利，不足以推动社会前进，不足以调动人的进取心，不足以赋予人生以趣味性。利本身无罪可伐，有罪的是由“利”引起的贪欲与邪念。邪由利起，但不应该归罪于利，就像溺水而亡，罪责并不一定在水，而是另有所在。孟子没有认清这一点，到处宣讲置“利”于不顾的空中楼阁式的“仁义”，当然要处处碰壁，受不到君王们的青睐了。
彩绘鹿鼓然而，孟子也有其伟大之处。孟子最伟大的思想就是“民贵君轻”（“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主张。这个主张远远地高于孔子的所有政治主张。关于这一点，《史记》没怎么涉及，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或曰，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没有实际意义。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民贵君轻思想在欧美是相当普及的，可以说是现代民主政治之基础。以欧洲而论，“民贵”表现为“市民”的自治意识极其强烈，“文艺复兴”就是建立在市民基础之上的。孟子的伐放昏君的思想也是极有见地的。这一思想在中国没有得到实现（皇帝最多下“罪己诏”自我处罚），但这并不说明这一思想不具有现实意义。与中国近邻的日本受孟子这一思想的影响，就不止一次地伐放过昏聩或残暴的天皇。在日本的政治中，伐放成为一种行之有效的政治调节机制。
孟子的“与民同乐”思想闪烁着民主主义火花，也是极有价值的。孟子的关于君臣关系的论述（“君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几乎就是现代政治中君臣关系的典范。可惜，这一思想被董仲舒彻头彻尾地歪曲了。
……仅从政治学考察，孟子的价值绝不亚于孔子。然而，司马迁却没有给他以足够重视，不能不说这是个遗憾。
第七部分第六十六章 战国四公子
战国时期，齐国孟尝君、赵国平原君、魏国信陵君、楚国春申君并称“战国四公子”。司马迁为他们每人各开设一篇列传，而孟子、老子、荀子等都未能享此殊荣，墨子只是一带而过。看来，司马迁着重跟踪政治人物（他笔下的孔子也是个政治人物），而对文化人重视不够。当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秦以后，官学彻底合一了，职业的“文化人”寥若晨星。
对战国四公子，不能简单地以“重视人才”四字誉之。
孟尝君的食客，未见有真才实学的。孟尝君流落秦国遇险，先是一食客装扮成狗盗取白狐皮裘献给秦王宠妾，由秦王宠妾说情放了孟尝君。出关时又由另一食客装鸡叫，赚开了城门，得以逃脱。“狗盗鸡鸣”之辈救了孟尝君性命。
冯有些智谋，养冯这样的谋士三五人也就足够了，何以要三千乌合之众？孟尝君养士，非出于爱才，乃癖好也。他之食客，能够真正派上用场的十不过一二，其余皆是为满足主人癖好而存在的。孟尝君对其食客尚好，对一般人却不乏残忍：孟尝君过赵，赵平原君客之，赵人闻孟尝君贤，出观之，皆笑曰：“始以薛公为魁然也，今视之，乃眇小丈夫耳。”孟尝君闻之，怒。客与俱者下，斫击杀数百人，遂灭一县以去。
《史记·孟尝君列传第十五》就因为人家谈论孟尝君是个矮个子，一怒之下竟然“斫击杀数百人，遂灭一县以去”，灭绝人性，以至于此。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怪不得，有六万多家“奸人”搬迁至孟尝君受封的薛地。赵平原君与孟尝君大同小异，也是个养食客多而并不能鉴别贤良的人。齐之冯三次弹铗悲歌，方才引起孟尝君的注意。赵之毛遂，是靠自荐才得以“脱颍而出”，为平原君所用，逼迫楚王订立了合纵盟约。冯与毛遂，皆为己出，而非伯乐之猎物，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绝妙讽刺。
司马迁说平原君“翩翩浊世之佳公子也，然未睹大体”，一语中的。平原君之养食客，与尊重人才、使用人才、惟才是举几乎无涉。一个跛子与平原君住对面，一天，这个跛子被平原君的一个爱妾看见，受到她的耻笑。跛子找上门来向平原君抗议，要求平原君杀死爱妾。平原君没有照办，一年之后，门客散去大半。平原君纳闷，有门客告诉他，大家离您而去，是因为您爱美女而不“克黄”鼎爱门客。平原君恍然大悟，立即将爱妾斩首，门客又陆陆续续地回来了。这与孟尝君滥杀赵国百姓简直如出一辙。以下的故事足以说明信陵君门客的克尽职守：公子与魏王博，而北境传举烽，言：“赵寇至，且入界。”魏王释博，欲召大臣谋。公子止王曰：“赵王田猎耳，非为寇也。”复博如故。王恐，心不在博。居顷，复从北方来传言曰：“赵王猎耳，非为寇也。”魏王大惊，曰：“公子何以知之？”公子曰：“臣之客有能深得赵王阴事者，赵王所为，客辄以报臣，臣以此知之。”是后魏王畏公子之贤能，不敢任公子以国政。
《史记·魏公子列传第十七》信陵君的耳目之多之灵，由上可见一斑。信陵君是战国四公子中最有真才实学的一位，但即使如此，信陵君的养士也是利弊参半，不可评价过高。战国养士，开了人才私用之先河。门客固然能够聚拢人才，但人才也因此被分为门派，从而加重了窝里斗，使得朝廷再难有宁日。某某是某某的人，成为中国政治的一个难以治愈的痼疾。
春申君把人才视为特殊财富，别人聚珠宝，他“招致宾客，以相倾夺”，示以清高脱俗。春申君让门客“蹑珠履”，充分暴露了他的人财等同意识：赵平原君使人于春申君，春申君舍之于上舍。赵使欲夸楚，为玳瑁簪，刀剑室以珠玉饰之，请命春申君客。春申君客三千余人，其上客皆蹑珠履以见赵氏，赵使大惭。
《史记·魏公子列传第十七》看来，后来的石崇夸富，不过是模仿春申君而已。结党营私与唯才是举终究不可同日而语。
第七部分第六十七章 感慨范雎
范雎是一位充满矛盾的历史人物。他一方面小肚鸡肠，“每饭之德必赏，睚眦之怨必报”；另一方面，他又富于深谋远虑，能够忍辱负重，终成大事。他一方面对过去了的恩怨耿耿于怀，设计杀仇；另一方面，他又具有战略眼光，提出了“远交近攻”的战略方针。事实证明，“远交近攻”的战略方针是行之有效的，秦国就是在这一方针指引下一步步强盛起来，一步步完成连横大业的。从这个角度看，说范雎是秦国霸业的奠基人，并不为过。范雎事秦纯粹出于偶然，并没有必然性：
一次，范雎跟随须贾出使齐国。齐襄王得知范雎是个人才，就派人赠给他黄金美酒等礼物，范雎拒收。本来一件平常事，须贾却小题大做，捕风捉影，认定范雎里通外国，出卖了魏国利益。须贾让范雎收下了美酒等礼物，把黄金退了回去。回到魏国，须贾在魏国宰相魏齐面前中伤范雎，魏齐听罢大怒，命令左右用板镶嵌羽纹扁壶子与荆条抽打范雎，直打得范雎肋折齿断。范雎装死，魏齐命人用席子把他卷起来，丢进了厕所，让喝醉的宾客轮番在他身上撒尿。被卷在席子里的范雎对看守的人说：“你若能放我，日后必当重谢。”看守起了恻隐之心，跑去请示魏齐，说，把范雎扔掉算了。魏齐酒醉未醒，顺口答应了下来。范雎得以逃脱。
范雎逃至秦国，正值秦国排斥舌辩之士。几经周折，才得见秦昭王。从此，改变了战国时代的政治格局。范雎对秦昭王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促使秦国推行“远交近攻”的方针，从而事半功倍，驾驭住了复杂的局势；二是帮助秦昭王独揽大权，政出一门，为专权打下了基础。范雎是这样劝说秦王的：
诗曰：“木实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伤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国，尊其臣者卑其主。”《史记·范雎蔡泽列传第十九》如果没有范雎这个人物出现，历史将是另一番景象。那样的话，也许秦昭王仍是谙弱无力的君王，别说统一不了诸侯国，权力尽失也未可知。范雎使得一切都改变了，甚至历史的进程也被改变了。范雎呼风唤雨，如鱼得水。他在秦国的权力之大，通过他进谏秦王杀死了头号功臣白起，足可见证。白起坑杀40万赵国降卒的深仇大恨，由范雎替赵国人报了。六国的人杀死原先的头号敌人，而且是没费吹灰之力，也幽默得可以。
秦国吞并六国，然而为秦国制定吞并方针的，正是六国之一的魏国人———范雎。由此观之，六国———至少是魏国———乃自掘坟墓。有暴秦虎视眈眈，危若累卵，六国仍不结束窝里斗，直到把一流人才赶到敌人那里去。从这一点看，七国归于一统，实在是势在必行。诸侯国和平相处、相安无事，几乎是不可能的。假如当年没有范雎被须贾、魏齐陷害之事，魏国重用范雎，也许魏国可以强于一时，但绝对不可能改写历史。
历史是个古怪的老人，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范雎相于秦，恰恰顺乎中国政治之大势，所以才被写上了重重的一笔。
第七部分第六十八章 乐毅
———高山仰止的道德楷模
一般认为乐毅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我却认为他首先是一位令人高山仰止的道德师。
读史可知，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一部春秋战国史，就是诸侯国之间、君臣之间、臣臣之间的复仇史。恩恩怨怨，杀杀伐伐，起起伏伏，无有尽期。春秋战国时期，战争无数，其中绝大多数战争起因于恩怨复仇。为复一人仇而发倾国兵，为出一人气而要万人命。伍子胥就是复仇的代表性人物，为了复仇，他勾结敌国，攻打自己的国家，而且手段极其残忍。范雎最后也是千方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