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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心虚。而元绛此时也全然没有了昨天的和颜悦色，面目威严，厉声责问她和这和尚的奸情，以及勾结这和尚杀死丈夫的情节。那妻子很快就认了罪，确实是和那和尚通奸，乘丈夫和人打架，谋害丈夫再嫁祸于人。
后来有人问元绛为什么会怀疑上这个妇女的？元绛说：“我听她哭丈夫的声音一点都没有悲哀的感觉，尤其是她和丈夫同床共席，丈夫受如此伤害，她身上却一点血污都没有，因此产生怀疑。”
敲门便叫三娘子
明代作家祝允明在他的《枝山前闻》里记载过一个很有名的案子，也是通过详查案发当时的细节破获的，后来明末作家冯梦龙又以“沉夫呼妻”为名把这个真故事编入了他的短篇故事集《智囊补》。
浙江湖州有对老朋友赵三与周生，他们两个人商量着要一起到南京去做买卖。可是赵三的妻子孙氏不愿意丈夫离开他出远门，夫妻两人为此吵闹多日。孙氏连着周生一起骂，可是赵三还是打定了主意要走。到了约定出发的那天，赵三为了躲避妻子的纠缠，黎明时分就上了早就约定的航船。上船后看看时间实在太早，就在船上打起了瞌睡。想不到船主张潮看见他带的包裹里有准备做买卖的本钱，就偷偷的把船开到一个僻静的地方，把赵三扔到水深的地方淹死。然后把包裹藏好，又把船撑回来，假装在船上睡觉。
待周生上了船，看看没有赵三的人影，就在船上等着。可是等了很久，赵三还是没有出现，他觉得很奇怪，自己又不便去见孙氏，就要张潮到赵三家去催。张潮到了赵家的门口一边敲门一边喊：“三娘子！”孙氏开门后，张潮就问：“三官为什么这么晚了还不上船？”孙氏吃惊地说：“他一早就出门去了，怎么会到现在还没有上船？”张潮回报周生，周生也觉得奇怪，就和孙氏分头去找，连找了三天还是没有踪影。
周生惟恐自己受牵连，就写了状子呈送到县衙门。正赶上那个知县是个多疑的，怀疑是孙氏与人通奸，故意谋害丈夫。总是想从孙氏身上找到线索，百般查询，也没有什么证据。这个案子就这样拖延不决，正要不了了之的时候，有个京城大理寺的杨评事来本地检查审判卷宗，读了这个案子的卷宗后，说：“这张潮叩门便叫三娘子，定知房内无丈夫。”他向知县指出这是个大疑点。这才扭转了侦查的方向，知县开始布置调查张潮，并传唤了船上的其他水手，一一详细审问，了解到那天曾经开过船。后来找到证据，张潮也无法抵赖，这才服罪。
一件丧服查贼踪
还有以案发现场找到的证物查出凶手的例子。明朝末年的孙传庭以镇压李自成农民军出名，在他担任的第一任官职里，就已经显露出才干。在明清之交的《丹午笔记》、《消夏闲记摘抄》等笔记里，都记载了他在担任永城县知县时破的一个著名的案件。
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刚中了进士的孙传庭被派到永城县当知县。到任没多久，本地就发生了一件奇怪的案件：当地有一个孝子，因为父亲去世，就按照儒家的礼仪，在父亲的坟墓边上搭建了一座草棚，“庐墓”守孝。根据儒家礼仪的要求，父母死后应该守丧三年，在三年里要吃长斋、睡草棚、穿又硬又毛由生麻织成的不卷衣边的丧服，还不得与妻子同房、不得出任官职。这个孝子居然全都做到了，家里只留下刚娶回家、还没有圆房的妻子，还有自己的老母亲，两位妇女一人一个房间居住。一天晚上，有个无赖穿着丧服，打扮得和孝子一样，乘黑摸进新娘子的房间，和新娘子调笑。孝子的母亲听见响动，第二天问媳妇，媳妇说是孝子半夜回家与她亲近，这母亲就去责问孝子。孝子听了大吃一惊，晚上悄悄回家，躲在暗处。半夜里果然见到一个人穿着丧服进入妻子房间，刚脱下衣服，孝子就冲了过去，那人夺路而逃，孝子穷追不舍，可还是被那个无赖逃掉了。孝子转回家来，进屋却发现妻子因为羞愧难当已经悬梁自尽。孝子万念俱灰，就在妻子旁边上了吊。
那母亲早晨见儿子、媳妇都死于非命，发誓复仇。她在地上只拾到了那个无赖脱下的丧服，就直奔县衙门报案。孙传庭升堂审案，却只是敷衍了事地问了几句，按照常规去验了尸，根本就不提那件丧服的事，也没有马上发出通缉令。过了几天，他突然暗中下令，把全县所有的裁缝秘密带到衙门来审讯。当裁缝们被带来后，全部关在一个内室，然后孙传庭出来，拿出那件丧服让裁缝们辨认，看是不是自己做的，是为谁做的。其中有一个裁缝认出这是某位公子要他缝制的，当时是把他带到那位公子家的一个秘室里缝制，得了一大笔工钱。孙传庭立刻派出衙役把那个公子抓了来，一审下来，那个公子就认了罪。孙传庭把那公子关入大牢，为了防止公子家的亲属去上级拉关系阻止审讯，又考虑到此案公开审理的话，会暴露孝子和他妻子的隐私。他就暗中安排监狱里的牢头禁子，将这公子在监狱中处死，算是“病绝”。
隔间衣妆露真情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浙江新城发生一起离奇的命案是从死者装容发现疑点的。有个寡妇叶氏因“被逼改嫁”而自缢身亡。这个叶氏先后嫁过两个男人，后夫姓孙，死后给叶氏留下一个前妻所生才四岁的儿子和二十几亩薄田。叶氏雇了个姓秦的雇工帮忙耕种，平时雇工就住在叶氏家中。自来“寡妇门前是非多”，有人开始风言风语说叶氏的闲话，叶氏后夫的一个远房侄子孙乐嘉要叶氏辞退姓秦的雇工，叶氏也答应了，可几个月下来并没有真的辞退，说是发不出积欠的工钱。
孙氏宗族的族长又建议叶氏改嫁邻村的一户刚丧妻的周姓人士，要孙乐嘉去和叶氏商量。不料叶氏立即叫姓秦的雇工代她到县衙去起诉孙氏“逼迫改嫁”，违背寡妇意愿逼迫改嫁在当时被认为是有伤伦理纲常的重要案件，因此县官立刻就受理了。可是过了几天县官派人来向孙氏宗族了解情况时，孙氏族长满口否认，而姓秦的雇工又突然失踪，无法对质。派来的书吏指责叶氏，叶氏只是推说姓秦的雇工主谋诬告，并无它言。当晚叶氏就投缳自尽了。
新城知县勘验现场后，将孙乐嘉带到县衙，定了他个“威逼小功尊长自尽”的罪，建议判处徒刑。案件上报到杭州府，知府认为叶氏是寡妇，应该按照“威逼寡妇自尽”的法律，判处充军。案件继续上报，到了省按察使司，按察使又怀疑这是族长威逼寡妇改嫁意图谋财，将案件转发钱塘县重审，竟然拟将孙氏族长绞刑、孙乐嘉流放。
案件报到浙江巡抚衙门，巡抚也觉得案件越搞越复杂，又下令转交湖州府的同知唐若瀛重新审理。唐若瀛认识上文提到过的汪辉祖，私下请教汪辉祖应如何处理。汪辉祖仔细研读卷宗，尤其是查验现场的记录，发现叶氏死的时候，身穿红衣绿裙、红绣袜、花膝裤，脸上还薄施脂粉。现场的卧室只是一间，以木板墙间隔，木板墙上并无房门，里间是叶氏卧床，外间就是姓秦的雇工的木床。汪辉祖读完卷宗就对唐若瀛说：“这件案子只要杖枷就可以了结。逼嫁罪名的前提是寡妇自愿守寡，可是叶氏后夫才死了十一个多月她就已经是艳装抹粉（按照礼制，妻子应为丈夫服丧三年），哪里是守寡的样子？而且她与前夫结婚十七年在丈夫死后都没有守寡，更何况与孙姓后夫结婚才一年？姓秦的是个穷光蛋，哪里有拿不到工资还甘愿劳作的？孙乐嘉和族长劝叶氏改嫁时，她也没有当面严词拒绝。所以看来她之所以轻生是因为秦某不告而别，并不是因为孙氏宗族要她改嫁。案件的关键在于找到姓秦的雇工，这应该并不难办。”
唐若瀛依计而行，搁下案子不再穷追，而是努力通缉姓秦的雇工。不久就抓到了他，一经审问他果然承认自己和叶氏有奸情，听说孙氏宗族要叶氏改嫁，起先想起诉吓唬他们一下，后来知道事情闹大了，就自己逃走，没料到叶氏会因此自杀。汪辉祖替唐若瀛拟定判决：秦某与叶氏通奸，只是个徒刑罪名；孙乐嘉等分别判处杖刑和枷号。
附录原文：
凡官守，戒访外事。惟检验一事，若有大段疑难，须更广布耳目以合之，庶几无误。如斗殴，限内身死，痕损不明，若有病色、曾使医人、师巫救治之类，即多因病患死。若不访问则不知也。虽广布耳目，不可任一人，仍在善使之；不然，适足自误。
凡行凶人，不得受他通吐，一例收人解送，待他到县通吐后，却勾追。恐手脚下人妄生事，搔扰也。
凡初、复检讫，血属、耆正副、邻人并责状看守尸首，切不可混同解官，徒使被扰。但解凶身、干证。若狱司要人，自会追呼。
凡检复后，体访得行凶事因不可见之公文者，面白长官，使知曲折，庶易勘鞠。
近年诸路宪司行下，每于初、复检官内，就差一员兼体究。凡体究者，必须先唤集邻保，反复审问。如归一，则合款供；或见闻参差，则令各供一款；或并责行凶人供吐大略，一并缴申本县及宪司，县狱凭此审勘，宪司凭此详复；或小有差互，皆受重责；簿、尉既无刑禁，邻里多已惊奔。若凭吏卒开口，即是私意。须是多方体访。务令参会归一。切不可凭一二人口说，便以为信，及备三两纸供状，谓可塞责。况其中不识字者，多出吏人代书。其邻证内，或又与凶身是亲故及暗受买嘱符合者，不可不察。
随行人吏及合干人，多卖弄四邻，先期纵其走避，只捉远邻及老人、妇人及未成丁人塞责。或不得已而用之，只可参互审问，终难凭以为实，全在斟酌。又有行凶人，恐要切干证人真供，有所妨碍，故令藏匿；自以亲密人或地客佃客出官，合套诬证，不可不知。
——宋慈《洗冤集录·检复总说（下）》本书来自免费txt小说下载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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