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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想见，生活中的王蒙之所以左右讨好，折衷调和，其意在于能够使自己时时立于不败之地，从容周旋于各类漩涡，又能够全身而退。人情练达的王蒙，主张宽容、多元、和解，喜欢兼容并蓄，试图心平气和，然而终究心难平气难和；“欲洁何曾洁，云空未必空”，尤其当他试图把一些水火不容的东西化合在一起，比如把崇高与平庸化合，把神圣与世俗化合，把和解与批判、深刻与世故化合时，结果必然非驴非马。王蒙文本体现出的知识分子精神与世俗精神的和解，确是一种衰老的表征，一种暮年心态的映射。
六
上世纪九十年代至今，小说家和诗人构成蔚为可观的散文异军。该群体的写作大多呈现为玩票性质，如莫言、余华、苏童、叶兆言、朱苏进、王小妮、林白、翟永明等；也有一部分是双栖并重的，如刘心武、李国文、贾平凹、韩少功、史铁生、张炜、张承志、周涛、筱敏等。比起真正的以散文为专职的作家，这批由小说家和诗人转化而来的散文作家，行文大致能够典雅稳妥，气定神闲，切近散文本色，且又多了些传统散文不具备的放荡跳动的质素。小说家和诗人的身份，使他们长于形象思维，下笔活灵活现，行文跳荡飞扬，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某种程度上对传统散文创作构成良性冲击，促进了散文的扩容。但也出现了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利益驱使下的商业性写作，导致数量泛滥，质量滑坡，如刘心武的散文，常常东拉西扯，不痛不痒，立意、结构、语言均流于平庸无聊。再就是行文放浪失检，无视法度，仿佛青草地上驰马，破坏了散文的纯洁性。这种问题，在上世纪末贾平凹的长篇自传体散文《我是农民》中表现得尤为典型——文中写青年农民引生无钱娶妻而性欲旺盛，干脆用一把剃刀将自己的生殖器割掉，以了却烦恼。贾平凹近年创作的《西路上》，写西部某油城到处是歌舞厅、按摩房、洗头屋，“前天一个小姐给她的家乡姐妹拍电报，电文是：人傻，钱多，速来”。把现实中发生的真实细节信手植入文本，混淆了小说与散文的边界。作家莫言未曾去过俄罗斯，也以亲历者的身份活灵活现地写出了散文《俄罗斯散记》，他说：“咱家从来没去过什么俄罗斯，但咱家硬写了两篇长达万言的俄罗斯散记……咱家的经验是，越是没影的事，越是容易写得绘声绘色。”完全把散文与小说划等号，有失“修辞立其诚”的精神。散文允许一定限度的虚构，但散文毕竟不是小说。仅仅凭感性写作，没有对生活的尊重，对艺术的崇敬，重美轻真，因文害意，无异于对真诚心灵的亵渎。
与散文的表面繁荣、全民参与相比较，近年一些散文大赛、散文排行榜的做法，多已沦为哥们姐们间互送秋波式的自娱自乐。比如春风文艺出版社“一个人的排行榜”系列丛书中的《1997…2002中国优秀散文》，不无特色，但炒作跟风的性质颇为明显；再如《北京文学》半年一评、坚持了近十年的“当代中国文学最新作品排行榜”，其上榜的散文随笔也问题不少。与此相似的还有《散文选刊》组织评选的数届中国散文排行榜，无不大同小异，依据作者的官职、资历、文坛影响力排定名单的成分居多，这种因人论文的俗套，委实无趣。
百花文艺出版社推出的“后散文文丛”、“后散文书系”，春风文艺出版社推出的“布老虎散文丛书”，南帆、周晓枫主编的《七个人的背叛》，以及《人民文学》的“新浪潮”栏目、《大家》的“新散文”栏目，推出了一批新锐散文作者群，展示出散文写作的多面可能性。这些新锐散文家更多的是凭敏锐和直觉而非经验和阅历来创作，试图以其前卫与个性冲击传统的散文样式，部分作品打着探索的旗号，存有故弄玄虚的倾向。他们在创作中能够走多远，尚待时间的考验。
职业散文写手往往刻意为文，专以丽辞巧语为能事，难掩境界的逼仄和内蕴的空虚。近五年来，跨职业写作诞生的文坛外高手，成为散文一景。如电影导演陈凯歌的长篇自传体散文《少年凯歌》，研究员章诒和的长篇回忆录《往事并不如烟》，画家陈丹青的艺术散文《纽约琐记》、《音乐笔记》、《多余的素材》、《退步集》等，比起那些拿着正宗架子、打着“新”、“后”旗号的散文要强出许多。其实，散文随笔类文体，最应持一种业余心态，信手拈来，随意涂抹，于潇洒无意间反能开出新境界。这种“无心插柳柳成荫”的现象，似更切合散文本性。《少年凯歌》讲述作者“文革”中的成长历程，富于人性的深度和社会学的高度，下笔举重若轻，哀而不伤，强烈的艺术个性和出色的叙事才华，足令职业写手汗颜。陈丹青的散文头角峥嵘，尖牙利齿，文字如行云流水，骁野率性，既调侃戏谑，又省思鞭挞，字里行间流溢着人性的尊严与生命的自由，体现出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
其他，历史学家朱学勤的随笔立意高远，辞气酣畅，达到了灵动的文字和深刻的思想交融的境界；小说家韩少功的散文继承中国古代文史哲三位一体的“杂文学”大传统，拓展了汉语写作的文体空间和心智空间；评论家南帆的散文起落无迹，洒脱放达，体现出智者本色；庄周的《齐人物论》一书成功地复活偏废的文言，间以活泼的白话，在对现当代文学作品的印象式点评中，随意挥洒点染，而能遍地风流。近期涌现的无名作者春儿的《臭臭，我想你》、树儿的《娘，我的疯子娘》，从生老病死中，升华出人间大爱、悲悯情怀，极具穿透力，爱与死是文学永恒的母题，作为亲情散文的极致，悲情散文尤为动人。
说到底，散文不是刻意为之的产物，散文是散淡的、自然的、质朴的，是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当然也不妨是凌空蹈虚的，但一定是空而不空，虚而不虚。散文未必与宏大叙事有关，但必须与心灵有关，与灵魂有关，与精神有关。“真人之心，如珠在渊；众人之心，如泡在水”（苏轼），这“真人之心”与“众人之心”，正是高贵与平庸的分水岭。如何处理好散文的现实关怀和终极追求、书斋化写作和生命激情等，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散文不应仅仅是文学的小园香径，也可以是巍峨的崇楼宏厦。关注社会进程，强调良知道义，有益于散文精神的构建。高扬人文立场、秉持批判眼光的知识分子写作，并非小说专有，也是散文领域一种常青不凋的开阔的创作手法。
中国是一个散文帝国，有着辉煌灿烂的散文传统；我们对散文创作现状的不满，乃是源自一种更高的期冀和希望。当代散文何时才能迎来真正的中兴格局？我们翘首以待。
中学语文教育改革对谈
？ 钱理群 孙绍振
钱理群（以下简称“钱”）：我觉得现在的中学语文教学改革到了一个很关键的时刻。为什么这么说呢？我又想起了鲁迅，他曾经说过，中国的改革常常遇到三种情况，我理解就是“三部曲”。刚开始提出改革的时候，你会受到权力的压制，习惯势力的抵制，举步维艰。到压不住的时候，就纷纷改变态度与策略，变成支持改革了，突然之间，改革就成为了一种潮流，一种时尚。但在鲁迅看来，这时候恰恰就孕育着危机了。我理解鲁迅讲的这个危机，就是指一种理念与倡导，一旦成为时髦，变成一种时尚的时候，就可能会变形、变质，在潮流之下，就必然会产生许多新问题，甚至会发生某种混乱。因为改革就是实验，实验不可能每步都考虑得这么周到，必然会有些问题，产生你意想不到的弊端。这时候可能会出现第三步的曲折，就会有人打着“纠偏”的旗号来反攻倒算，重走回头路，鲁迅用一句很形象的话说，叫做“改革一两，反动十斤”，那是很可怕的。现在我们面临的情况是什么呢？第一步大概已经走过来了，中学语文改革已经成为潮流了，全中国大概没有一个人会说我反对改革，而且都自称是中国语文教育改革的支持者。但是，在热闹之中就出现了很多很多的问题，甚至发生了某种混乱。如果我们不能正视，搞不好就会出问题，这就是我们面临的现状。
孙绍振（以下简称“孙”）：我非常赞同你的观点。改革前的传统语文教学，最大的问题是，把语文搞得像政治课，或者是道德修养课，不太像是语文课，时间长了，就产生自我蒙蔽，觉得这一套天经地义，不言而喻，别无选择。我认为，要求实，求语文课之实，求政治课、道德课之实，就不能不把自己从习惯和现状的蒙蔽中解放出来，还原一下，语文、政治道德课的本来面貌，把蒙在它们上面的表面上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灰尘扫除。所以说“求实”跟“去蔽”是结合在一起的。
本来语文是非常有趣的，这个语文世界，尤其是文学作品，是超越了实用价值观念的、自由的心灵境界，语言到了这个领域是非常神妙的、非常动人的。我们小时候看小说看书看得都不想吃饭了，可是为什么到了上语文课，就让人感到精神窒息，这里一定出了什么问题。明明是很精彩的课文，你不去看那些教参还好，一看，都是些干巴巴的，叫人哭笑不得的玩意儿。把这个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