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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12月，俞敏洪开始了他的横穿北美大陆的游说之旅。
一个念头改变了他的命运
一个卑微的念头，改变了北大教师俞敏洪的命运。
在今天的中国大学校园，几乎没有人不知道“新东方”。
在做着出国梦的学子眼里，“新东方”是出国前必上的“黄埔军校”，是一座通向外面世界的彩虹桥。
每到寒暑期，成千上万的大学生、中学生从全国各地赶往北京，云集“新东方”。“新东方”报名处从早晚都排着长龙一样的队伍。
据说学校招生报名的那几天，海淀区中关村一带主要路段的交通总为之堵塞，出租车都要绕道行走。
据说在“新东方”附近卖烧饼、茶叶蛋的，一个暑假就能成为万元户。
据说一到寒暑假，中关村一带的旅馆、招待所全都挂上了“客满”的牌子，连地下室都住满了人。
在这一中国高校最密集的地区，能红火到如此程度的学校，可能惟有“新东方”———
每年培训学生15万人，同期在校生达1。5万人，在美国、加拿大留学的中国学生有70％是它的学员。
在许许多多人眼里，创办新东方学校的俞敏洪更是一个传奇人物。关于他的传奇故事有N个版本，若收集起来，恐怕能编成一本书。
其中有这么一个对话场景：
甲问乙：“你知道新东方的学员在世界各地有多少吗？”
乙摇摇头。
甲说：“我给你说个细节你就知道了。俞敏洪有次去纽约的一家餐馆吃饭，他刚坐下来，餐厅里仅有的三个中国顾客同时站起来说：‘您不是俞老师吗。我们是新东方的学员！’中国可能没有哪位老师象俞敏洪那样桃李满天下。”
后来见到俞敏洪，我特地向他求证这段传说的真伪。他笑着点头承认了。
俞敏洪编写的《GRE词汇精选》被学员称作“红宝书”，成为中国学生考GRE的必读书。他创办的“新东方”学校，是全国拥有学员最多的学校，堪称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观。他身边聚集着一批陆续从海外归来的留学生，他们给中国的外语教育带来了一场“学习的革命”。
这位传奇人物的命运转折，竟是因为一个卑微的念头。
走进俞敏洪的办公室，我的目光被一幅放大的、挂在墙上的照片吸引：在一片长着荒草的土地上，立着两间摇摇欲坠的破瓦房。
俞敏洪告诉我，那是他在江苏江阴农村的老家。
那时，老家很穷，穷得很多孩子都上不起学。初中毕业后，虽然他成绩很好、很想上高中，但还是不得不回乡务农。白天，他去地里干活，晚上，不管多累多乏，他都会在灯下看书学习到深夜。母亲看了心疼，知道他想上学，知道他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一天，她听说村里有个孩子上了高一后不打算念下去了，便去和人商量，让俞敏洪去顶了那个孩子。
就这样，在高二开学时，俞敏洪又重新走进了校园。虽然高中两年他学的很苦，但毕竟拉下了一年的课，高中毕业那年他参加高考时落榜了。
落榜的俞敏洪又回到了村里。虽然没考上大学，但是在村里人眼里，俞敏洪仍是个文化人，村干部让他当了拖拉机手。开了半年拖拉机后，因大队中学一位英语老师调走了，一时找不着老师，又将俞敏洪借调到中学做代课老师。做代课老师每月可以领到27元工资，但是对俞敏洪来说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有更多的时间复习功课。他并没有放弃上大学的愿望，他仍想通过高考改变自己的命运。他说那时候，他最大的愿望是能考上江苏省地区师范学院，跳出农门，做一名端铁饭碗的教师。
第二年，俞敏洪又一次参加高考，又一次落榜。
这时，代课老师的位置也失去了，俞敏洪又回到了村里，这次回来，他眼睛上多了一副近视眼镜。村里人见了他，不喊名字而是喊他“大学生”，这使他挺受刺激的。这种刺激反而激起了他的斗志，他决定重新复习，再次参加高考。
就在那年的秋天，江阴县第一中学办了一个外语补习班，向全县招生。俞敏洪听说了，当天就赶到县里报了名。可是来报名的人很多，补习班只招40名学生，最后学校出卷子考试，按成绩录取。
这次，俞敏洪又没考上。可是一次次挫败，并没有击倒他。这次考外语补习班的挫败，反而使俞敏洪对英语学习产生了一种狂热。经过一年的复习，不但英语大有长进，其他几门功课也有很大进步。俞敏洪信心大增。
1980年，俞敏洪第三次参加高考，他填报的第一志愿是北京大学中文系。高考成绩出来了，英语几乎拿了满分，语文考的也不错，可是数学却考砸了，总分离北大录取分数线差了13分。
俞敏洪心想，今年又完了，北大是上不了，但他仍心存侥幸，希望江苏地区师范学院能录取他。
发放录取通知书的日子里，俞敏洪几乎每天都站在村头眼巴巴地望着那条通往村外的小路，盼着那条小路上出现邮递员的身影。一天，邮递员终于来了，果真带来了一个好消息，而且是一个意外的好消息，他被北大中文系录取了。原来，北大中文系见俞敏洪的英语和语文两科成绩考的太好了，破格录取了他。
在经历了一次又一次高考失败后，俞敏洪终于考上了他向往已久的北京大学。临走时，他拍下了老屋，为的是永远记住那段绝望的日子。
俞敏洪挑着两个麻袋走进了北京大学，一头是衣服和日用品，一头是书。他说，那个时候根本不知道大学生活是怎么一回事，进大学的第一天就碰到了一件特别痛苦的事情。时隔二十多年，讲起这件事，俞敏洪仍记忆犹新：“我同宿舍的一个同学——当然那时候还不认识，躺在床上拿着一本《第三帝国的兴亡》在读。我觉得很奇怪，用很糟糕很难听的普通话问他：‘咦，上大学还要看这种书的？’那个同学抬头看了我一眼，那眼睛里是眼白多，黑眼珠少。这一眼在我生命中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也几乎改变了我的大学生活。它给我带来了两个后果，第一个后果：我大学四年感到极其自卑，到最后我什么都害怕，什么都恐惧，怕跟人打交道，甚至大学期间没谈过恋爱。第二点，它使我知道，一个人要读很多很多的书。
在俞敏洪上大三时，命运又一次扼住了他的咽喉，他患上了严重的肺结核，不得不休学一年。
在那一年里，他读了很多书，有文学、哲学、也有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读书，丰富了他的知识，而且使他对人生、对社会有了更多的思考。
出院后的恢复期，俞敏洪不愿躺在家里，他决定外出旅游。他背着旅行袋，身上几乎没带钱就出门了。这次旅游的目的，既是为了更多地走近大自然，恢复体能，也是为了检验自己的生存能力，他身上几乎没带钱，他必须靠在沿途打工，才能完成从江苏到浙江到福建到江西的长途旅行。
俞敏洪说，那两个多月的经历让他受益匪浅，而且终生难忘。在那漫长的旅途中，他在农村给人打过短工，整田、插秧、推磨，不但能换来几顿热饭热菜，还能免费住宿。他还在工地给人当过小工，挑砖、和泥，能挣来一张短途硬座火车票。
1985年，俞敏洪毕业后留校，被分配到英文系做教师。
日子在平平淡淡中一天天过去。俞敏洪结了婚，有了孩子，开始，一家三口挤住在北大招待所地下室一间只有8平方米的小屋里。那间小屋隔壁就是厕所，厕所的下水道经常堵塞，有时，大小便一直漫到了屋里。有一次，竟漫到了膝盖深，当时家里没人，等俞敏洪赶回来一看，那臭水上漂着他家的被子。
到1989年，学校终于给俞敏洪分了一间10平方米的宿舍。那是一间小平房，冬天，小平房没有暖气，得烧煤取暖。夏天，小平房热得象火炉，一台电风扇从早到晚都开着。
在这所人才济济的大学校园，俞敏洪不知自己要熬多少年，才能从小平房里搬出来，搬进有暖气，有卫生间的楼房，给妻儿一个舒适的家。
那年的中秋节，俞敏洪和徐小平、包一凡等朋友夜游颐和园后湖，空明的月光下，有人在夜河里漂放起一盏盏纸做的船灯，红红的蜡烛无声地向着夜色深处漂逝。看着越漂越远的船灯，他们伫立湖边，一时竟没了言语。在刚刚过去的八月的酷暑中，他们送走了一批去国外留学的朋友，他们也在考虑自己的未来。虽然他们谁也无法预测未来，但他们知道，个人的命运注定是要与国家和时代的命运紧紧缠结在一起。不久，徐小平走了，包一凡也走了，他们都出国留学去了。
俞敏洪在彷徨和苦闷中，也动了出国留学的念头，他既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学到更多的知识，也是想改变一下自己的生活。他不是不想当教师，而是在论资排辈的校园里，他感到有点压抑。
俞敏洪参加托福考试，很轻松地就拿了高分。他申请的几所美国大学都愿意给他提供奖学金。可是没想到的是，这条签证的路走了3年也没走通，他三次去签证，三次被拒签。俞敏洪又一次陷入了绝望。
靠奖学金出国留学的路似乎被堵死了。俞敏洪也想象其他人那样走自费留学的路。可是他没有钱，家里的全部积蓄甚至不够买一张去美国的单程飞机票。
既然暂时走不了，俞敏洪就想干点什么挣点钱，可是他能干什么呢？他唯一会做的就是教书。有人请俞敏洪去一个英语辅导班上课，每上一次课给30块钱。可是，靠这种缓慢的积累，什么时候才能筹够自费留学的钱呢？
1992年的一天，俞敏洪走在中关村的街上，发现电线杆上张贴着英语补习班的招生广告。他心里一动，那么多人要考“托福”，如果办一个“托福”补习班，也许能招来人。
俞敏洪说他办“托福”补习班的初衷是卑微的，当时他只想赚够一笔钱自费出国留学。
想好了就开始干。俞敏洪起草了一份招生广告，那时，俞敏洪没什么“野心”，如果能招来一个班的学员他就心满意足了。
冬夜，俞敏洪拎着浆糊桶、骑着自行车穿行在行人渐稀的大街小巷和灯光点点的大学校园，张贴自己用毛笔书写的“托福”补习班广告。浆糊刚刷上去就成了冰。冷得实在受不了，他就掏出揣在怀里的“二锅头”抿上一口。
广告贴出去后，俞敏洪焦急地等待着。在等待的日子里，他开始了对过去英语教学的反思，对自己学习英语的经验的梳理。
在中国的教育体系里，英语一直被作为一门学问一门知识，而不是作为一种交流的技能。教学过多地注重语法分析，学习以考试为目的，学生将主要精力放在课文分析和死记硬背单词上，而不注意表达技能的训练。“哑巴英语”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这样的教育是一种失败的教育。他不想再重蹈复辙。
苦苦等了10天后，俞敏洪终于等来了两位报名者。第一期补习班结束后，俞敏洪贴出了免费举办“托福”补习班的广告。这当然是一个诱饵，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