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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系的招生人数已大大超过了计划数，由于招生人数多于往年，已经没有扩容空间。
转系的希望破灭了，我的情绪更是一落千丈，我甚至后悔不该来报到，后悔没有回校复读第二年再考。
但是，如果我真的不来报到，真的回校复读，一定会有不少人说我有病，考上了重点大学不去上，而要回校复读，说什么他们也不能理解。
有人说，中国人是最容易满足的人，也是最习惯于妥协的人。在一般人的眼里，能上大学就很不错了，能上重点大学就更不错了，至于兴趣和爱好则不再强求，能如愿当然好，不能如愿就学一行爱一行。可是，如果学了一辈子，干了一辈子也不爱它，怎么办？这就象一桩违背当事人意愿的包办婚姻，没有爱情，没有激情，却要长相守。对当事人来讲，这难道不是最残忍的痛苦？
然后，这种妥协带来的不仅仅是痛苦，它还将能使你快乐，能使你幸福的热情和潜能扼杀掉了，让你留下终生都念念不忘的遗憾。
转系已经是不可能的了，我只能呆在图书馆系。
也许是我在电话中无意间透露了我的消沉和失望，父亲给我写来了长长的信，满纸的担忧和勉励。他一遍又一遍地叮嘱我，一定要学一行爱一行，他告诉我，兴趣和爱好是可以培养的。
既然现实已经无法改变，我就不得不调整自己的心态，象父亲告戒的那样，学一行爱一行。
在中学，我一直都是一个很勤奋的学生，因为，那时候有一面理想的旗子在前方不远处高高地飘扬着。每当我在茫茫题海里游得累了、困了，我就会抬头看看那面旗子，它象一剂解乏治困的药，让我又重新兴奋起来，拼命地游起来。每当我不堪忍受高三那地狱般的生活时，我就会看看那面旗子，它让我有了忍耐的勇气和力量。
可是进了大学，我没有了理想的旗帜，一切都变得不堪忍受起来。
我记得进大学后的第一节课是政治课，那位头发已经有点花白的老师站在讲台上，口若悬河地讲得唇干舌燥，并在黑板上写满了板书，可是我看见教室里几乎有三分之一的人在睡觉和看别的书，可老师似乎没看见，他目中无人地自说自听。我当时的感觉是，那位老师也许认为讲课是他的一项任务，他只是将他应该讲的内容讲完，至于学生愿不愿听，在不在听，他并不在乎。
这样的政治课听得索然无味。后来，每次上政治课我都带一本书去看，有时是小说，有时是随便抓到手的一本杂志。
进了大学没多久我就发现，这里与中学似乎并没有多大区别，还是在搞应试教育那一套，教师还是满堂灌，学生还是埋头刷刷地记笔记，考试还是考背功，谁能背，谁就能得高分。
前不久，我在西单图书大厦看到一本书，是一位北大毕业生写的，他在文章中将目前仍未摆脱应试教育的大学生活，称为〃后中学时代〃。我觉得他说的非常准确，我们的大学生活其实是中学生活的延续，如果说有什么改变的话，是我们不需每天都面对一板正经地教训我们的老师，不需每天面对那几张每天都是相同的老师的脸，大学里的老师上完课夹着讲义就走了，有的恐怕连他的学生姓甚名谁都知道的不全。
虽然我努力想学一行爱一行，但是我的理智总在排斥那些我不喜欢的、也不感兴趣的课程。由于不喜欢，也就没有学习的热情，书里的文字读起来味同嚼蜡，那些概念、定义更是让人觉得面目可憎。所以，每摊开课本，我要么是不由自主地犯困、昏昏欲睡，要么是手里捧着书，灵魂却漫无目的地四处游荡。
对我来说，学习成了一种痛苦的事，成了一种折磨。我无比绝望地发现，无论我怎么努力，我仍不能爱上这门专业。
我第一次逃课，是大一下学期。
在这之前，我已有很长时间没有认真听课了。因为大一上学期我就发现了一个秘密，每次上课，总有一些同学早早地就去了教室，他们提前去不为别的，为的是抢占教室最后一排座位，因为那是与老师距离最远，最不容易被老师关注的地方，他们可以放心大胆地看其他的书或睡觉。
同学中，有人经过长期细心观察和研究得出结论，课堂上，老师重点关注的范围是前三排。他们将前三排称作〃死亡地带〃。虽然〃研究者〃提供不了极具说服力的理论根据，但据我细心观察，发现所言极是，老师的目光确实很少落到坐在三排以后的同学身上。
发现了这个秘密后，我也成了一名后排座位的积极争夺者。每次上课，我都提前去教室，进去后就直奔最后一排最偏的一个角落，那是全教室里的最佳位置，因而也是争夺进行得最激烈的地方。如果抢不到最后一排，我就抢倒数第二排，总之，决不悲惨地落入〃死亡地带〃。
躲在老师看不到或习惯不看的角落，我打发着无聊的、漫长的时间，有时看小说，有时戴上耳塞听音乐，有时什么都不干，呆呆地看窗外呆滞不变的风景。
假如我原来的老师和同学在那个争夺后排座位的队伍里发现了我，一定会大跌眼镜，因为在他们眼里，我不应该是一个如此懒惰、如此消沉、如此不思进取的学生。
在抢占后排座位的争夺战中，我和一些竞争对手竟成了朋友。跟他们聊得深了，我发现，这些抢占后排座位、不认真听课的同学大都是因为对这些课不感兴趣，有的是压根儿就不喜欢自己所学的专业，象我一样阴差阳错地进对了大门，却进错了小门。有的是对某一门或某几门课不感兴趣，所以不想听课。
他们中，有一位来自陕西的同学，叫冬冬。冬冬是他在网上的名字。
认识冬冬，是在上大公共课的时候。大公共课在阶梯教室上，听课的除了我们图书馆系，还有其他系的同学。每次上大公共课，总是逃课率最高的时候，因为人多，老师一般不点名，就是点名，请同学代为应答也能蒙混过关，上大课的老师是分辩不出真假李逵的。
那个时候，我还没有逃课的胆量，虽然身在曹营心在汉，但是每堂课还是会去。那天的课是在下午，知道是上大公共课，抢占后排的同学多，我便提前了十几分钟去教室，当我直奔后排最右边的座位时，发现那里已有人捷足先登了。捷足先登者是一个男生，塞着耳塞正很沉醉地听着音乐。我便退而求次之，在他旁边的位置上坐下，拿出一本书看起来，是刚出炉的、林白的《玻璃虫》。
过了一会，同学陆陆续续都进来了，老师也夹着讲义上了讲台，坐在我旁边的男生仍旁若无人地听着音乐。也许是要倒带，他拔下了耳塞，见我在看书没听课，他悄悄问了一句：〃喂，你是哪个系的？〃
我和冬冬就这样认识了。
冬冬学的是汉语言文学专业，我羡慕地说：〃你真幸福啊，念中文多好。〃
〃好什么好，好个屁！〃没想到冬冬的脸竟一下涨得通红。
后来我才知道，冬冬的兴趣和爱好是搞音乐，我还知道他是复读生。98年，冬冬报考了中央音乐学院，结果没考上。复读了一年后，他还是想再次报考中央音乐学院，可是他的父母坚决不同意，他们本就不赞成他搞音乐，见考了一年没考上，就更不让他报了。结果，填写志愿表时，他和父母之间发生了冲突，父母要他填报文理兼收的经济学专业，他执意要报考中央音乐学院。父母后来以不给他提供学费、生活费相威胁。他妥协了，但是妥协的同时他提出一个条件，他可以不报考中央音乐学院，但是他也不报考经济学专业，因为，他对经济学一点兴趣都没有，看见数字头就大了。妥协的结果是他报考了汉语言文学专业。
我和冬冬同命相怜。我们常在一起聊天、听音乐，有时也一起去附近的一家蹦迪疯狂地宣泄一番。
我和冬冬象情侣一样形影相随。但是我知道这不是爱情，冬冬也知道这一点。因为他从来就没对我说过〃我爱你〃。他总是说：〃你很可爱〃。我们在一起，是因为我需要他，他也需要我。因为我们都很孤独，都很无助。我们需要刺激，我们害怕单调乏味的生活会使我们的生命窒息，会使我们的青春过早地凋谢。
我开始跟冬冬一起逃课。不过，我逃的很巧妙，尽量不让老师发现。我们逃课后，有时躲在宿舍听音乐，有时去北大东门的〃雕刻时光〃酒吧和北大西门的Every Day酒吧看电影。在那里看电影的都是一些〃新新人类〃和电影发烧友，也有不少逃课的大学生。
可是每次逃了课后，我总会有一种深深的犯罪感，还有一种对父母的愧疚感。特别是每次去邮局领家里给我寄来的生活费时，我就很自责，觉得自己愧对那份寄托着父母希望的汇款。爸爸和妈妈一直为我骄傲，如果他们知道了这一切，知道我这样消沉，这样自暴自弃，他们一定很伤心很失望。
我也曾一次次地想振作起来，可我就是打不起精神，翻开课本我就心烦意乱地看不进去。每次临到考试，我就借同学的笔记临时抱佛脚地背它个昏天黑地，居然也能每次混及格。可是这个学期的期末考试我就没这么幸运，有一门课亮了红灯。
得知有一门课不及格的那天晚上，我哭了一整夜，不是自责，也不是懊悔，而是很迷茫，很害怕，很绝望。
我也曾想过逃出大学，如其这样混日子浪费时光，真不如一走了之，出去后，再重新走一条自己愿意走的路。可是，我始终缺少这样的勇气，也缺少这样的胆量。如果我放弃了上大学，回去后，我如何面对父母，面对亲友，面对我的老师和同学？如果我放弃了上大学，在这个重文凭看出身的社会，我是否真能实现自己的理想？
这些问题，日日夜夜在我的脑海里翻腾着，令我痛苦万分。
我越来越感觉到生活的无聊和乏味，却找不到改变这种生活的契机。我已经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正在滑向深渊，却找不到拯救自己的办法。
时间正在一天一天地过去，我似乎能听到时间流动的哗哗声，我很心痛，却又无奈。有时，我真想放纵自己，让灵魂已经麻木的肉体随波逐流。有时，我真想就此沉沦下去，任由命运之舟推到哪里算哪里。但是，在我内心深处，总有一个声音在呼唤着：你还年轻，你不能就这样自暴自弃。
如今，我正站在一个充满分叉的路口，不知道哪一条是归属自己双脚的路。
王姗将目光茫然地投向窗外。
窗外，那轮象火一样燃烧的太阳已经下山了，炙人的热浪正一步一步退去，一辆洒水车播着悠扬的乐曲、喷射着水花从窗前开过。街灯开始一盏一盏地亮了，酒吧也渐渐失去了午后的宁静。
我不知道该对王姗说什么，我不知道如果她是我的女儿，我又该让她作出怎样的选择。当阴差阳错的命运已经摆在面前的时候，是从命运中逃脱，去走一条凶险未卜的路，还是向命运妥协，走一条虽然没有幸福和快乐，但却四平八稳的路？
就在前不久，中央电视台《倪萍聊天》节目邀请我去做嘉宾。那天，聊的话题类似于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