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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恼的叶子
2001年6月28日
第二天，我试着拨出了那个呼机号，并留下了我的名字和电话。没想到一会儿她就给我来电话了：
〃您好，我是叶子。〃
〃叶子，我看了你的信，知道你很苦恼，不知道你愿不愿意跟我聊聊。〃
她在电话那端沉默了一会儿后说：〃可以，但是我有一个要求，如果您要写文章，请不要写我们学校的名字好吗？〃
我答应了她的要求。
约好了见面的时间和地点，我正准备放下电话，她说：〃我不叫叶子，我叫王姗。〃
见面地点是王姗定的，那里离她学校不远。
当我裹着一股热浪走进那间酒吧时，发现靠窗的一张小桌旁已坐着一位女孩，虽然她背对着门，但我猜想那一定就是王姗了。
我径直走到那张小桌旁。女孩站起来笑了笑，说：〃您是吴老师吧，我是王姗。〃
面前的王姗，高挑个儿，肤色白皙，细眯眯的眼睛，笑起来象一弯月亮，很温柔，很妩媚。可是那天下午，我只见她笑过一次。
午后的酒吧很安静，厚厚的玻璃挡住了外面刺眼的阳光，也挡住了马路上的喧嚣和嘈杂。空调机将清凉的风徐徐地送过来，桌上的玫瑰散发着一股沁人的清香。我们要了杯冰镇可乐，她低垂着眼帘，用吸管轻轻地在杯中搅动着。
我们的交谈开始有点滞涩，后来才渐渐流畅起来。（未完待续）
交出了自己的理想和选择的权力
当我在〃服从调剂〃一栏上签字后，我就交出了自己的理想，交出了自己选择的权力
在父母眼里，我是个乖女孩。因为从小到大，我几乎没让他们操过心。上小学时，我
是老师宠爱，同学羡慕、嫉妒的好学生，小学毕业那年，一所省级重点中学招生，我轻轻松松地就考上了。
那时，我的理想是多彩的，也是多变的。上初一时认为医生救死扶伤很伟大，穿上白大褂也很神气，便想当医生。初二那年迷上了刘德华，成了追星族，又想做一夜成名的歌星。初三时，读了夏绿蒂姐妹的《简爱》和《呼啸的山庄》，便一心想当作家。一直到高一下学期我的理想才算定型。
那个学期开学不久，班上组织了一次班会，题目是〃新闻幕后的故事〃，前来讲故事的是一位很有名的女记者。我一下子就被她吸引住了，她所讲的那些亲身经历的故事，更是让我激动不已，我喜欢那种每天都有激情撞击的生活，喜欢那种具有冒险性和挑战性的工作。我讨厌四平八稳、按部就班，更讨厌死水一潭的生活。如果说过去的我，理想是孩子气的，是模糊的，摇摆不定的，那么，那天下午，那位女记者就象一支火把，照亮了我理想的隧道，我第一次严肃地思考理想和未来这个重大的问题，第一次清晰地知道自己真正喜欢的是什么，热爱的是什么，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
就是在那天下午，我将做一名记者的理想装进了心里。
参加高考那年，我所在的省实行考前填报志愿。有人说高考靠实力，填志愿靠运气，因为即使考出了高分，如果志愿没填好，兴许也会落榜。每年都会有一些因志愿没填好而落榜的倒霉蛋为此而痛不欲生。所以，也有人说填报志愿是赌博，敢赌的人，要么赢得莫名其妙，要么输得精光。听说有一年，北大、清华在北京地区的最低录取分数线降到了400多分，原因是，此前一年，报考北大、清华的人多，将分数线拉高了，致使一些考得不错的人与两校无缘，不得不接受降低分数线被二流学校录取的命运。于是第二年，许多即使考了高分的人也不敢报考两校，他们宁愿选择一条稳妥的路。结果，一些仅考了400多分的考生竟轻轻松松地进了北大、清华。
填报志愿就好比扔手中的骰子，抛出去是六点还是一点，全凭运气。
说到这里，王姗一脸苦笑。
品味着王姗的苦笑，我想起了远在湖北孝感的一位女孩。在2001年的高考中，她考出了657分的好成绩，这个成绩，即使在多年来高考录取分数线居高不下的湖北省来说也是不多见的。她很自信地在第一志愿里填报了清华，第二志愿填报了北京外国语大学，后面几个志愿她都没填，因为她觉得根本就没必要填。
出乎意料地是，由于当年高考试卷难度系数降低，仅湖北一地，总分超过600分的考生就有近万人，清华在湖北地区的最低录取分数线定在了660分，因3分之差，那女孩的档案没有能走进清华，而她所填报的第二志愿北京外国语大学在第一志愿里就招满了，第二志愿根本就没看。结果，考了高分的她竟成了落榜生。
她的父亲，一位连县城都很少去的农民，焦急地拿着女儿的成绩赶了几百里路去了武汉，他费尽周折终于在这座大都市里找到了有关部门，可是招生计划已经完成，招生工作已近尾声，有关部门虽然深表同情却也爱莫能助。
我不知道那个农村女孩如今在哪里，是回校复读准备第二年再考，还是被贫穷拖回了那个需要她的家。
王姗轻轻的咳嗽声打断了我的思绪，将我又拉回到夏日里的酒吧。
王姗说，考后填报志愿，仍有如此大的风险，考前填报志愿，风险就更大了。即使是成绩好的学生，也难保证自己上了考场就能发挥正常水平。有一年，我所在的那所重点中学就发生了一件匪夷所思的事，一位学习成绩在全年级一直遥遥领先的同学，高考中意外失手，竟然连第一批重点线都没过，结果，他去了一所二类学校，其实按他的实力，他本可以去清华、去中国科技大。
我们填报志愿的时间是6月15日至16日。那两天，父亲、母亲和我将96年至1998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在省招生录取统计资料研究来研究去，最后决定报考我现在所在的这所大学。这是一所我心仪已久的大学，它的新闻专业也是在全国叫得响的。
我之所以敢报这所竞争性很强的大学，是因为我对自己有足够的信心，在那所重点中学里，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在年级前20名。
我填报的第一志愿是新闻，后面几个志愿分别是汉语言文学、社会学等。总之，都是文科类专业。志愿表上，有〃是否愿意服从调剂〃一栏。我犹豫了，久久不敢下笔。因为在此之前，我听到了太多的带有悲剧性的故事。不喜欢学地理的被调剂到地理专业，不喜欢学数学的进了数学系，喜欢学生物的被调剂到机械制造系，喜欢法学专业的被调剂去学中国革命史。
可是我父亲坚持认为，应填上〃愿意服从调剂〃，应该给自己多留一条后路，这样就会多一份被录取的希望。他说，假如你前几个志愿都未被录取，如果不愿服从调剂，你的档案也许马上就会被抛给第二批院校，这就等于你与重点大学无缘。如果服从调剂，虽然专业不满意，可毕竟进了重点大学的大门。
父亲的话不无道理，可是我仍很犹豫。填报志愿的截止时间是16日下午6点。6点钟，在向老师交志愿表的最后一刻，我咬咬牙填上了〃愿意服从调剂〃几个字。那时，我心存侥幸，觉得那样倒楣的事不会在我身上发生。
可是没想到，这种倒楣的事还真的在我身上发生了。
高考成绩出来的那天是7月24日，当查分热线报出我的成绩是615分的时候，就有一种不好的预感紧紧地缠绕着我。虽然我的成绩比第一批文科重点院校最低录取分数线要高出几十分，但是我所报考的这所大学在省里的最低录取分数线却一直徘徊在610分左右。
等待入学通知书的那段日子，是令人焦虑的，也是痛苦难熬的。
8月18日，我终于收到了录取通知书，录取我的学校正是我填报的学校。可是，我还没来得及高兴，马上就跌入了失望的深渊，因为我看到在录取专业一行写着：图书馆系。我的头一下就大了，第一个反应就是：这怎么可能，录取我的怎么会是图书馆系？虽然在那段等待的日子里，我也曾作过种种不好的假设，比如，如果不被新闻系录取，也许会去中文系，如果中文系不被录取，也许会去社会学系，可是从就没想到过会去与我的爱好风马牛不相及的图书馆系。
这时我才痛心疾首地认识到，我填写了〃服从调剂〃，就等于交出了自己的意愿，交出了自己的理想，交出了自己选择的权力。填写了〃服从调剂〃，就不得不接受任人摆布的命运。
我的心被一种深深的失望笼罩着。当我的老师、同学和亲友兴奋地向我表示祝贺时，我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父亲和母亲知道我的兴趣和爱好，也知道我想当一名记者，所以接到录取通知后他们也有一点遗憾，但是他们仍然很兴奋、很激动，因为他们的女儿考上的，毕竟是一所令许多人都羡慕不已的重点大学。
父母他们看重的也许是面子，是我给他们带来的骄傲，因为人们问起来，总会说〃你女儿考进了哪所大学？〃却很少有人问〃学什么专业〃，何况，图书馆专业和新闻专业也没有高低之分。没有人会关心你的兴趣、你的爱好，没有人会关心你的理想。在千军万马仍在挤独木桥的现实中，能考上大学已是幸运了，能考上重点大学就更是幸运中的幸运。当大多数人还在以能上大学为第一目标时，个人的兴趣、爱好、理想便成了一种很奢侈的东西。这种无可奈何的现实，扼杀了多少人的梦想，埋没了多少人的兴趣和爱好啊！
我想起了父亲。父亲与汽车打了一辈子交道，先是在汽车厂做技术员，后来又做工程师，但是我知道他真正的爱好并不是这一行，他的理想是当飞行员。当年报考大学时，他填报的是北航，可那时候兴政治审查，父亲的舅舅在台湾，政审这一关没过。既然飞机开不了，那就去开汽车吧，于是父亲报考了汽车制造专业。
听母亲说，当年她怀上我的时候，父亲特希望是个男孩子，父亲说，要是个男孩子就让他去开飞机。
父亲在前几年就退休了，退休后的乐趣是收集航天航空方面的资料，已经剪贴了几大本。有时，看他戴着老花镜阅读那些资料的着迷劲儿，我就想，假如当年父亲学了他感兴趣的、喜欢的专业，他会是什么样子呢，也许他的成就要比今天大，他的人生要比今天更快乐。
拿到录取通知书虽然很失望，但是那时候，我仍抱有一丝幻想，因为我听别人说，有些学校允许学生入学后调换专业。（未完待续）
没有了理想的旗帜
进了大学，我没有了理想的旗帜，一切都变得不堪忍受起来。
去学校报到的第一天，我就四处向人打听转系的事。
结果是令人失望的。虽然学校允许学生转系，但却有严格的规定，最关键的一条是，你想去的那个系具有扩容的空间。
那一年，是大学实行扩大招生的第一年，全国招生计划一下就增加了30万，在校舍、教师、学生宿舍基本都没增加的情况下，一下就多招进了30万大学生，几乎每所学校都喊挤。
新闻系的招生人数已大大超过了计划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