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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结果就是外国大建筑师留下的是更加完美、更加个性化的作品，因而也名气更大，要价更高，生意更兴隆。中国建筑师却把自己降到开发商的水平，难免生产出一些平庸粗俗的城市垃圾。作品的层次低了，人的档次也就低了，想要高价更不可能了。结果凡是有大的项目，还是让老外抢去，眼睁睁看着别人挣大钱，自己干瞪眼。
这就是穷人和富人的区别！
不是中国的建筑师没有个性，而是他们太需要人民币。如果建筑师还在为区区一点设计费而呕心沥血——据说外国设计师的要价大约是中国同行的十倍——没有这单生意就有可能饿死，他是在为生存奋斗，而不是为艺术献身，在老板面前他还能有什么脾气？！
献身是可以的，也是伟大的，但献身的前提是身还在，还是你自已的，你还可以作主。如果肉身的存在都成了问题，献身就只是一句空话。
穷人的理想往往就是空话！
，他在等米下锅！人穷就必然受制于人，迫于生计，很多时候只能妥协，这一妥协又埋没了自己的才华，错过了发展的机会，最后只好随波逐流，一直穷下去。
穷人很难有长久的打算，穷人是很难长大的。
穷人买得起什么
丛林哲学在商场上是特别有人缘的。商场就是战场，是严酷竞争的地方，你死我活，为了自己活下去，往往就顾不上别人的死活了。
应该说邪不压正，奸商是人人痛恨的，可是为什么走歪门邪道的人反而有那么大的生存空间？就因为有那么多低端的用户，也就是穷人，为他们埋单。穷人为劣质品埋单，这不仅害了他们自己，还等于是为这些奸商输血，让他们成长壮大。
那么，穷人能不能不买劣质品呢？不行，他并不是“山猪吃不惯细糠”，而是吃不起。比如奶粉，婴儿每天要喝，消耗量极大，数量克扣不了，只能在质量上选择。同样是奶粉，价格却有天壤之别，进口洋奶粉一袋要卖到几十元，而劣质奶粉却只要几元。一个婴儿如果完全用高质量的奶粉喂养，每月光奶粉费就要上千元，穷人承受得了吗？
没有经济实力，就只能消费便宜的东西。便宜无好货，大家都心知肚明，但穷人还是要买。从某种意义上说，穷人对便宜货还有种亲切感，只要不是造成很严重的人身伤害，只要还能将就着吃，有总比没有好，至少能够哄哄嘴巴。他们甚至是感激这些劣质品的。
只要去看看每个城市的夜市和农村的集贸市场，卖的都是些便宜货，大多是劣质商品，但人气却比正规的大商场好得多。为什么？便宜！
穷人爱买便宜货，不是他们傻，他们贱，是没有办法！
便宜的东西，必然要压低成本。而成本的构成不仅是在原材料上，还包括购物环境、质量检测等等。以食品为例，按照专家的说法，要基本上达到食品安全标准，检测成本就需要占到食品本身成本的30％～40％。成本增加必然价格上涨，在许多老百姓还带着弹簧秤上街买菜，大多数消费者对每一角钱都要讨价还价的国情下，穷人能否承受为安全而付出的昂贵价格？
恐怕很难。所以尽管超市里有“绿色蔬菜”，老百姓还是宁愿到农贸市场上去买，知道有农药残留，买回来多洗洗就行了。
打击劣质商品，不仅仅是要打击，还要扶持优质商品，让优质商品的价格降下来，让穷人的收入升上去，恐怕这才是根本的办法。
穷人不要生病
据卫生部统计信息中心2004年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近十年来，我国患病人次十年内增加7。1亿，达到50亿，每10人中有1。3人患有医生明确诊断的慢性疾病。患病人数明显增加了，但就诊率却从1993年的17％下降到13。4％，无医保者就诊率更是剧降至8。6％。
调查者还比较了1993年到2003年的门诊费用和住院费用的变化情况。结果发现，城乡合计年人均门诊费用和住院费用在排除了物价上涨的影响后，平均每年以14％左右的速度上升。
改革开放二十年来，老百姓虽然收入增加了，但收入增加的幅度远远赶不上医疗费用的上涨。“看不起病”已经成了穷人最大的心病。
我们在报上经常看到一些人生了病而无钱医治的血泪报道，开始还解囊相助，捐助一点。后来看得多了，认识到你根本帮不完，著成绩只好硬起心肠，翻到报纸的娱乐版，眼不见心就净了。
但是有些事是你看了之后无法心净的。
某报讯，贵州农妇杨某随丈夫到福建三明市打工，在厂房的住处分娩时遭遇难产，这位孕妇竟然自己拿起菜刀剖腹取子！双胞胎一死一伤，而产妇由于抢救及时，拣回了一条命。
自己拿菜刀剖开自己的肚子，这是何等样的惨烈！如果她身在千里迢迢的荒野，近处没有医院可去，我们还可以理解，但她就在现代化的都市，打一个120救护车就会呼啸而来。
惟一的原因只是没钱！
我们经常在报上看到黑诊所医死人的报道，报道中的黑诊所无一例外地简陋、脏乱，比起正规医院来，确实有天壤之别。这样差的条件，那些上门求医的人难道看不出来？
谁都是有眼睛的，谁都珍惜自己的命，谁都不愿死在黑诊所里，他们之所以要去那样的地方，最大的理由就是便宜！
钱，还是钱，剥夺了穷人获得良好救治的权利。当我们的媒体义正词严地声讨着黑诊所的时候，穷人却感到无奈。
其实，看病的费用高，原因并不仅仅在于一些医院采用了现代化的医疗设备、诊疗手段，使用了新研制开发的药物等，而是由于一些人为因素抬高了医疗的成本。
“医疗腐败”已经是地球人都知道的事，一些医院为多创收，将医务人员个人的收入与他们给医院创造的价值相捆绑。于是，医务人员的开单提成、开药提成、小病大治等怪现状蔚然成风。由此，他们是岗位致富了，患者的负担却大大加重。
其实，我们的医药资源并不匮乏，到大街上去看一看，药店多过米店。但药店里真正的平价药寥寥无几。我们曾经看到媒体大肆称道国家对一些常用药品价格实行下调，但是，先后14次降价，穷人却并没有感觉到多少实惠。因为降价以后，利润空间小了，商家干脆不生产、不销售了，便宜药反而被逐出了市场。
当一个公益性的事业走上市场化道路，我们确实没有理由报怨它唯利是图，因为市场的规律就是如此。
穷人没有决定政策的权力，更没有左右市场的能力。“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穷人只有祈求上天保佑，千万不要生病。
穷人不要惹事
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事，所以法律面前也只可能有相对的平等。法律只能寻求各种利益的平衡点，就像交通法规中的人车之争，完全保护机动车驾驶者或完全保护行人，都是不行的，最后只能达到一个大至的平衡——大多数人没话可说了，也就基本上公平了。
就算立法本身已经做到了相对公平，这个公平的法律也不是人人可以享受的。为了保证法律的公平，就必须有相应的程序，而很多繁琐的程序看起来是为了公平，实际上是把弱者拒之门外。
比如维权。
维权是需要成本的。穷人打不起官司，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如果说古代穷人打不起官司，大部分原因是由于执法者的腐败，那么现在穷人打不起官司，不仅是没有钱“打通关节”，就是正常程序所产生的费用，他们也是支付不起的。
报上登过一件事，2002年，南京市玄武区白甸村农民曾经怀疑村里的一个化学厂毒死了他们百亩蔬菜，有意通过司法途径解决。然而，当他们到检测机关一咨询，一棵小菜的鉴定费用高达二万元，几种蔬菜就要十多万，一辈子没挣过这么多钱的老农们顿时傻了眼。
傻眼之余，只好作罢。貌似公正的法律对弱者来说是件奢侈品。
有一个知识分子，他家楼后正在修一个新楼，日夜施工，噪声扰民，于是他想拿起法律武器。这次取证倒是不成问题，但他翻开有关规定一看，“建设单位对确定为夜间施工噪声扰民范围内的居民，根据噪声受污染的程度，按批准的超噪声标准值夜间施工工期，以每户每月30元至60元的标准给予补偿。”他一算，即使按最高标准讨回来的“公道”，可能也抵不上在讨公道过程中所耗费的时间和精力。这显然是件不划算的事，只好作罢。
经常让人“只好作罢”的法律，公正性从何说起？很多时候，法律对弱者来说只是个摆设。
倘若只是个摆设，倒也罢了。
历史上的冤案、错案，无一不是在法律的借口下实施的。现代许多巧取豪夺的事情，也无不是穿上了合法的外衣。法律是件有力的武器，正因为如此，掌握的人才要格外公正，格外仁慈。也正因为如此，穷人一定要遵纪守法，万事想得开，千万不要惹事。
穷人也是纳税人
腐败的本质是什么？就是损公肥私。那被损的“公”里面，就有你我一份。腐败看起来是国家的事，其实是每一个老百姓的事，腐败所鲸吞的财产，实际是纳税人的钱，腐败损失的每一分钱最后都要由我们来埋单。
腐败会通过损害国家利益来损害具体的人。如果国家经济恶化，每一个人都要承担恶果。就像一个家庭，总体收入高了，每个人的生活质量才能提高。
有一个粗略的数字，我国近20年来，约4000人出逃国外，外逃资金500亿美元。也就是平均每年外逃200人，每年外逃资金25亿美元，每人所涉金额大致是1250万美元。
这些美元折合成人民币，那就是几千亿的数字了。一个三峡工程总投资预计才2039亿，实际不超过1800亿元人民币。而4000个腐败分子，卷走的钱就足够我们建两个三峡工程。
中国有高达8亿的农民，构成我们这个国家主要的贫困人口。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为农民减负，整整8亿人，通过免征农业税和降低农业税税率，一共减轻税负280亿元，也只不过相当于每年被腐败分子外逃卷走的财产。
还有大量没有外逃的，没有暴露的，更有随时随地存在的合法腐败，这些数字加起来有多庞大，我们无法相象。
腐败与我们是有关的。国家亏损了，整个社会财富存量减少了，项目停工了，工人失业了，银行资金变坏帐了，这一切都是全社会的代价，都要纳税人来承担。
尽管“纳税人”这个词我们早就不陌生了，但落实在自己头上，我们好象还是没有身份感。纳税人能做什么呢，除了纳税？
如果说腐败仅仅是针对国家财产，对我们的损害似乎还不是那么明显。但很多时候，腐败者直接掠夺我们，把我们的钱装进他们腰包。
比如西安即开型体育彩票造假案，8名事发后被逮捕的国家工作人员收受体育彩票承销商的金钱贿赂，少则几千，多则十多万，直接导致不法商人一手遮天，操纵彩票发行和兑奖工作，诈骗彩民钱财200多万元。
商人不是慈善家，白给人送钱的。他的付出是一种投资，必将加倍赚回。从哪里赚回呢？羊毛出在羊身上，所有的腐败，最后都要由百姓埋单。
穷人为富人输血
仅从售价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