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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这事困惑得耐不住了，便去请教犹大心理教授，他诡秘地笑着，问我：“你确定那只是一个梦吗？”他马上说他绝不是在暗示什么。我想我无辜地在珍妮如山的陈旧记忆中又添了一份她想滤去却无法滤去的创伤。爱的那个永远得像珍妮这样忍声吞气，被爱的那个永远可以不负责任，坐享情谊。爱和被爱就这样遥远、沉默地存在，都很无奈。
我结束学业后搬出波西米亚楼。一个中国刚来芝加哥的医科学生向我打听租房行情，我马上推荐她去找房东太太。我对医科女学生说：“那楼特有情调，特波西米亚！”医科女学生不以为然。我又进一步蛊惑：“橡树公园城是有悠久艺术传统的地方，是梅明威的诞生地！”她说：“海明威？”我说：“就是写《老人与海》的海明威呀！”她说她不认识。她看了房子后打电话给我：“那么贵的房租，里面墙上的砖都露在外面！”我还想就“波西米亚”再讲两句，转念，算了。如果一个人不懂它的情趣所在，怎么可能去经验甚至欣赏它中间那感伤的、怀旧的、微妙至极的人情味呢？它将对那个人是个浪费。
而珍妮的耗费和投入在我这里，绝对不是浪费，我透过偏见、遗憾，甚至同情，深深地记住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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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尼斯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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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医生的名字叫丹尼斯，是我从医疗保险公司的名册上找到的。丹尼斯这个姓听来有点雅，跟一个漂亮女性的名字“迪妮丝”发音接近（索尔·贝娄小说中的一个漂亮精明的妻子就叫此名），我就认定丹尼斯医生做我的家庭医生了。其实“常务”医生更接近他职责的性质。就是不管大病小痛，首先要去给他诊，由他诊出大概之后，再把你交到各科专家手里。专家是至“专”的，五脏六腑，从头到脚，从骨髓到皮表，好几十个行业的分工，名称也各是各，医脚气的专家也有很长的希腊文的专门名称。当然是不只治脚气，踝骨以下的都归他关照。并且美国人对脚气的看法也较为积极、正面，叫它“运动员脚”。就如肥胖不叫肥胖，叫超重。据说商店里的衣服尺寸也改得较为鼓舞人心；特大号“xxl”不再往前头加“x”了，而把大得无以复加的型体尺寸叫做：“happytobeme”（我乐意做我自己）。在各种思潮都领先的柏克莱（美国惟一的劳工党当政的市），对各种残疾的称谓更是去除歧视意味的，比如一个驼背不可以叫他驼子，而应叫他“被脊椎挑战的人”（spinelychallenged），由此扩展向社会，若谁道德败坏，他便是“被伦理道德挑战的人”，这样便排除了任何成见，表现出柏克莱人的新概念与开明。
还来说我的医生丹尼斯。我只凭他的姓氏给我的良好印象而选择了他。有一阵我失眠越来越厉害，便来到他的诊所。他和其他五个医生共同租用一幢平房，棕色仿木的建筑外体，看去这个医生的小集体在时尚和审美上是十分老实的。走进去，护士请我到丹尼斯的一间检查室里等候。屋里基本是秃的，没有装饰。看来丹尼斯医生有个细腻名字的同时还有个求实精神。
我坐在那儿等丹尼斯医生的出现。不觉也就顺便想像他的模样、性情，一定是位细致而温存的那类男性，中年，却未超重。总之是很“常务”的医生，有种主妇的周到入微，安详体贴。总之是温文尔雅，同丹尼斯这姓氏不差太远的……正想得紧张，门“砰”地洞开，一个拄双拐的老爷子在门口站立，一条腿裹着粗大的石膏，脚也被绷带缠得很大一坨儿。他身上披一件不太白的白大褂。于是石膏、绷带、两只加金属的木拐，连同那灰蒙蒙的耷拉着的白大褂，使这老爷子每一动作都拖泥带水。我想他必是丹尼斯医生的另一位候诊者了，便立刻站起，腾椅子给他。却听一个大嗓门说：“我们哪里不对劲？”这大嗓门竟属于这老头儿。
他看看有七十好几，听听却不老不残。我一时愣着，挂一个无利无害的傻笑。我不懂他和我怎么就成了“我们”。
老大爷好不容易把自己的平衡调整好了，空出一只手，伸给我：“丹尼斯。”
我这个很会见风使舵的人居然会如此失教养地木讷，令我事后很悔。我尽量以柏克莱的“无歧视”精神来自我鼓舞，全身仍是由于失望过度而没了力气。他像是根本没看见我随时有可能找借口溜走，然后马上打电话请保险公司把我从丹尼斯老头的监护下挪出来，而随便谁，爱谁是谁，不姓丹尼斯就好。在如此的心理冲突和沮丧中，我回答了例行的病史病例提问。
丹尼斯十分吃力地以一种杂技平衡鹤立着，把我的回答记录下来。在一本黄颜色带格的信纸上画着字，为将就他的老花眼他把字写得大而疏松。很快就写下去半个本子。其间他告诉我他如何出了车祸，手术如何完美。然后他强调地说：“你知道吗？我是个退休军医。”原来他的大嗓门和大动作都是军旅作风。
我不自觉地对老医生感兴趣起来。因为我也是个退伍上尉，也因为他怎么看怎么不像个医治别人的人。不多久问到我的病症上，丹尼斯说：“睡不着觉？”我说，失眠有十来年了。他立刻问：“想过自杀吗？”我连忙摇头，心想，真想过也不能告诉你。
老医生认为不想自杀就是不太要紧的失眠。他说：“我给你个处方吧——睡觉前做爱。”可以想像我当时的神色。我像看着个老年痴呆症患者。
“做爱是最好的催眠药。”他声音响得马路对面也听见了，像是给大兵训话，要不就像议员拉选票的演说。
我压着羞恼，保持脸部平静，别让人觉着我见识太短，连“做爱”做为偏方都接受不了。我在美国的头几年主要练一个本事：对任何词汇、行为、概念都藏起大惊小怪的样子。我认为对无论怎样怪诞奇异的事物面不改色是美国式的“好样儿的”，反之，就是土、古板、不够当代、不够世界化，也就是不“cool”。
当我从“自杀”和“做爱”二词的精神余震中复元时，见老军医已经在做结束就诊的打点了。他合上笔记，把两根拐杖在胳肢窝下摆舒服，大声叫我到前台去结账和约定下次就诊的时间，他还挺自信；他这么处理我，还坦坦地等着“下回”。
我忙追问：“你给我开的药呢？”
他说：“我不是给你开了‘做爱’吗？”
我的好脾气撑不下去了，险些对他说：你还该回大兵营去，假如他们还收留你的话。我简洁有力地说：“我来看你，是为了得到医治，最起码是得到好点的安眠药。”
“没门儿，”他说，“我不会给你开安眠药。越好的安眠药越坏。”
我说没有药，我今天是不会走的。既然我们都在军营里混过，我也就不考究语气了。美国俗话：做任何事都有一个正确方法和一个错误方法，还有间于对和错的“军队方法”。我就用这军队方法从丹尼斯那里逼来了十颗药片。他命令我只吃半片，实在熬不住，再吃那半片。他声音虽依旧粗重，眼睛却是自家姥爷式的，担忧而心疼地瞅着我。他其实在说这样的潜语：“你要乖点，晓得好歹，孩子。”
后来我先生去他那里做例行体检，回来就说丹尼斯是老怪物。在肛查时他自言自语地说：
“你该为你的运气而高兴。我手指头特细，远近闻名地细——好多人慕名而来请我做肛查呢！”
在一次朋友聚会时，碰巧有个医生，他听说丹尼斯任我们的家庭医生时，说：“啊，他还活着！”
但我觉得他除了老，以及倚老卖老的出口粗鲁，还是在治病上无可挑剔的。只是他对安眠药的军阀式控制，很令我吃不消。我每次要逗着他说半天有关他孙子孙女的趣闻，才讨得几颗药片。他总说：“安眠药不是糖豆儿，你给我记清了。”
我还是决定辞掉丹尼斯。之后我投奔过两三个家庭医生。到一九九六年十一月，我才正式进入旧金山的“失眠中心”。给我诊断的失眠专家（他首先是一位精神病理学家）对我一面摇头一面说：“假如你那些家庭医生在给你开安眠药时不那么慷慨，你的失眠就不会恶化到今天这步田地。”
意思就是，在安眠药上对我的娇纵，是这病的真正诱因之一，是医生们图在我这儿找点清静，图省事，也就是不够负责使然。
我这才顿然想到了丹尼斯，五年前每给我一张安眠药处方时，他那不安抑或痛心的目光。我再次打开医生名册，却不见他的名字了。我不知这回他从哪个意义上退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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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铺里的安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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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三年初，我回到芝加哥，打算把修了一半的艺术硕士修完。一九九二年秋天在旧金山完了婚，也算个“有家室之人”，本该尽本分做妻子，至于回校读书，心里自然不很坦然，因此把自己读书期间的财经预算主动压得很低。朋友托朋友，找到一处房租低廉的居室。据说它最令人羡慕的长处是，方圆一英里之内，有地铁、有家“九毛九”百货店和一个“eggstore〃——芝加哥的中国留学生没有不知道这个著名的食品减价商场的。它分布在城市各个贫民住宅区，如同一个个食物急救站，能及时扑灭周围的饥饿。为什么给它取名叫“eggstore”（蛋铺），我一直没考证出来。有人说它的缘起是专卖鸡蛋的小铺。因为鸡蛋是美国最便宜的食品之一，所以在它拓展成今天这样庞大的连锁二手货食品店时，仍沿用鸡蛋作为它物美价廉的象征。还有就是从复活节来的那层寓意：鸡蛋是复活节的主食；只要有鸡蛋的地方就有生命之孵化，生命之起死回生。因此，鸡蛋象征的是生命之早春。我比较赞同对“eggstore”的后一种注解。应把这个“蛋铺”改成“生命之春”食品商场——springoflife：有生命弹跃而起之意，也有生命如泉喷涌之意。
我很快便跻身到采购的人群中去了。很快就碰到一个熟面孔。她先叫出我的名字，我才想起她是我在餐馆打工时的工友。她是陪读刑法博士的丈夫来美国的。听说她家早已搬到以白领阶层为主的近郊去了，不过她每个周末仍要走出自己的阶层，到蛋铺来采买一周的食物。我认识的许多留学生都是这样，毕了业就了职，房产汽车都齐了却仍折回“蛋铺”来买这些有残疾或欠标致的瓜果。或许这宽大简朴的店堂曾以它的丰盈消除过他们最基本的生存恐慌，他们对它的持续惠顾出于一种感恩心理；或许是在这里采买，好比在一座食物矿场里开掘，掘出什么都给人近似挖宝或历险的心理满足。或许仅仅因为留学生的本性——留学生是世界上最懂节俭的一种人，他们总是远远地回来。
走到奶制品一廊时，发现一个很瘦小的老太太坐在两大桶牛奶边上。“蛋铺”充满喜洋洋的各国语言，若不留心，绝不会听见这老人细弱的呻吟。她几乎是整个店铺中惟一的一个白面孔。美国人但凡有个体面收入，是捺不住性子来这里和各种肤色的移民打捞食物渣滓的。我还没走上前，就闻到一股奇特的气味从老妪身上泛起。
我问老太太哪里不妥，她哼哼着说：“我的脊梁要杀死我了！”我必须完全蹲得与她一样矮小才听得见她的话。我试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