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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老太太哪里不妥，她哼哼着说：“我的脊梁要杀死我了！”我必须完全蹲得与她一样矮小才听得见她的话。我试着去拉她的手，她把那只手从我手里缩回，给了我另一只手，因为头一只手的手心里有几枚硬币。她像一截定了形的老藤一样，让我一点点伸直，眼看要直了，她尖利地惨叫一声，又缩回原来形状。她身边搁着一个手推车，是专为老年人购物所设计的那种，只是它也老得如她一样变了形。
我把两大桶牛奶放到手推车上。从她婴儿一样尖细的期期艾艾中，我弄明白了，她在这儿佝缩了一个来小时了，就是想把脊背的疼痛捱过去，再把两桶牛奶搬上车。我左手推着她的车，右手环过她的背，插在她的右腋下，等于将她的体重全挂在我的右臂上。我感到她整个人不比两桶牛奶重多少。我问她还需要买别的什么，她说不需要了，两桶牛奶足够她和她的家庭一周的过活了。我差点问：一周七天光靠牛奶？但我及时闭了嘴。在美国，是可以把悲惨当某种怪癖来理解的。而把悲惨当作怪癖来尊重，也就等于尊重个性，尊重个人对生活方式及自我信仰的自主权。
我问老太太家住哪里，她说只有三个街口之遥。我决定把她面交给她的家人。根据我对医学广博的无知，我断定老太太一定有脊椎错位之类的病症。她根本已瘫痪在我的右臂上。经过付款过道时，她将手里的硬币给收银员。款数刚好，显然她预先做了计算，也预先打算好除这两桶牛奶绝对不买任何其他食物。“蛋铺”的牛奶便宜得近乎自来水。
我一身担着老太太和牛奶，走到马路上。那股奇特的气味我现在已判断出来了——是股类似动物园的气味。老太太告诉我她叫anna。我发现安娜的衣着是六十年代的，是件大致是黄色的灰外套，或说是大致成了灰色的黄外套。安娜极清瘦，衣服也过于单薄，因而她那几乎弯成“s”形的一根脊柱，清晰地显现在她背上。假如把她整个人抹平整，她不见得比我矮多少。我问起她的家庭。她说：“是啊，我有个大家庭等着我去喂呢。”我纳闷竟没有一个比她健康点的晚辈来承担这采购。她像读懂我心思似的，解释说：“我有两个儿子，在朝鲜战争时上前线了，都没回来。至少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回来。”
我说：“您一定弄错了，不是朝鲜战争，一定是越战吧？”
她说：“我没弄错，是朝鲜战争。越战的时候我一个儿子也没有了。”
我心里暗暗吃一大惊：安娜至少有八十五六岁了。虽然她勉勉强强算是活着，但毕竟有这把孱弱的阳寿。再瞅她的脸容，不知何处使她看去像个婴孩。残缺不全却幼稚无邪的那一种面容，头上稀疏柔软的黄白绒毛在无风的太阳里浮动。我很难启齿地又问：“那您丈夫呢？”安娜说：“他去世已经二十年了。”
这时我们已走过第二个街口。我由于不小的劳力支出而浑身有了汗。安娜指指前面说：“看，那就是我们的家。”
她手指的地方，一大片灰蒙蒙的鸽子，你挤我我挤你地发出打嗝似的低音。我留意她说“我们的家”，心里觉得有些宽慰。
三个街口我和安娜竞走了四十多分钟。其中安娜不断请求我停一停，因为一阵剧痛又朝她脊梁袭来。疼痛使她蜷曲、扭歪，原已变形的身躯更加走样。我也已筋疲力尽了。总算听她说：“就这里。”
是一排店铺式房子，大部分倒闭了，关着门，陈列橱窗玻璃上被涂鸦，被贴着招租广告和卜卦、纹身、逃犯通缉告示。那一大群鸽子见了安娜，一齐“呼啦啦”振翅起飞，轰炸机似的朝我们冲过来。我感到扑面的是带着腥膻体温的一片固体肮脏。我闭眼屏气，躲着那羽毛间夹尘土的风。安娜的嗓音更细弱温存：“我的天使们！”
她请我把牛奶倒在路边一个残破玻璃盆里。她说：“抱歉了，就只有牛奶了。”等我照她吩咐完成了对鸽子的服务，抬起头立刻怔了——她那间店铺房的陈列窗里一下子挤满了大大小小的猫，大概有二十多只，全都像安娜一样细瘦，只是眼睛都直逼逼的，晶亮，被饥饿点燃着。我这才明白安娜所说的“家庭”。我不敢走进安娜这个家庭。从敞开的门窥入，里面是一目了然的赤贫。有张床垫，有个冰箱，没有浴室和厕所，也没有炊事可为。我只把两大桶牛奶给她提到门内，大半个身体坚定地留在门外。但我还想为这个已进人末日的孤独老人做点什么。她蹲着身捱进门，她身上的气味马上溶入屋里暖暖的生物气息。猫们竟比安娜要干净些，也多些优越感。我迅速撕下一页纸片，写了我的电话号码，递给安娜：“如果有什么事——比如你的背痛要杀死你，你起不来去买牛奶，就给我打个电话。我住得很近。”
安娜却没接那号码。她说：“谢谢你。我没有电话。”
“你从来不给任何人打电话？”
“不打。我没电话，也没人可打。”她刻意躲着我锋利的逼问。
大概也为省一笔电话钱。我木木地看她掩上门。猫刹那间全从陈列橱窗里消失了。然后就听见屋内响起猫们你死我活的欢宴声，以及安娜婴儿啼哭般的笑。
我站在鸽子粪便铺成的台阶上，半天挪不动脚步。从未见过如此的贫穷和孤独以及衰老以及——其他。此刻我一比安娜更需要安慰和止痛。不知怎么两眼茫然地走回了我那月租一百八十的寓所，它陡然变成了天堂。几天中我心里都难过，却又无所归咎。
一个月之后我决定搬离那个贫民区。在海明威诞生的橡树公园城找到了六百美元月租的公寓，我才明白自己没有那样一颗坚强的心，来旁观安娜这样的悲惨人生。我无法将悲惨当作怪癖来理解，从而尊重这怪癖。以至达到对于个人生存方式的尊重。
四个月后，学期结束了。我乘了火车回到那个有“eggstore”的地方。那时已是五月底，“吹面不寒杨柳风”的芝加哥使贫穷得到大大缓解，或说使贫穷也得以妆扮。我来到安娜的门前，从门的缝隙看进去，没有安娜了，却仍是一地的猫。它们更瘦了，薄薄的一片，如同影子。我想安娜一定还在世，猫在等她。邻近“蛋铺”，如安娜这样的生命总可以维持一个大致活着的状态。这样想，蛋铺是功德无量的，它翼下孵着多少大致存活着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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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的马尔克斯自传
｛t｝｛xt｝｛小｝｛说｝｛天｝｛堂
这两年我对人物传记比较感兴趣。今年读了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自传，叫《为说故事而活着》，也是精彩至极。
从中我看见了他小说中所有人物的原型，他似乎以这本书引我走到他的或魔幻或现实的大小戏剧的后台，请我参观所有的机关布景，介绍演员们的身世。当我把这本书读完，一部哥伦比亚的当代文学史也铺展在面前了。
大概从上世纪90年代初起，我床边就常常放一本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的书。
虽然他的人物和情节技巧都很好，但读他的书却是为读语言的。
他的语言非常优美、高贵，非常饱满，有时又极其幽默。并且，他一个俄国人能写出如此精彩的英文，对我是一种鼓励。我对一些美国朋友说，纳博科夫的英文该令许多美国和英国作家惭愧。
当纳博科夫刚刚走红时，美国一些文学评论家挖苦过他的英文——“那缺乏弹性的俄国舌头，”——但现在绝大多数人都承认纳博科夫给了英文新的生命。在一定程度上，他颠覆了正统的英文表述，给了自己创作“纳氏英文”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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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位归属——写在《花儿与少年》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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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美国生活十二年而不会开车，对许多人来说简直不可思议。我喜欢乘公共汽车和地铁，挤在三教九流里观察他们的衣着、举止，“窃听”他们的谈话。旧金山市内有一趟公共汽丰纵穿唐人街，乘客百分之八十是华人，我可以从他们的装束、神情，偶尔一两句和司机的对话，大致判断出他们是新移民还是唐人街老街坊，他们的职业或经济状况。乘公共汽车的人多数贫穷，往往有残疾者和精神病人。一次我听一位精神病人独白，竟听到不少可以为之喝彩的句子。美国的生活自由、独立是没错的，但人和人之间的隔绝非常可怕，我想正是这隔绝要对越来越多的独白狂们（如我在公共汽车上遇见的那位）负责。我还会去挑起一场闲聊，走运的时候可以浮光掠影地获得一点他人生活的印象。
我有一些女朋友是闲聊好手，会把她们熟人的、或者熟人的熟人的故事讲给我听。渐渐这使成了我的习惯，只要这些女朋友打电话来，我就戴上耳机（这样可以空出两只手，该切菜还切菜，该熨衣还熨衣），听她们柳上一个来钟头。我不少短篇小说是从这儿得到启示的。尤其是细节，若有一两个极其独特和传神的，就使我的想象蠢蠢欲动起来。
成花儿与少年》是这类貌似胡址的谈天的结果。当然百分之九十是我的想象。原始素材中的一些人物启发了我对“displaccmcnt”一词的思考。“displaccmcnt”意为“迁移”，时于我们这种大龄留学生和生命成熟后出国的人，“迁移”不仅是地理上的，更是心理和感情上的。纳博科夫十九岁离开俄国之后，从来没有拥有过一处房产。因为没有一座房屋感觉上像他少年时的家园。既然没有一处能完成他感情上的“家”的概念，没有一处能真正给他归属感，他便是处处的归而不属了。因此纳博科夫的一生，除了租房就是住旅店，似乎把没有选择的流亡变成了有选择的“自我流放”，使无所归属的不适（甚至痛苦）反过来营养他的感情和语言。
在我看“迁移”是不可能完成的。看看旧金山30路公共汽车上的老华侨们，他们那种特有的知趣、警觉、谦让和防备，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我的假定。我和他们一样，是永远的寄居者，即使做了别国公民，拥有了别国的土地所有权，我们也不可能被别族文化彻底认同。荒诞的是，我们也无法彻底归属祖国的文化，首先因为我们错过了它的一大段发展和演变，其次因为我们已深深被别国文化所感染和离间。即使回到祖国，回到母体文化中，也是迁移之后的又一次迁移，也是形归神莫属了。于是，我私自给“displaccmcnt”添了一个汉语意译：“无所归属”。进一步引申，也可以称它为“错位归属”，但愿它也能像眷顾纳博科夫那样，给我丰富的文学语言，荒诞而美丽的境界。
即使曾是“花儿和少年”那样天造地设的爱人，“错位归属”使他们不可能旧梦重温。情在义也在，回到原先位置却已是陌生人。彼此心灵的迁移，竟比形骸的迁移要遥远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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