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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几乎自得地回答我：这笔钱够买一台小型农机了。以后他只需要出租农机，就可以勉强为生，不需要像其他村邻那样四季在田里出苦力。
农机旧了，坏了呢？
那可以再想办法出国打渔。
难道不怕被海浪卷走吗？
不怕！
北京机场里，我送他到转机处，就和他道别了。算了算，他从那个小岛乘船到索莫娃，一直到北京，共有四五天在路上，没有睡过觉，但他精神好极了。苦海中三年，终于登岸的那种幸运感亮在他眼中。
我的同胞，只需那么一点儿，就能让他高兴，让他感到他比别人幸运。作为生还者，他似乎负载了那个未生还的幺叔的幸运。然而，我世世代代的同胞们，就连让他们感到幸运的那一点点，都常常得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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饕餮狂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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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日不是一般节日，庆祝的是美食美酒。地点在旧金山和洛杉矶之间的一个滨海酒店。
沿着著名的一号高速公路曲折行驶，一路景外有景、水色山光地来到这个不起眼的酒店。一进门，却发现酒店里面其实非常之大，房子与房子之间留有许多空间，但每座房子只有四间客房，客房也很大，最具有目光震撼力的是占据醒目位置的巨大冲浪浴池。一切都为食客安排好了：食前冲浪浴可以消耗一些体能，放松肌肉，所以也就预备了更好的肠胃去饮去食。食后洗浴呢，有助于消化，让水按摩一番吃累了的身体。
当晚是七道菜的开幕宴。
食客们穿着观看古典歌剧的盛装，优雅入场。每一个大圆桌中央，都是淡紫和淡青色花卉组成的花坛，雅致得如同一台鲜花芭蕾。每一把椅子都缠着薄如蝉翼的淡青色绢纱，在椅背上以一个淡青色小花球束住。灯光是次要的，主要靠蜡烛，蜡台周围，也堆着似乎也是做旧过的鲜花，为了浪漫和怀古，舍去了太过艳丽的花朵。
人们悄声细语地谈话，目光也变得漫漫的。尽管从桌子中央到每个座位、呈放射状排开的七十只弹指欲破大高脚酒杯，以及每个座位前的桌面上摆着如小锅盖大的古典磁盘、吃七道菜的七套餐具，一切仍然不会让你联想到这里将要进行的暴饮暴食，饕餮狂欢。
第一道菜是法国厨师的献艺，小牡蛎和起司做的开胃菜。菜被宣读之后，正面的大门霍然洞开，步伐整齐地走进一队黑衣男子，高低胖瘦相仿，一律地面无表情，一律地不可一世，一律地两手高高托着巨大磁盘，托得如此之高，以至于我看不见大盘子里装的是什么。队伍全部进来后，迅速变成若干小队，每小队五个人。一支支五人小队围绕着一张张大圆餐桌立定，每两名食客的肩膀之间，便矗立着一位目中无人的男侍。
我们全受了惊吓似的，所有谈话都噎在口中，所有的举止表情都定了格，意识到做食客也是一桩庄严肃穆的正经事。这时候各桌领头的男侍细微而权威地向左一点头，所有侍者迅速而准确地伸出左手，把左手上的盘子放在他左边的客人前面。领班侍者再向右边点头，同样果断、冷酷，似乎他不是在下令放盘子，而是在下令行刑。于是我就想到，每一个黑衣男子似乎都负责干掉两个人，只不过是以过度的美酒美食。
黑衣男子们一趟趟出场，进场，菜肴一道道地上来，我吃到第三道菜，就觉得已经被他们干掉了，动也动不了了。
我先生在一旁说，一张美食节的票要两千美元，我怎么可以不吃回老本来。他认真地品评每一道菜，每一种酒，跟同桌饕餮们严肃探讨，如同探讨一本德语小说或一部北欧戏剧（因为德国小说和北欧戏剧都以艰涩著称）。
等到甜食和餐后酒上来，我已经瞌睡朦胧。甜食是一个日本女厨师的作品，她纤细柔弱地走上来，把全世界各国高低不等，胖瘦不一的厨师引领上台，给大家讲解每一道菜的好处和独特处，每一种酒的来源、历史和发展，真的不亚于一堂深奥的课程。有的厨师不会说英文，还得一句一句地翻译。我看了看表，从开饭到现在，这一餐饭已经饭吃掉我四个半小时，可不就是杀掉了我小小的一段生命？
第二天还是吃。意大利餐。墨西哥餐。美国最自豪的牛排。
第三天的早午餐是闭幕餐。闭幕餐是海鲜自助，是这次美食节的另一个高潮。我们下榻的酒店挨着太平洋，海鲜从它们正过着的自在日子到餐桌上不到一百米，所以是不折不扣的海鲜。并且大部分海鲜是供人生食的，不得有一点腥气。扇贝有小扇子那么大，张着带霓虹光泽的壳，里面的生物正在疼痛就进入了人们的口中。对虾通体如玉，剔透晶莹，触须和脚爪依然保留着抵抗的痉挛，两只鼓突的眼睛充满对于死亡的惊讶。一排排螃蟹腿像训练有素舞蹈者的队形。一只只牡蛎张着口，等待第一滴柠檬汁醮上来的钻心刺痛……
我拿着空盘绕来绕去，人在太多太丰盛的选择面前也是很累的。我是一个饮食上简单的人，一碗热汤面就心满意足，常常在做了一桌丰盛晚宴之后满心饱胀，只想吃点农家小菜。在参加这个美食节之前，我十分好奇，也天天向往，毕竟要品尝的是世界各国优秀厨师的拿手好菜呀。而此刻我庆幸它终于闭幕。假如这个饕餮盛会再延长一天，我肯定招架不住，会吃得累死。
围着海鲜们转了一圈，我碰上几个面熟的人。我先生叫着他们的名字，无非彼得、杰克、玛丽之类。我问他跟他们是否是熟人，他反问我，难道不认识他们了？就是第一天开幕宴会坐在一起坐了近五小时的同桌啊！
我对自己的记忆很失望。后来又一想，也许烛光下人看人不容易看清楚，也许这两天的饕餮生活使他们都陡增了体重，圆润出一小圈来，所以原来处成了半熟人的同桌们，又退化成陌生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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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贫魅力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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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身无分文地出了门。那是一月的芝加哥，北风刮得紧，回去取钱便要顶风跋涉半小时，无疑是要耽误上课了。
这时我已在地铁入口，心想不如就做个赤贫和魅力的测验，看看我空口无凭能打动谁，让我蹭得上车坐，赊得着饭吃。我唯一的担心是将使芝加哥身怀绝技的扒手们失望。
“蹭”上地铁相当顺利——守门的黑人女士听说我忘了带钱，5个一寸长的红指甲在下巴前面一摆，就放我进去了，还对着我的后脑勺说：“要是我说‘不’你不就惨了？你该感谢上帝，我一天要说99个‘不’才说一个‘是’呢！……”
她笑得很狰狞，像个刀下留人的刽子手。
12时59分下课，很想跟同学借点午餐钱，又怕他们从此跟我断绝来往。
开学那天，一个大龄男生借了一位女同学9块钱，下面就出现了一些议论。所以，我打消了借钱的念头，饿死也得为我们大龄同学们争气。
所有同学都进了校内那个廉价餐厅，我只好去校外昂贵的一家意大利餐馆。
一个意大利小伙子过来在我膝盖上铺开又硬又白的餐巾。我点了鲜贝通心粉，吃最后几根时，我开始在心里排演了。吃不准笑容尺度，但是不笑是不可以的，人家小伙子忙了半天，至少该赚你一个笑容吧。我眼睛盯着账单，手装做漫不经心地在书包里摸那个丢在我卧室枕边的皮夹，然后我已经分不清是真慌张还是假慌张地站起来，浑身上下逐个掏口袋。“灾难啊！”我说，“我的钱包没了！”
小伙子瞪着我。他耐人寻味地看着我自我搜身，一遍又一遍，然后摇摇头表示遗憾：“冬天穿得厚，扒手就方便了。”
我表示非常难过，如此白吃，还吃得那么饱。他连说可以谅解，都是扒手的错。他拿了张纸，又递给我笔，请我留下地址和电话。
我说这就不必了，明天保证把饭钱补上，连同小费。可他还是坚持要了我的电话号码。
写完后我抬头笑笑，这一笑，魅力就发射得过分了，因为他的眼神一下子变得楚楚动人的，问：“平时可以给你打电话吗？”我打着哈哈，说可以可以。
我打算徒步回家。
走在芝加哥下午3点的街道，风吹硬了街面上的残雪，每走一步都要消耗掉一根通心粉的热量。
很快我放弃了，跳上一辆巴士。
一上车我就对司机说我没有钱，一个子儿也没有。司机点点头，将车停在一个路口，客客气气地请我下车。
我红着鼻头对他笑着说：“明天补票不成吗？”他鄙夷地说：“天天都碰上你这样的！来美国就为了到处揩美国的油！”我正要指出他的种族歧视苗头，一只皱巴巴的手伸到我面前——是个老头，怀抱一把破竖琴。他把手翻过来打开拳头，掌心上有4枚硬币……
付完车钱，我立刻拿出我那支值10块美金的圆珠笔，搁在他手里。他说：“你开玩笑，我要笔干吗？”他摘下眼镜，给我看他的瞎眼。我问他在哪里卖艺，他说在公立图书馆门口，或在芝加哥河桥头。我说：“明天我会把钱给你送过去……”他笑笑，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下了巴士，离我住处还有5站地，我叫了辆计程车。司机是个锡克人，白色包头下是善良智慧的面孔。我老实交代，说钱包忘在家了，他静静地一笑，点点头。到了我公寓楼下，请锡克司机稍等，我上楼取车钱。更大的灾难来了：我竟把钥匙也忘在屋里。我敲开邻居的门。我和这女邻居见过几面，在电梯里谈过天气。女邻居隔着门上的安全链条打量我。我说就借10块钱，只借半小时，等找到公寓管理员拿到备用钥匙，立刻如数归还。
“汤姆！”女邻居朝屋内叫一声，出来一个6岁男孩。女邻居指着我说：“汤姆，这位女士说她住在我们楼上。你记得咱们有这个邻居吗？”小男孩茫然地摇头。
我空手下楼，带哭腔地笑着，告诉锡克司机我的绝境，请他明天顺路来取车钱，反正我跑不了，他知道我的住处。他又是一笑，轻轻点头，古老的黑眼睛与我古老的黑眼睛最后对视一下，开车走了。
我想起田纳西·威廉姆名剧《欲望号街车》中的一句话：“我总是依靠陌生人的善意。”
这句话在美国红了至少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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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落的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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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平生参加的第一个葬礼，竟是母亲的葬礼。
今年三月的一个下午，我照例完成了一天的写作，心里莫名地生出一阵微痛的思念。我通常是在这种思念之痛突然发作时，一把抓起电话的。
三月的那个下午（正是祖国的清晨）接电话的竟是我的继父。妈妈是个敏捷至极的人，电话铃一响，她总是闻声起舞似的向电话一跃。我甚至怀疑她时时都埋伏着，守候我的电话。自我远嫁，她知道早晨七点的电话铃声必定发自我这里。我劈头就问：“妈妈呢？”
继父说妈妈住了医院，前两天刚刚经历胃切除手术。他接着告诉我，妈妈胃癌已是晚期。
妈妈是个那么健壮的人，一副爽脾气，怎么可能患这样可怖的病呢？每次回去探望她，她总是不容分说地扛起我的所有行囊，在拥挤的人群里给我开道，这样的一个妈妈怎么会说病就病到了死亡的门口？
几天后我到了上海，再乘火车到南京。妈妈已从外科转到了肿瘤科。在我到达之前，大家都期待由我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