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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殖民历史不仅在建筑外观上体现充足，房宅内的设计更令我啼笑皆非。我们的房子全是不厌其烦地设有双门，双通道，刚搬进去，我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把好好的整体切割得支离破碎：一个大厅有一个拱门不难看，弄出肩并肩两道拱门，看上去既琐碎又多余。我当时想：一个拱门上应标有“男”，另一个标有“女”。或者一个作“entrance”一个作“exit”。不然怎么来理解建筑设计师的意图呢？后来我才明白：主人走右边的门和通道（亦或左边的），佣人走左边的（或右边的），贵贱绝不容混淆。前门归主人走，佣人是没有钥匙的，侧门归佣人走，主人也没有钥匙，主仆不必担心有打个照面、嘘寒问暖、谈谈天气的时候。大概这种建筑设计的理想是把仆人变成隐形的服务者和劳动力，因此无论美国人英国人怎样以粮食、药品、教育援助非洲，这样的住宅设计会永远提醒非洲人外来人和他们的本质关系，永远不会忘记黑是黑、白是白，只要一有引发点，全体揭竿而起。在心灵上没有尊敬的物质援助价值又如何？因而，接受援助的一方也缺乏尊重。
我们所住的房子都带有“boy’squarter”，即“仆佣居室”，面积窄小，没有空调，炎热无比的非洲，全指望他们祖祖辈辈袭承下来的抗暑性。同一院墙内，贫民窟和华厦并存。并且“boy’squarter”的叫法，也让我深思：不论男女，不论长幼，皆“boy”也，似乎人一卑贱，在优越者眼里就永远是半个人，是无法平等对待的未成年“boy”。厨房和洗衣房也没有空调，意思就是这两个地方主人不必涉足，碰上我这样爱烹饪的人，等级制度派生出的这种建筑设计就祸害到我了。四十几摄氏度高温的季节，厨房里假如两个冰箱一块用，加上烤箱、炉灶，每次在家里大宴客，我自己先蒸成一只红头龙虾。
腐败“造就”烂尾楼
因为城市的坡地多，我喜欢在高处看市容。应该说这是个非常美丽的城市，是热带丛林中的都市，大自然与工业文明（尽管极其有限）没有明显接壤处。最辉煌的建筑都不属于人，而属于神。不是教堂，就是寺庙，高大的建筑远看真是与朝日夕阳同辉。最大的天主教堂架构已经落成，等峻工后将何等气魄，完全可以想见。但我看见四周几部大吊车始终静止，也从未见任何建筑工人出没，就向一个朋友打听。回答说这座教堂和全城无数未完成建筑物一样，是腐败系统的牺牲品：一般公共建筑得到资金之后，层层官员贪污，此其一。还要用于贿赂各个部门，如买器材、工料。若什么器材必须进口，就更惨，因为海关雁过拔毛，不满足他们，器材将被长久扣押。尼日利亚几乎没有重工业，许多材料和器材想必是要靠进口。因此资金预算便开始透支，建筑的速度远远不及挖墙脚的速度，于是一堵墙一堵墙被贪污者揣进了腰包，这两天我终于看见大吊车开动了，听说国内国外捐款的人很多，但愿建筑能加速，赶在贪污者把墙脚挖塌之前。
我发现只要风格单纯，建筑就好看，一旦设计师想在建筑里实现种族大团结、各文化大统一，结果就是不伦不类，似是而非。一座简简单单的楼，偏要装上阿拉伯式的葫芦形门窗，颜色又漆成非洲人的大红大绿、鲜黄翠蓝，看了让我捶胸顿足。有一座巨型办公楼完全是按远洋客轮的形状建造，甲板、船舷全有，连颜色都仿照远洋客轮漆的，远看就是泊在绿色丛林中的轮船。由于求形状逼真，楼内必然被切割出许多无用的零碎面积，以及死角。设计师只顾让他的想象力疯狂起舞，把实用性忽略了。还有一些楼房，通体贴满花哨的大理石，有些土红色大理石本来很美，作了这种用途不但不显得华贵，而且显得艳俗。而且任何豪华的东西大面积堆砌效果等于一个女人通体挂满首饰，让看得人目不暇接，气都喘不上来。我的趣味当然不能替代大众。但我相信审美是有一定原则的：比如能用一根线条达到效果，不应该再多加一根线条。真正贵气的东西，往往在外观上内敛、沉著、大拙若巧。还有一点，就是人性化，即无论建筑设计的追求怎样伟大，它应该为人服务。意大利佛罗伦萨的圣玛克（libraryofsanmarco）图书馆建于文艺复兴时代，以它的宁静、朴素、极度和谐使人感到人性化的高境界。意大利北部的尔比诺，又一座宫殿角杜考（ducalpalace）也是线条流畅，开阔而和谐，一反宫殿的繁复。它们之所以成为建筑史上的经典，并使当代人在欣赏它时没有身处文物的感觉，就因为它的简约、明快、人性化。并不应该排除华美，只要是华美得精致，细腻，工序到位，也是精品。华美的建筑典范在东方和西方都很多。华而不美的例子也很多。最可悲的是醉心豪华又对美完全麻木，后果就是住起来麻烦，看起来丑陋的建筑败笔。
非人性化建筑冷酷空泛
看来最早的殖民主义者留下的影响是很难肃清的，而且这并不是贵族的影响，而是醉心贵族的人的影响。我可以想象，离开英国，来到安危未卜的黑非洲开种植园、进行贸易的探险家们都属于什么社会等级。贵族是不愿意来的，他们离开了上流社会圈子、离开他们的生活方式很难生存。只有不怕输光的人，也就是没什么可输的人，才会在危险中寻找机遇。也不排除生性不安分的人，他们好奇心过剩，生命的追求在于揭晓他们心目中一个又一个疑谜。这类人是人类精英，占极少数，而大部分殖民者是为生存所迫。
大概刚刚落成的美国大使馆办公楼是全城最现代的建筑了。银灰楼体，线条简约，造型具有几何感，大气中不乏精致。里面装饰墙面的画都很抽象，全是经过了精心的整体设计。家具也非常酷，流线体，色彩是这几年流行的明朗色彩。楼体离马路很远，全部铺着水泥，烈日之下光辐射令人目眩。一眼望去，这座建筑有一点未来世界之感。像是世界毁灭之后，再生出来的全新的异化的文明。没什么可说的，这是一座工业大国的建筑代表作。但我只去过两趟，为了使用大使馆时常畅通的e－mail，（我家里的线路时常不通）就再也不愿意去了。反省起来，我想我反感这座建筑冷酷无情、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感觉。大部分设施不是为了人在里面自在和愉快，而是为了防范。精力财力不是为游人花费，而是为敌人而花费。周边的开阔地决不是因为审美所需的距离，而是为了防弹。一旦人肉炸弹冲进去，可以有足够距离周旋。还有就是要以如此的冷面吓退本来就心中打鼓的签证申请者。所以非人性化的建筑，辉煌是空泛的、无机的，再精致也不美，至少在我是这样认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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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 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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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我从旧金山到北京，搭乘的是“全日空”飞机，因为当时“全日空”机票打折最狠。弊端就是要在日本成田机场停留四小时。坐上从日本飞往北京的飞机，是晚上六点多。我注意到邻座是个中国小伙子，二十四五岁，有着大洋岛人的深色皮肤，非常瘦也非常结实。他的模样无论如何也不会让我误认为他是满机舱中国旅游团体中的一分子。
坐下十多分钟后，他从口袋拿出一叠破烂机票，被订书钉钉在一块儿。
他问我从北京到长沙的飞机应该怎样换乘。
我反问他，这么多机票都是谁的？
都是他一个人的。
为什么有好几张机票呢？
因为从他打渔那个岛飞到日本，就得转换好几次飞机。
我仔细看了一番这些被揉搓得接近稀烂的机票，大概看出他曲折的航程：第一站是索莫娃，第二站是夏威夷，第三站是冲绳岛，第四站是名古屋，第五站是成田。
我奇怪了，一条空中之旅为什么会被切成一小节一小节的。
他笑笑说：“因为这是最最便宜的机票嘛。老板不知道怎凑的，有两张都不是他花钱买的。”
他的笑容触动了我，这是一个乡下孩子的笑。一个吃惯了一种苦头，而把吃另一种全新的苦头看成见世面的乡下孩子，他笑起来眼睛几乎全闭上，嘴巴咧得很大，可以想象，他再苦都不会失去笑容，不会不淘气。
我叫他别担心，到了北京我会把路指给他看，肯定比在语言不通的前五个机场转机要容易得多。
几分钟聊下来，我才了解到有这么一小群同胞，被国外国内里应外合地输出到太平洋一些荒僻的岛屿上做渔民。
我问他能不能告诉我，每月挣多少钱。
他并不知道在西方是不允许打听他人收入的，所以爽快地告诉我，每月两百块美金，但要自己付饭钱。他还告诉我，这些渔猎公司是台湾人的，台湾老板花很少的工资把他们成批输出。但他们开的薪水再少也有九百美金，经过中间一层层劳力出口机构的抽成，到每个劳工手里只有两百块美金。
我问他劳动强度是不是很大。
他只是平淡地告诉我，出海一漂就漂很多天。然后他又告诉我，打渔是不分昼夜的，什么时候都不能睡死，一说起网就要起网。好天气倒没什么，来了暴风雨就不能吃不能睡了。有一次夜里风雨大作，浪几乎把船打翻，等风浪停息，天亮了，数一数船上的人，发现少了两个。
“哪里去了？”我很蠢地问道。
“给浪冲到海里去了。”他还是平平淡淡，只稍微低了个调。
葬身大洋的两个人是他的乡亲，和他一块儿被招募，一块儿在表格上签了名，立了三年契约的同伴。他最不能释怀的是，在船就要倾翻时，他听到了那个中年同伴的叫声。当时四面都是振聋发聩的风声浪声，他怀疑自己听错了，因此没去救他。后来他一再回想，觉得那是幺叔的呼救——他管那个比他大十多岁、处处做他长辈的人叫幺叔。
就是那样的三年。
我根据他的讲述设想了一个天涯海角的中国渔村，照样听中国音乐，看中国影碟，村子上方，飘着中国炊烟，仅仅那一点，已足够他们苦极生乐。
至于打渔之外的日子，怎么过呢？
他豪气地一笑，说他偶然也会挥霍一下。
怎样挥霍？
到小馆子里，喝啤酒。
这就是他的挥霍。
小馆子是中国人开的？
当然啊！有中国馆子、中国食品店、中国……发廊。喝了啤酒，就会到发廊里坐坐，里面的小姐都从中国去的。
我问他有没有挥霍到小姐身上。他说没有、没有。但我猜是有的。地图上都难找到的一个小岛上，他遇上一个她，在她身上花些风浪余生挣来的钱，也不完全是一场风流生意。故乡的好的丑的，在小岛上都有一份，却好的丑的混为一体。
我听了他的故事，觉得同胞压榨同胞是这故事中最黑暗的一部分。冒生命危险，背井离乡地出海打渔，九百块美金已经少得可怜，还要被层层盘剥？那部分忍心对同胞下手的人，以宣扬同胞的劳力不值钱、时间不值钱、生命不值钱为自豪，动不动还会慷慨地说：“中国有的是人！”
飞机降落前，我问他，这一点儿性命换来的钱，是不是能在他回乡的新生活中派上用场。
他几乎自得地回答我：这笔钱够买一台小型农机了。以后他只需要出租农机，就可以勉强为生，不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