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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木曾有一篇很有影响的文章叫《亚太大国政治中的台湾问题》，从近代史以来中美关系的演变过程，详细分析了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奇妙变化，并提醒中国高层应根据现实的政治利益，重新制定新世纪的对美外交方略，并在新的中美外交框架中研究解决台湾问题的方式，把握解决台湾问题的契机。
张文木还看到，中美关系以及大陆和台湾的关系，其实是与亚太四大国即中美日俄间的相互外交关系紧密相联的。二战以前，美国有意放弃对中国上海以北的势力范围的控制，可是当日本逼近上海，威胁到美国在南中国海的海上运输时，美日之间发生了空前大决战。这说明美日之间的关系是国家利益方面的冲突大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合作。这一点正好与中美之间的关系特点相反。20世纪90年代前，苏联是美国世界霸权竞争中的主要对手，中美关系有所贴近。当苏联解体后，中美日三国的关系更加复杂又更明朗。张文木发现，当日本企图从经济大国向政治军事大国转变的时候，中美合作的趋势契机已经形成。因为历史上美日关系最坏的时候也是中美依赖性最强的时期。
再看苏联解体后中国和日本在美国外交牌局中地位的变化。一方面苏联解体后，中国继苏联后成为美国新的竞争对象，另一方面苏联解体也使日本和美国的矛盾上升。因为当下只有日本具有与美争夺亚太霸权的实力，而正在崛起的中国便成了在亚太地区掣肘日本势力扩张的惟一国家。这样中国对日本的制约使得中美之间的合作具有更现实的意义。由于美国评估中国的国力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不会对美国的利益构成重要威胁，所以美国支持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以更具实力牵制日本。假如因为中美的矛盾使得中国国力下降到无力掣肘日本，那么日本势必很快打通通往南海的海上运输线，从而直扑美国石油运输“食管”，继而直取中东石油，那对美国国家利益将是致命的，美国人绝对不愿意看到这一切的发生。
但是，张文木提醒国人注意，尽管中国对美国有着别国不可替代的作用，但中美之间的矛盾还是相当尖锐，除了意识形态和不同社会制度难以调和的矛盾外，在国家战略利益间也存在一些原则性的矛盾。随着苏联解体与中国经济的强劲发展，美国部分政客开始散布“中国威胁论”，这反映了美国政界对中国迅猛发展的恐惧。他们的目的与其说是为了破坏中国国家利益，不如说是为了确保与美国发展息息相关的海上运输线的安全。由于中国太接近美国的这条生命线，因而中国的强大势必引起美国对其在中太平洋的海权利益的担心。正因为如此，美国在帮助中国以钳制日本及未来的俄国时，也扶持包括越南在内的东盟国家、印度，以及与中国政府敌对的势力，以阻扰中国影响的向南扩展。美国还会适时把台湾“独立”的可能性进一步放大，一直放到快独没独那种状态，借此迫使中国大陆对美国有所依赖。
张文木认为，在目前这种政治格局中，台湾问题及其解决方式和时机就与美国的亚太战略变化产生了不可分割的联系。美国并不希望台湾真“独立”，作为一个海权国家，美国更关心对海上通道的控制权，而台湾的作用就是既不让中国大陆出海又要阻止日本南下。与此同时，美国也不想背台湾包袱，它希望中国把台湾管着，但又不能由中国大陆控制。这种矛盾的心态，使得台湾问题的解决出现如下变数：当美日矛盾大于中美矛盾从而中国对美国的战略价值大于日本时，美国就会在必要时把台湾当作弃牌还给中国，以获取中美稳固的关系。而台湾一旦失去大国的庇护，就失去了独立存在的基础，这时统一台湾的时机也就成熟了。
张文木也注意到，在中美关系的这个焦点之外，日本会提供后勤保障，趁机发军火财，坐收渔利。在越南战争、朝鲜战争中，日本就通过这样的手段发过军火财。另一方面，台湾对日本来说也太重要了，以至近代以来日本的每次重大行动的第一步就是侵占台湾。
他进而认为，在未来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和统一祖国的道路上，最终将与中国国家战略利益发生直接矛盾的既不主要是咋咋乎乎的美国，也不是气势汹汹的俄罗斯，而是唯唯喏喏的日本。俄罗斯尽管极富扩张性，但元气大伤，与中国在相当长时期内不会产生大的利害冲突。而日本人从来都是只做不说，或先做后说——这与美国人的特点正好相反。日本自明治强盛以来，一直就没有放弃他们的大东亚战略。1927年日本政府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会上提出著名的田中奏折称“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日中这种利益关系完全是由其扩张性强大的资本主义经济动力及其天然被大国钳锁起来的地缘条件决定的。目前中美争执中，日本实际上采取低调纵容，同时又讨好中国的态度，其目的是让中国与美国发生冲突，自己届时坐收渔利。
因此，张文木认为，只要中国政府抓住中美关系这个主要矛盾，保持冷静，在把中美间在意识形态的斗争坚持在“有理、有利、有节”的范围内的同时，迅速加强军事自卫能力，才能赢得主动。至于目前发生在台湾的有碍于祖国统一，乃至“台独”的言行，在时机不成熟的情况下，他主张保持“善战不言兵”的威慑姿态就够了。他提醒中央高层要记住戈尔巴乔夫在处理苏联一些加盟共和国独立问题上的教训，要像俄罗斯处理车臣问题一样在关键时刻抛开西方无休止的喋喋议论，用果断的方式解决中国台湾问题。
美国是中印关系中最大的变数
张文木被认为是印度暨南亚问题专家，曾有大量的有关印度和南亚形势的探讨文章发表并引起中国高层的注意。可以这样说，多年来，张文木对南亚局势的分析，影响了中国政府对南亚形势的判断，包括对印度外交政策的施行。
其实在早些年，张文木在谈到国家安全时，对中国总体安全有一个基本判断。他说，鉴于西藏在中国未来崛起中所具有的特殊战略地位，“东急西重”将可能是未来中国安全环境面临的新形势。“东，在乎发展；西，在乎生存”，现在看来依然值得人们思考。
南亚是世界石油中心的侧翼，在大国全球战略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印度和巴基斯坦是南亚大国，地缘优势都非常突出。印度是南亚次大陆的重心，巴基斯坦是中亚国家进入阿拉伯海的重要门户，同时也是波斯湾的门坎。因此，印巴两国的存在便与大国利益，特别是与大国的石油利益产生了不可分割的联系，并在大国的全球战略中成了必争之地。
第四辑张文木 （4）
中印的边境线较长，即使在尼赫鲁时代，中国也是印度实现其“大印度联邦”不可回避的邻近大国。张文木从历史上看到，尼赫鲁对华外交存在着他既想与中国联合又不想放弃控制西藏地区的企图这一不可调和的根本矛盾。尼赫鲁认为：“不论从长远角度还是从短期角度来看，中国和印度应该做朋友，应该合作，这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但是当1950年解放军进军西藏，年底印度3次向中国政府提出备忘录和照会，反对解放军进军西藏。1959年，尼赫鲁在人民院发表讲话，公然支持发生在中国西藏的武装叛乱并鼓吹“西藏独立”。印度蚕食中国领土的行为到1962年达到高峰，中国政府被迫进行反击。
但是，尼赫鲁外交政策的内在矛盾及其失败教训不仅未引起印度后来政府的足够重视，相反，尼赫鲁的“大印度联邦”的思想却为印度历届政府所继承，并在其实践中以不同方式使之进一步转化为地区霸权主义外交政策和实践。
中印之间的这种紧张关系曾在1996年江泽民主席访问印度时得到缓解。然而两年后风云突变。
1998年5月，印度军方突然违反联合国关于限制核武器发展的决议进行了核试验，消息传出后巴基斯坦也试爆一枚核弹作为对抗，世界谴责之声不绝于耳，为了摆脱“战争贩子”的罪名，费尔南德斯多次大放厥词，表示“印度发展核武器是迫不得已”，是由于受到了“那个强大的北方国家的威胁”，把中国当作“比巴基斯坦还要危险”的“潜在敌人”。
印度《论坛报》1998年7月27日刊出文章《如何对付中国》称：“随着5月核试验，我们已决定对付中国，正如印度人民党领导的政府所说的那样：我们的主要威胁不是巴基斯坦，而是中国……在与北京的对抗中，新德里若想下大赌注，就应拣北京最脆弱的地方。我们应捡起西藏问题。尼赫鲁时期我们在中国对西藏的‘主权’（英国人在这个问题上小心地使用‘宗主权’）问题上作出让步，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中国人侵略西藏时，成千上万的西藏人，包括达赖本人，被迫到我们这里避难。中印间的缓冲区移动了，这使得中国在1962年非常容易地采取侵略行动。如果我们真要让中国为难……我们就应当支持西藏的独立事业。北京可以声称克什米尔是‘有争议的地区’，我们就应提出当前的西藏地位和在那里发生的西藏人权问题。问题在于现政府是否有胆量这样做。”其反华气焰非常嚣张。
任英国广播公司记者多年的印度作家汉弗莱·霍克斯，曾出版一部战争幻想小说《龙之火》，小说开卷提到，印度所支持的一队西藏分裂分子欲攻占拉萨，因而掀开了中印两大国的战幔。故事中，两国开战了约1个星期后，2007年5月8日，中国以核武器分别袭击新德里和孟买，杀死了最少20万人，从而结束了战争，印度则未作报复。费尔南德斯对该小说推崇备至。他认为，在书中看到了真实，每个印度人都应该看。费尔南德斯曾形容北京为印度“潜在的最大敌人”，在中印外交界掀起轩然大波。
多年来，以费尔南德斯为首的主战派之所以在印度政坛如此猖狂，就是因为背后有总理瓦杰帕伊在撑腰。瓦杰帕伊与费尔南德斯并不属于一个政党，但政治观点却惊人地一致。瓦杰帕伊一直希望印度拥有核武器，从而跻身于世界军事强国之列，这和一向立场强硬的费尔南德斯不谋而合，因此瓦杰帕伊当上总理以来，不顾人民党内部要员的反对，大力保举费尔南德斯。不仅如此，瓦杰帕伊还让费尔南德斯担任联合政府各党领导人联席会议的召集人。
张文木不明白的是，自1996年江泽民访问印度后开始恢复的中印关系为什么又突然陷入低谷呢？印度究竟想干什么？
张文木看到，印度的所谓“国家安全”概念分南北两面。在北面印度要求要有对巴基斯坦—中国西藏—孟加拉一线的实际控制能力，在南面则要求对印度洋的实际控制能力。要实现此目标，就不能回避北方中国纯粹由地缘因素产生的所谓“威胁”，而解除这一所谓“威胁”的最根本的途径，就是促成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西藏“独立”可使中印之间出现一个缓冲地带，可使印度在避免腹背夹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