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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有可能成为美国的朋友。因为“辩证法是历史逻辑的精髓，而国家利益则是历史逻辑发生的起点。没有实力的朋友最后为有实力的朋友所抛弃，而有实力的对手却成了朋友，这似乎是霸权政治的行为规律”。他举了一个例子，20世纪70年代，尼克松之所以跟毛泽东打交道，使中美关系正常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看到中国是一个不可屈服的对手，美国在与当代中国的较量中，如果认识到中国是一个无法战胜的对手，中美关系反倒会好转。而历来顺从美国的如吴庭艳、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等最后都成了牺牲品。
张文木也曾换一个角度来思考，就是像有些人主张的那样“顺着美国走”，但他马上发现这种想法完全是痴人说梦，不切实际，最根本的一点，中国“怎么可能接受美国的底线呢”？很明白，美国的底线不仅是让中国放弃台湾、南沙，而且还有西藏，甚至还不止这些。这样的中国还叫中国吗？
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张文木深刻认识到：“在外交这副天鹅 绒的手套里要藏有铁掌。中国只有脊梁强硬，和平的机会才会更多；只有做好准备，才有可能争取到和平。对一个国家而言，在国际斗争中至少应有可以还手的军事实力。历史经验表明，在军事安全领域让步的国家是绝无出路的。”
全面发展军事力量，质疑“只准备打‘有限战’”
张文木是最先直接表明“要准备打仗”的知识分子之一。这使他面临来自国内外的压力。但很多人都不能忘记张文木曾经说过的一句话：亡国的那种感觉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
1999年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遭遇北约的野蛮轰炸，两年后美军侦察机又在南海上空制造撞机事件，而日本提出的“周边事态法”，李登辉“两国论”，美国的TMD、NMD 计划，北约继续东扩等一系列事件的出现，已使中国面临了巨大的安全压力。张文木就是在这样严峻的国际环境下敲响人们心中的战争警钟的。
为什么要有战争的准备，因为中国要争取到自身的发展权。
“发展权”一直在张文木的国家安全战略思维中占有最重要的位置。2000年10月，张文木的《中国新世纪安全战略》出版后，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这部著作可称得上是张文木若干年来有关国家安全战略思想的大梳理，它从历史的角度，从政治、经济、国防等多个层面分析了中国在新世纪面临的严峻形势，其主旨仍然是有关中国“发展权”的战略问题。同年发表在《战略与管理》上的一篇题为《中国国家安全哲学》可以说是张文木阐述国家安全的又一次思想发酵。
张文木的后一篇文章提出了“中国国家安全哲学”的概念，新颖独到，别开生面。他认为，国家安全的最高目标是保卫国家主权，而保卫国家主权的最高表现则是保卫国家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由此推理，“国家安全”──不同于“公共安全”──就不应当是一个涉及社会个体安全的概念，而应当是一个只涉及国家及国家主权安危的概念；“国家安全”也不仅仅是国家主权中自保权存在的一种状态，它更是国民集体要求保卫自身生存和发展安全权利即自保权的合理延伸。
第四辑张文木 （3）
张文木看到，以往中国人对国家安全的认识，更多地侧重于国家的生存安全。在这种认识中，本国的安全与世界的安全是相对分离的。而美国人不是这样，美国人为什么在世界各地到处插手，因为美国人对国家安全的考虑，是从世界的范围来看问题的；对地缘战略的制定，美国人的视角是如何控制海洋及海上关键岛屿；对国家经济、政治战略的制定，美国人的视角是如何控制世界市场及能源资源关键地区；美国国内问题的解决，更多地也是从国际问题的解决入手的。由此，张文木认为，只要采用市场经济体制，不管其国体如何，它们必然要从世界的角度考虑其固有的发展权的问题。中国新世纪的国家安全应当主要是一个以维护中国发展权为核心的世界性的概念；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关注，应当从传统的维护本土安全，转变为维护已走向世界的中国政治和经济利益安全；中国的发展利益走到哪里，中国的安全观及其实现手段就应辐射到哪里。
这样做并不意味着中国要与其他国家“争霸世界”，中国不存在对其他国家发展的垄断权，只谋求自身发展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权，从经济的角度看，主要是一国在世界范围的自由贸易不受侵害的权利。而赢得这种权利的关键是自由利用世界贸易必需的交通线，特别是海上交通线的权利。中国既然选择了市场经济，那它就必然要拥有自由贸易及对自由贸易加以保护、特别是军事保护的权利。
在他看来，中国“不称霸”的外交政策不应被理解为放弃中国主权中固有的必然要走向世界的发展权，而应被理解为中国在争取和捍卫自己所拥有的必将融入世界的发展权──发展权只能是世界范围的发展权──的同时，不仅不排斥而且还要与其他国家平等地享有各自的发展权。反对霸权主义与保卫平等的发展权，是一对不可分割的概念。对中国──乃至对所有南方国家而言，不反霸则不能求发展，求发展必然要反霸。但是，“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的力量来摧毁”，反霸，至少要有与霸权不至过于悬殊的力量，尤其是军事力量。在这一点上，今天的许多人过于相信“国际法”的作用。然而“在当今世界上，光有法律而没有力量就得不到公正；法律的合理与否不取决于力量，但其有效性要由后者赋予”。用强力保卫自己应有的海外平等自由发展的权利，而不是动辄以“制裁”的方式剥夺他国的这种权利，这正是中国既要崛起又要坚持反对霸权主义的原则界线所在。
中国要崛起，中国要追求自身的发展权，当会受到来自美国等强权势力的挑战。就像张文木所言，美国不希望中国垮掉也不希望中国强大，只想瘫痪中国。瘫痪意味着中国重蹈鸦片战争时的覆辙，成为一个任人宰割的中等国家，那是中国人民绝对不能接受的。所以张文木才提出“要充分做好战争的准备”。
国人对战争有两种不同的想法：一种是不能打；一种是要打只打有限战争。这是多年来国人的一种普通心态。张文木一直反对政治绥靖。他在读了房宁的《新帝国主义时代与中国战略》一书后写下这样一段话：从1999年北约打击南联盟炸中国使馆，到2003年美国打击伊拉克，战争几乎一年发生一次；在中国周边从日本重整军事，到台湾分裂势力之所谓“公投”；阿富汗战争后，中国西气东输工程的上游地区失控，中国在伊拉克的大部分石油商业合同几近成为空文，与此同时还有相当的人沉浸在所谓和平与发展的高歌之中，对险象环生的周边安全环境熟视无睹，不思武备，而只将目光盯住GNP的增长上……目前相当一部分人只看图卷不见匕首的麻痹情绪，使他心中隐隐作痛。
张文木对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初的两个极具战略意义的动作十分钦佩。
第一件事是解放军进军西藏。印度是1947年独立的，当时中国国共两党正在进行大决战。他试想当时正是中国军事无力西顾的时候，如果1962年的中印边界战争提前14年，也就是说在1948年发生，其后果将是灾难性的；最好的结果也只能是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胜利后再与入侵者谈判，谈下来也很难是今天这个样子。
第二件事是，毛泽东决定抗美援朝。美国出兵朝鲜，实际上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在向苏联和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叫板。在这场较量中，世界各国都在观望它的结果，并由此决定各自的对华政策走向。结果中国打赢了，连斯大林都对新中国刮目相看，中苏很快结盟。1955年中国在万隆会议上耀眼风采的背后，是中国打败当时不可一世的美国的军事胜利。尼克松说得对，“只有在战场上夺取更大胜利，才能在谈判桌上赢得更多的东西”。张文木认为历史容不得政治家在关键时期有半点犹豫，而毛泽东的这两个动作是对其后中国国家安全具有基石意义的大事。
张文木认为，从历史和现状来看，国际社会并没有给中国留下其他选择的余地，而只留下了通过强力崛起为大国这样一种选择。在他看来，要打就要做好有限战争与大规模战争的两种准备。有限战争赢了，更好；没赢，就打大规模战争，一定要为中国赢得发展权。
收复台湾不会跟美国产生剧烈冲突
2003年6月，陈水扁放出话来，要在他任期内完成所谓的“核四公投”计划，从而为他的“台独”活动铺路。6月25日，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发言人李维一明确表示，台湾当局纵容和指使少数“台独”分子利用“公投”进行分裂活动，破坏台海和平，造成两岸关系紧张，这是违背包括广大台湾同胞在内的整个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对此我们坚决反对。与此同时，美国也在多个场合发话，反对台湾进行任何议题的“公民投票”，并称若台湾当局导致两岸关系紧张，“责任自负”。
正如中国政府所言，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也是最敏感的问题。在中美两国几十年的较量中，美国总是适时打“台湾牌”。
张文木相信台湾是美国手中的一张牌，但他认为还不能说是一张王牌。因为从历史的发展可以看出：美国的外交政策是随其全球战略而变化的。美国的大国战略一旦发生变化，它牺牲的往往是台湾，而非大陆。
他让人们看清这样一系列的案例：在1949年时，美国首先想到的就是扔掉台湾。因为当时中美建立合作关系的机会是非常多的，当时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临走时还在想方设法与中国共产党政权联系。美国当时对台湾采取的是抛弃态度。此后朝鲜战争爆发，中美处于对抗状态，台湾的地位有所上升。然而随着苏联的力量上升，美国又开始有限抛弃台湾。如果历史再往前推，在二战中的开罗会议上，为了拉住中国抗日，美国就承诺，一旦战争结束，就将台湾归还中国（当时台湾尚处于日本占领之下）。所以，从历史的过程来看，美国对台湾的态度是：只要对其全球战略有利，需要保就保； 一旦大国战略发生变化，该牺牲就牺牲。所以台湾只是美国手中的一张牌而非王牌，是美国全球战略局部中的一颗棋子。
张文木认为，台湾在美战略中的作用，并不取决于台湾自身而取决于中国的发展。中国的前景在未来的历史上有两种可能性：崛起和后退。如果中国崛起，我们的军事与国防力量非常强大，我们发展得非常之好，在美国战略中，台湾的作用就可能下降。
张文木曾有一篇很有影响的文章叫《亚太大国政治中的台湾问题》，从近代史以来中美关系的演变过程，详细分析了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奇妙变化，并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