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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初，解思忠接受任命后离开宝鸡市和刚组建的小家庭，来到地处秦岭腹地的略阳钢铁厂工地。建筑工地的生活本来就艰苦，由于地处山区，在艰苦之外还增加了单调，几乎没有什么文化生活。工地食堂的早餐和晚餐从来不变，都是馒头、玉米面粥和同一种廉价的咸菜；中餐很少有荤菜，大约每个月才能吃到一次肉。在矿区施工时，他一度住在山坡上用席子和油毡搭建的简易工棚里；床前荒草丛生，窗外青苔壁立，每天只有五六个小时能见到太阳。
尽管生活艰苦，解思忠和周围的工人却相处得很融洽。他对工人很尊重，经常教他们看图纸，给他们讲授建筑施工知识；工人对他也很尊重，不仅在工作上支持，而且在生活上也给予关照。他在《素质与命运》一书中曾这样写道：
从懂事起，我就长期生活在农村，无论是家庭的社会地位，还是家庭的经济状况，都处于社会的底层，因此，从小就是仰面看着世界的一切……考上大学后，用一句世俗的话来说，就是成了‘社会的骄子’——在当时的同龄人中，能上大学的还是极少数；然而，这种在底层社会生活中形成的平民意识却已刻骨铭心。大学毕业后，在建筑施工队伍中生活的10年时间里，与工人朝夕相处；这段经历固然充满了酸甜苦辣，却更加强化了我的平民意识，使我此后无论在什么环境中都能和周围的人群融为一体，无论身居何等地位也不为职务所累，始终能以一个普通人的角色自由自在地生活。
解思忠在秦岭大山里一呆就是三年多。1975年夏天，由于修建首都国际机场候机楼，需要从公司借调施工人员，他被选任该项工程的技术监督——相当于现在的工程监理。当时，要求担任这一职务的施工技术人员必须从未出现过工程质量事故；他从开始担任施工技术员，到后来担任施工队技术负责人的三年多时间里，负责施工过20多项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从未出现过工程质量事故。
在首都国际机场候机楼工程长达四年多时间的施工过程中，每一道工序的交接和每一项隐蔽工程的覆盖，都要求通知技术监督到场进行检查，经验收合格、签字同意后才能进行下一道工序。由于解思忠的敬业与严谨，在整个施工期间，凡经他签字验收过的项目，从未出现过工程质量事故；候机楼工程竣工后质量被评为“优良”，他自己也被评为“先进工作者”。
1976年唐山地震后，解思忠曾到现场对建筑物受灾情况做过考察，感触很深，便在紧张的施工之余，独立进行了关于工程抗震的科学研究；所撰写的科技论文《关于提高砖砌体抗震性能的探讨》，发表在国家级学术刊物《建筑技术》上。鉴于他的施工技术水平与科学研究成果，由工程师晋升为高级工程师。
候机楼工程1979年秋竣工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关注，并得到各方面好评。当时的国家城市建设总局（后改组为建设部）从担任候机楼工程施工的管理人员中选调机关干部；经公司领导推荐，总局派人考察，解思忠于1980年初被借调试用，6月正式调入。
这次工作调动，意味着解思忠走出了秦岭大山，离开了大西北，同时也结束了风雨10年、给他留下太多难忘记忆的建筑工地生活。这次工作调动，标志着解思忠人生道路上的一大转折；从此，便由基层施工单位进入中央国家机关，走上了从政之路——尽管这是他此前从未想过的，也并非是他所刻意追求的。
第二辑解思忠 （3）
艰难曲折文学路
早在初中时期，解思忠就开始做起了“作家梦”。
到县城上初中后，解思忠第一次在阅览室里看到那么多的文学刊物；于是，每天课余时间都要去阅览室；而且，自己还订阅了阅览室里没有的《文学知识》等杂志。他还经常到离学校不远的新华书店去看书，遇到特别喜欢的便狠狠心买下。这些订杂志和买书的钱，都是假期和课余勤工俭学挣来的；而他当时为了省钱，却吃着开水泡馒头，连咸菜也舍不得买。
文学书刊看得多了，写作的水平也就相应提高了。从初中到高中，解思忠的作文在全班、乃至于全校都一直是佼佼者，经常被老师批上“贴堂”二字，重抄后张贴在教室后面的墙上给其他同学看；有的还被抄写在黑板上，作为范文讲解。随着对文学的兴趣日渐浓厚，他立志将来要成为一名作家。当时，社会上正流行着《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等长篇小说；每当他拿起这些厚厚的书时，总忍不住用手反复摩挲，久久地凝望着封面上的作者署名，心想：我要是什么时候也能写出这样一部长篇小说就好了！
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解思忠曾暗自下定决心，将来要考取北京大学中文系。平时他努力学好各门功课，假期则集中时间专攻文学。他曾利用一个寒假，摘录了数百首唐宋诗词，装订成册，取名为《绝妙诗词》，供自己欣赏背诵。他还曾利用一个暑假留在学校里，白天勤工俭学，晚上挑灯夜战，钻研古典文学。为了避免干扰，独自住在一间堆满课桌椅的教室里——由于进出都得低头弯腰，从课桌椅的缝隙中间小心翼翼地钻过去，别人也就不进来了；一个暑假下来，他把从先秦到明清的散文名篇摘抄了几大本，并将其中部分篇章翻译成白话文。
然而，就在高中毕业之前，解思忠却突然改考理工科，原因是担心家庭出身会影响录取。在当时那个“极左”年代里，家庭出身不好的考生往往会由于“政审不合格”而被剥夺录取资格；即便能合格，在录取时也不会一视同仁，尤其是全国重点大学和文科类专业。他想，自己虽然一直准备报考文科，但数理化成绩在班上也是名列前茅，如改考理工科，反而更有把握考取全国重点大学；而且，学理工科并不妨碍自己将来实现当作家的理想——他曾在一本介绍俄罗斯作家的书中看到，有位作家同时也是工程师。
进入大学后，解思忠在紧张的学习之余，仍然保持着对文学的爱好与追求，课余时间经常到图书馆去看书、借书。“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尽管绝大多数文学作品被视为“封资修”而遭禁，学校和社会上的图书馆都被关闭，书店里也几乎买不到什么书，但他还是想方设法地借阅了大量的人文著作。1967年9月，正当“文化大革命”处于高潮的时候，他在北京的大姐家住了一个月，每天闭门读书，把《鲁迅全集》从头到尾地看了一遍，并摘抄了一本语录；从那时起，他不仅对鲁迅先生深刻的思想佩服之至，还开始对国民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参加工作后，在秦岭山区的艰苦环境中，解思忠又把文学当作自己的精神寄托。1973年春节放假后，解思忠留在工地值班；期间在他的生活中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儿子出生了；二是他自己立下了创作一部反映建筑工地生活长篇小说的宏愿，并以诗言志，题为《读〈孟子·告子下〉》：“舜本农夫，躬耕畎亩；傅说为相，举于版筑。考其根由，俗子凡夫；何以玉成？艰难困苦。食无求饱，居无求安；自强不息，大行不偏。君子酬志，十年未晚；不鸣则已，一鸣冲天。”——10年之后，他创作的另外一部长篇小说终于被出版社采用！
当时，虽然还处在“文化大革命”中，文学园地依然荒芜凋零，却不再是前几年那种只有几个“革命样板戏”的状况，已有几部长篇小说问世，有些省级文学刊物也陆续恢复。解思忠为了赡养老人、抚育孩子，自己每月只留用十几元钱的生活费，却还是咬咬牙，把当时的文学刊物几乎都订了，以致于邮局还以为他是在为单位阅览室订杂志。在矿区施工期间，工地上只有一份《陕西日报》；他经常吃过晚饭后，骑自行车颠簸十几里山路，到厂区的阅览室里去看报纸，然后披星戴月地摸黑回来。
时过不久，解思忠调到厂区施工，住宿条件比矿区改善了许多；但为了业余时间少受外界干扰，他主动要求住进一间别人都不愿意住的宿舍——孤零零的四面都是外墙，可谓“夏暖冬凉”，而且只有五六平方米。他在里面支了张床后，连张普通的桌子也放不下，只好用木板钉了个简易的小桌子；写作时，就坐着小板凳，佝偻着腰趴在上面；写得累了，便直起腰来，捶打捶打后背，看看桌上儿子的照片。
经过两年笔耕，解思忠终于完成了一部约30万字的长篇小说；投寄到北京一家出版社后，便如同泥牛入海。他借调到京参加首都国际机场建设后，就去出版社打听书稿的消息；这才知道当时每出版一部长篇小说，都要经过中央主管意识形态的某位领导人审读批准，而且全国只有这家出版社出版长篇小说，每年也就是一两部。他看出版无望，便把书稿带回来，锁在了自己的办公桌抽屉里。
此后，每当解思忠打开抽屉，目光接触到书稿时，心便隐隐地被刺痛一下；他既没有勇气再去翻看，也舍不得扔掉——它毕竟凝聚了自己两年的心血，给过自己美好的希望。“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后，他的情绪异常低落；经过一番痛苦的思索，决定放弃文学创作，并把书稿扔进了房后一条靠近农田的小水沟。谁知几天之后，那部书稿却像投水自尽者一样漂浮了起来；他将书稿捞起来后和砖头捆在一起，再次扔了进去。近10多年来，他虽然不断有新作问世，却对这部书稿总难以忘怀；每当乘坐飞机在首都机场起落时，都忍不住会遥望停机坪北面的一座楼房——它后面曾经有过一条小水沟，那里埋葬着自己的第一部书稿。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解思忠再次萌发了创作的欲望；经过一番论证，他决定以方志敏创建赣东北革命根据地为题材，创作一部长篇小说。之所以选取这一题材，一方面是这种历史题材的作品一般不会由于时间长而“过时”——他已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另一方面，则是出于对方志敏本人的敬仰——他不仅是一位革命烈士，还是一个热爱祖国、忠于信仰、有节操的知识分子；不仅是共产党员的楷模，也是知识分子的楷模，是做人的楷模。2001年，这部长篇小说出版后时过10多年，方志敏研究会成立时聘请解思忠为顾问；在2002年的年会上，他作了一次题为《重精神重操守》的演讲，对方志敏精神进行了颂扬。
创作历史题材作品，首先得搜集资料。然而，当时一些诸如《红旗飘飘》《星火燎原》这样的革命回忆录，在“文化大革命”中封存后还没有解禁，北京只有两家图书馆能借阅到这类书籍报刊：一家是地处北海的北京图书馆，另一家是地处国子监的首都图书馆；这两家图书馆都得凭单位介绍信借阅，而且还不许将书籍报刊带出阅览室。当时，解思忠上班和居住都在远离市区的首都机场工地，于是就选择了较近的首都图书馆；即便这样，从首都机场乘公共汽车也得近两个小时。由于施工任务紧，工地两个星期才休息一天，只能利用这一天休息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