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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质就是命运，国民素质是第一国力
——解思忠
在当今，一本人文著作要能得到广大读者的好评并不难，如果又能得到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好评就绝无仅有了，如果还能博得境外媒体的一致好评，恐怕就只有《国民素质忧思录》一书了。
在当今，一位高级工程师出身的副部长并不罕见，如果又是一名作家就绝无仅有了，如果还是一名人文学者，恐怕就只有解思忠一人了。
我和许多人一样，都是通过《国民素质忧思录》这本书，开始认识解思忠这个人的；在2003年一个秋日的上午，登门对他进行了采访——
一走进解思忠的办公室，目光便被墙上一张2002年2月28日朱基总理与他握手交谈的大幅照片所吸引。据介绍，他与许多国家领导人合过影，之所以选取这一张挂在办公桌的正前方，一是因为非常敬仰朱总理的为官、为人，二是提醒自己不要忘了朱总理的教诲与嘱托。
解思忠虽然已57岁，但充沛的精力和敏捷的思维给人的感觉却比实际年龄小了许多。他有着北方人特有的高大身材，和蔼儒雅，平易近人，脚上的一双黑布鞋格外引人注目。接过名片，只见上面印着单位——“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及职务——“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再接过他年初刚出版的《国民素质演讲录》一书，只见封底上有一段关于他的简介文字：
解思忠，国民素质研究专家。曾任国务院研究室教科文卫司司长，现任中央国家机关副部长级职务，兼任北京大学国民素质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同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研究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高级工程师。已出版8部国民素质专著与4部长篇文学作品，学术代表作为“全国优秀畅销书”《国民素质忧思录》《观念枷锁》和《国民素质读本》，合称“国民素质三部曲”……
看着解思忠集国务院副部长、高级工程师、人文学者、作家于一身的种种头衔，我出于好奇，便问起了他的人生经历。“说来话长，你还是看看我的这本书吧——”他笑着递过一本2002年出版的《素质与命运》，“这本书，既是一部阐发我提出的‘素质就是命运’这一命题的现身说法的感悟录，也是一部回顾自己半个世纪以来求学、治学道路上得失成败，并从自身素质方面追溯原因的回忆录。你看过之后，自然就会对我所走过的道路有所了解。”
第二辑解思忠 （2）
宝剑锋从磨砺出
解思忠1946年4月23日生于山西运城，一岁时父死财空，全家在西安依靠母亲做工艰难度日；解放后，政府曾救济给面粉、布匹，有两个姐姐还被社会福利机构收养。由于在城市生活难以为继，母亲便于1950年底拖儿带女回到阔别10多年的原籍山西万荣，先投奔娘家，后来才回到老家北牛池村。老家只有一位继祖母，已多年没有联系，“土改”中又被划为“地主”，此时就更是难以求助，全家只好依靠母亲务农继续艰难度日。
解思忠6岁上学，因家穷买不起课本，便借用上一年级学生使用过的旧课本。当时学校要求每个学生准备两支毛笔，一支粗点的写大楷，一支细点的写小楷；而他只有一支姐姐用过的大楷笔，写小楷时便用大楷笔的笔尖小心翼翼地去写。由于害怕老师会归咎于没有按要求准备毛笔，他的毛笔字写得格外认真；每张都有许多大楷字被老师用红笔在旁边“画圆圈”，小楷字则有许多被老师用红笔在旁边“点瓜子”，即点上形如瓜子的顿点，都是表示写得好。
12岁那年，解思忠到10多里远的县城去上中学，从此便离家独立生活。当时家中依然困难，为了省钱，他长期自带干粮，入学校的“水灶”——每月交两元钱，只喝食堂的开水；一天三顿饭几乎都是开水泡馒头，再放些盐，连咸菜也不买。冬天，馒头冰冻后用手掰不开，就在门边砖墙的棱角上用力去砸，边砸边把散落在地上的小碎块拣起来放进盛着开水的碗里——后来水就变凉了。到夏天，馒头很快会长出绿毛，他用手擦一擦便吃了下去；有时甚至会霉变成白色的松散物，也只好就那样吃下去。
从上初中开始，解思忠便开始利用假期和课余勤工俭学；有时到建筑工地上当小工，有时采集洋槐树籽去卖。初中毕业刚参加完升学考试，他就和一个小伙伴进山割草，饿了啃干粮，渴了就用手掬着喝洼地上积存的雨水；傍晚，两人用独轮车把割的草运出山， 晚上就在附近一个同学家的土炕上和衣而睡。一个假期下来，割草卖了30多元钱，解决了上高中后的学习费用。
回顾童年的艰苦生活，解思忠在《素质与命运》一书中曾这样写道：“我深深感到，贫困是人生宝贵的精神资源，从中可以学习到许多书本里学习不到的东西——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儿童成长不可缺少的精神钙质。正是由于童年的磨难，使得我此后无论是在何种艰苦的环境之中，都没有因物质生活贫困而退却过。”
解思忠从小学习成绩优秀，小学毕业后本来可以保送上中学，却由于当时家人对有关政策规定不了解，而想当然地按继祖母的成分将家庭出身填报为“地主”（一直到1984年在建设部工作期间入党时，组织上才明确可暂填写为“未划”），故与保送无缘。从此，他便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值得庆幸的是，由于从小受母亲的教诲，后来又受一位中学老师的影响，他一直保持着强烈的进取心。
上初中时，解思忠曾把白居易一首咏凌霄诗不仅背了下来，还用毛笔题写在家中的墙壁上。这首诗的大意是：凌霄这种植物，本身不能自立，往往攀援于其它植物而“凌霄”，但当遇到大风时，却往往避免不了“朝为拂云花，暮为委地樵”的可悲命运。他之所以如此喜欢这首诗，就是有感于自己“低人一等”，又没有可以攀附的社会关系，只有依靠自强、自立。
解思忠上学的那个年代，还没有现在的九年制义务教育，从小学四年级初小毕业升高小就开始淘汰了，高小毕业后升初中又是一次淘汰；而最严酷的一次淘汰是1961年初中毕业升高中——由于国家正值困难时期，压缩招生比例，当地的录取率仅为百分之十几。这样层层淘汰的结果，使得小学毕业时一个班的同学中，最后只有他一人上了大学。
升入高中后，面对更为激烈的竞争，解思忠学习也更为刻苦。他的俄语成绩在几门功课中较为落后，为了赶上去，平时几乎一直把俄语课本卷着塞在裤口袋里，只要有片刻空闲，就拿出来看看；书页被翻得又软又薄，毛茸茸的，几乎要粘在一起，只好把蜡烛熔化后滴在侧面镶一道硬边，才能勉强揭开；第一册书学完后，便如同一摞布片，从任何一个角度都能毫不费力地卷起来。高二第一学期期中考试，他的俄语成绩以100分在全班独占鳌头。此后，他一直把这个分数保持到毕业；每次考试交卷后，老师当堂看过就张贴在教室后面，作为标准答案。
1964年高中毕业后，解思忠尽管由报考文科改为报考理工科，却还是考取了第一志愿——同济大学，走出了哺育他长大成人、又给他留下太多难忘记忆的黄土高原，远赴东海之滨的上海，开始了他的大学生活。
解思忠在大学学的是城市建设工程专业。通过前两年的基础课学习，完成了理工科的基本训练，具备了一定的科学素养；尤其是高等数学这门课，使他获益非浅。在两个学年的学习中，他的高等数学成绩一直保持着5分；参加工作后时过多年，还把《高等数学习题集》有选择地做了一遍。他在《素质与命运》一书中曾这样写道：
数学以其严密的推理和高度的准确，培养了我的逻辑思维能力和穷追深究的思维习惯，使我每每为纷乱如麻的世事所困扰时，最终都能理出个头绪来。数学是一种训练思维的体操，是一门人生的智慧之学。我从数学的受益不仅在于人生，而且还在于文学。在许多人眼里，文学与数学几乎是绝缘甚至相悖的——文学寓思维于形象，数学寓思维于抽象。我的体验却不完全是这样。大多数的文学作品诚然以状物写神为主，但高超的立意、透骨的剖析、合理的布局和准确的描绘，莫不需要一定的抽象思维能力。
1966年夏天，解思忠即将升入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爆发了。他的家庭出身问题当时虽已向有关方面提出，却尚未做出结论；所以，仍然被视为“黑五类子女”，拒之于“红卫兵”组织的大门之外。由于压抑、苦闷，他尽量远离学校和人群以逃避运动，当了一名“逍遥派”。当时，所能采取的最好办法就是借“大串联”外出；所以，可以免费乘车时，他独自一人云游四方；后来停止免费乘车，他又与一位同学背起行囊，结伴而行，从上海出发，途经嘉兴、杭州、绍兴、诸暨等地，徒步走过了浙江、江西两省，一直到停止“大串联”。
在外出“大串联”期间，解思忠虽然日行百里，却兴致勃勃，并触景生情，写了许多诗词。例如：他1966年11月在大连海滨写了一首《观海》：“波平万顷碧，涛生千堆雪；吾欲投其里，欣然化鱼鳖”；1966年12月在黄河茅津渡口写了一首《望黄河》：“黄水浑然去，勾我野人情：岸边结草庐，披发卧夕阳”。
结束“大串联”返校后，解思忠在一位从事美术工作的朋友指导下，从临摹《芥子园画传》入手，潜心学习国画，主攻写意花鸟与山水；在此期间，还欣赏了许多绘画、书法作品，阅读了一些艺术方面的图书。后来，由于“战备”要求，他不得不中断学习，和其他同学一起被“疏散”到上海市郊的农村。尽管此后他再也没有练习过国画，却一直保持着对中国书画的浓厚兴趣。
1970年夏天，按照“面向农村，面向厂矿，面向边境，面向基层”的分配方针，最后两届大学毕业生绝大多数被分配到边远地区的基层单位。解思忠被分配到地处宝鸡市的陕西省第七建筑公司，在施工队“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与从农村招来的农民工一起做小工，干些挖土、搬砖、拌灰浆之类的力气活。
1971年秋天，工地由于暂时没有技术人员，把一座45米高的烟囱砌得弯弯曲曲，构成重大工程质量事故；公司召开了现场会，决定拆除重砌，并指定解思忠在继续做小工的同时，负责该项工程的施工技术。对既没有施工经验、又得做小工的解思忠来说，这的确是个考验。由于他的敬业与严谨，竣工后经仪器测量，垂直误差居然为零，在公司一时传为佳话；他自己也因此而很快被任命为施工技术员，在同一批分配来的40多名大学生中最早结束“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
1972年初，解思忠接受任命后离开宝鸡市和刚组建的小家庭，来到地处秦岭腹地的略阳钢铁厂工地。建筑工地的生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