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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关于坟场描写，《药》和《我的弟弟康雄》这两篇小说的基调都是灰色的，寂寞、凄凉和冷峻。人们读后，不能不戚戚然而动容。两篇小说的不同点则在于：《药》突出了作家的主观意识，《我的弟弟康雄》却注重客观的描绘。在《药》里，作家让乌鸦显灵以宣泄心头的愤慨，又在夏瑜坟前增添了花环，从而让作家自己心中萌发出的一丝亮光，给黑暗中的人们以希望。它的艺术效果十分明显：人们在重重的压抑下，缓缓地舒出一口郁闷之气，去期待那丝丝亮光演变成辉煌。在《我的弟弟康雄》里，茫茫阴霾的天空，和富人坟头区分分明的穷人坟头的杂草丛，随着一只又一只乌鸦，自由地刺穿天空而去，父女两人连一只乌鸦也不如，面对亲人被吞噬的残酷现实，却很无奈，在寂寞、凄凉、冷漠氛围中，表现的是康雄姐姐那种叫天天不应，顿地地无声的无奈——绝望的情绪。显然，两篇小说通过乌鸦这一相同的具象，却表现不同的思绪。仅仅从这一篇小说，我们就可以看出来，鲁迅对于陈映真的影响是“命运性”的韦名：《陈映真的自白——文学思想及政治观》。《陈映真作品集》第6卷，第35页。。陈映真说，“在文字上，他的语言、思考，给我很大影响”同①。。读完陈映真的全部小说后，我们还能确认，这种影响是深刻的。
（二）
《乡村的教师》和《故乡》继续和发展着《我的弟弟康雄》所表现的思想，作品黑灰的基调在不断地浓化。
《乡村的教师》讲述的是抗日战争前后发生在台湾农村的故事。作品里的青年主人公吴锦翔，是个出身贫苦的佃农，对劳动、劳动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少年时期曾秘密地参加过抗日活动，阅读过进步书籍，因此，日本官宪便特意把他征召到火线波罗洲去。在战场上经历了恐怖、死亡、非人性的残忍的磨难之后，他终于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回到了故乡。由于他自小以苦读闻名于山村，就被乡亲推举到山村小学任教。这在当时当地确实是一件体面的事。面对十七个黝黑的学童，五年战火给他的摧残，似乎像梦魇一般过去了，学生、山村小学，又重新燃起了他失去的生活热情。他认为这是个发展的机会，何况，这里面还“有一种他平生初次的对于祖国的情热”陈映真：《乡村的教师》。《陈映真作品集》第1卷，第28页。，他想，“这世界终于有一天会变好的。”同①，第29页。然而，现实又一次撕碎了吴锦翔的理想，再加上与战争中吃人肉时的幻灭感交织在一起，他终于精神崩溃割腕自杀了。
《故乡》中的哥哥本来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从日本留学归来，不去开业做医师赚钱，而是在一个炼焦厂做保健医师，为劳苦大众服务，“白天在焦炭厂工作得像个炼焦工人；晚上洗掉煤烟又在教堂做事”陈映真：《故乡》。《陈映真作品集》第1卷，第39页。。他热切地盼望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建立一个耶稣基督的爱的社会，他常常祈祷着：“耶和华啊！感谢您又一度将我们这群小羊聚集在您的约旦河傍；这里有您甘甜如蜜的溪水，这里有您嫩绿如茵的牧草……”同③。然而后来他的家庭败落了，债权人无情地逼债，把他赶出了老屋，世人都一改过去的常态，冷眼相待。他的爱的理想完全破灭了。于是，“魔鬼不也是天使沦落的吗？”同③，第40页。他从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变成了一个大赌徒，俊美如太阳神的哥哥，变成了一个“由理性、宗教和社会主义所合成的壮烈地失败了的普罗米修斯神”陈映真：《故乡》。《陈映真作品集》第1卷，第39页。。
和《我的弟弟康雄》一样，这两篇作品显然也是在描写小知识分子的理想和现实间的巨大矛盾和冲突，以及理想幻灭后的悲观和绝望情绪。和《我的弟弟康雄》不同的地方，则是：
其一，由主人公的经历折射社会生活有所不同。康雄拥有一幅乌托邦的社会改革的理想的图画，但并没有任何实际行动。而吴锦翔，战前参加了抗日活动，战后又献身山村的小学教育，是改革台湾的新生一代。《故乡》里的哥哥更是背叛了富家子弟的传统，为劳苦大众而服务。两个人都是社会改革的参与者。陈映真以作品的这两个主人公的活动为中心，在描写吴锦翔、哥哥的生活经历中，特别是对吴锦翔的描写中，涉及到了抗日战争前后台湾发生的许多重要的历史事件，如日据时期的读书会，抗日战争中台湾子弟被迫入伍下南洋，充当日本帝国主义的炮灰，抗战胜利台湾光复，大陆的解放战争中国民党败北去台，二二八事件等等。显然，《乡村的教师》和《故乡》在反映生活的深广程度上，要比《我的弟弟康雄》前进了一步。
就是在主人公所处的社会环境的描绘上，也有了变化。《我的弟弟康雄》的笔墨几乎全部用在康雄和康雄姐姐的身上，康雄的父亲、穷画家以及富足的丈夫都是一笔带过。而在《乡村的教师》里，陈映真从山村村民写到了根福嫂，再写到她的儿子吴锦翔，然后又从吴锦翔写到根福嫂，最后落笔到山村村民的生存状态和文化心态上。在《故乡》里，陈映真更是写到了社会生活的最底层，写了出身穷苦沦落为娼妓、赌徒却心地又很善良的嫂子，让人看到社会生活更为悲惨的一面。
其二，由主人公的遭遇表现出来的作品的思想，各有特点。
《乡村的教师》写吴锦翔战后归乡，尽管高兴，尽管又唤起了生活的热情，但是始终有一个深藏着的永远无法解开的心结。这心结是，当乡亲询问健次他们的音讯时，吴锦翔出乎众人意外地只回了一个惶恐的眼色。还有，他只是扳着手指，咯吱咯吱作响的异样动作。五年的战火经历，他不敢想，不敢说。他不敢触动那灵魂深处的创伤。他无奈何地只能说战争像梦一般过去了，这世界终于有一天会变好的，聊以自慰。然而，民族分裂的时代，二二八以后弥漫的令人窒息与绝望的氛围，甚至他的学生又要应召入伍上战场了，这残酷的现实又碾碎了他重新萌发的希望。他的精神全面崩溃了。终于，在欢送学生入伍当兵的酒席上，“应召入营”再一次刺伤了他。在众多乡亲面前，他猛然地向着众人公开了那一份深藏的心结。你看——
酒席上，吴锦翔眯着眼，满脸通红。酒给他壮了胆，突然，他强瞪着眼，大声发问：“人肉咸咸的，能吃吗？”大家不以为然，笑了起来。他再次质疑：“能吃吗？人肉咸咸的啦，岂是能吃的吗！”众人敷衍地说：“自然，自然。人肉是咸的，哪能吃呢？”这时，吴锦翔却出人意外地说：“我就吃过。”“在波罗洲，在Borneo！”于是，大家沉默了，惊异地听着那“人吃人”的非人性的恐怖真相——
“没东西吃，就吃人肉……娘的，谁都不敢睡觉，怕睡了就被杀了。”他眯起眼睛，耸着肩，像是挣扎在一支刺刀之下。
“真是咸咸的吗？”
“咸的？——咸的！还冒泡呢。”
“……”
“吃过人心吗？嗯？”
“……”
“吃过吗？……拳头那么大一个，切成这样……一条一条的——”他用筷子蘸着酒，歪歪斜斜地在桌子上划着小长条子，“装在hango（饭盒）……”
大家都危坐着，“听见桌底下咯吱咯吱的声音，却有些悚然了。
“放在火上，那心就往上跳！一尺多高！“
“……”
“就赶紧给盖上，听见它们，叮冬叮冬地，跳个不停，跳个，不停。很久，叮叮冬冬的……”
大家都噤着。这时候，吴老师突然用力摔下筷子，向披着红缎的青年怒声说：
“吃过吗？都吃过吗？嗯……”陈映真：《乡村的教师》。《陈映真作品集》第1卷，第33—34页。
说罢，他“就像小儿一般哼哼哀哀地哭了起来”同①，第34页。。
那极端的发问，那惨烈的答案，还有吴锦翔那凄哀的哭声，不能不让我们想起了鲁迅的《狂人日记》，想起了鲁迅在《狂人日记》里讲出的振聋发聩的容不得人吃人的社会的理念。在这里，陈映真不正是在引领着读者去感悟那时的台湾社会生活的本质吗？！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篇作品里，陈映真写出了鲁迅小说里的“看客”的形象。就在吴锦翔怒声质问“吃过吗？都吃过吗？”的时候，有人竟漠然地一而再地问“真是咸咸的吗？”当人们知道吴锦翔吃过人肉人心时，村民们无知愚昧，非但不理解同情吴锦翔悲惨的遭遇，不帮助爱护他，反而以异样的眼色来对待他，甚至在吴锦翔死后，根福嫂的尖声号啕的哭声还招来年轻人的愠怒。小说的末尾有这样的描述：
年轻的人有些愠怒于这样一个阴气的死和哭声；而老年人则泰半都沉默着。他们似乎想说些什么，而终于都只是懒懒地嚼嚼嘴巴罢了。但到了入夜的时候，这哭声却又沉默了。那天夜里有极好的月亮，极好的星光，以及极好的山风。但人们似乎都不约而同地提早关门了。陈映真：《乡村的教师》。《陈映真作品集》第1卷，第35页。
村民们或厌恶，或漠然，或懵懂，或怕事，即使有阅历的老人有些想法，但也懒得管闲事。这，让我们想起了鲁迅《风波》里也有类似的描写。《风波》里，八一嫂和赵七爷激烈论辩的时候，村里人并没有站在正义的八一嫂这边，一个个只是呆呆地站着。对于七斤的犯法，将要被砍头，“他们也仿佛想发些议论，却又觉得没有什么议论可发。”当“嗡嗡的一阵乱嚷，蚊子都撞过赤膊身子，闯到乌桕树下去做市”时，“他们也就慢慢地走散回家，关上门去睡觉。”鲁迅：《风波》。《鲁迅全集》第1卷，第497页。当年，这样的“看客”，鲁迅在小说《药》里也写过，在散文《藤野先生》里还写过。鲁迅这样写，是在写出我们国人的精神的麻木，用以引起疗救的注意。鲁迅为的是启蒙。陈映真呢，又何尝不是如此！
《故乡》也是催人思考的！
在《我的弟弟康雄》里，陈映真借康雄姐姐的笔，大胆地把康雄和基督相提并论，认为他的弟弟和基督一样圣洁。在《故乡》里，陈映真进一步通过哥哥的形象宣布了基督所传播的爱的世界是空想，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所以，作品里的弟弟——“我”，困惑了。“我不回家”——“我”不能走哥哥那条扭曲人性的道路。那么，路在哪里呢？这时，思想“豹变”许南村：《后街》。的陈映真，